库桂生^[2]在《国防经济学说史》一书中指出，英国经济学家Hirst于1914年出版的《战争政治经济学》标志着国防经济学的诞生。国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刚刚走过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它的思想渊源却十分久远。早在春秋时期，以齐国为代表的春秋列国均实行“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3]，即兵卒平时在田务农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征募为兵；在东汉时期，曹操采取了枣祗和韩浩的提议，实行“军事屯田”制度^[4]，既安定了百姓，又解决了军粮供应不足的问题。在国外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5]认为，国防费用的支出是国家的首要政策，应该维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会危害国家经济。大卫·李嘉图^[6]指出，战争的爆发会对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7]指出，在战争和经济的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战争是由经济决定的，是实现经济要求的手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在这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发展得均不平衡，各国争夺经济资源和世界霸权的斗争亦愈发激烈。新老帝国主义不断膨胀的野心使其矛盾无法调和，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期间，各大国的军事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为赢得战争胜利，他们在财政、物资、兵员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防经济学还处于战争经济学的初级形态，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集中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上，目的是研究经济如何为打赢战争服务。

英国经济学家Hirst^[8]认为，战争无疑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危害。从经济角度看，任何用于军事武器的财政支出都是一种浪费。然而，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这种军事支出又是绝对必要的。他深刻地认识到战争与经济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冲突的辩证关系，却还没有深入到战时经济运行的细节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启发经济学家深入思考战时经济与常态经济之间的差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实际经验为素材，阿瑟·塞西尔·庇古^[9]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战时经济蓝图。他着眼于战争爆发的全过程，从战争资源的筹集、战时的经济统制和战后的经济复员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他的战争经济理论中，透露出一种资源转移的思想。无论是通过增加劳动总量、减少个人消费、增税和征用等途径来筹集战争资源，还是通过物价统制、定量分配和生产资料统制等措施来实行战时经济统制，都是为了尽可能地转移更多的资源为战争服务。当战争结束后，经济复员的各项措施也都是为了将已经用于战争的资源转回到国民经济领域，以尽快消除战争对经济运行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说阿瑟·塞西尔·庇古的思想集中于常态经济与战时经济的转换，那么德国军事家埃里克·鲁登道夫^[10]20-32则致力于创立一种平时和战时通用的战争经济学形态。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德国的战败分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德国的统治势力并没有“容忍”凡尔赛和约，时刻没有放松军事生产和准备再次发动战争。在德国社会中，也普遍弥漫着一种复仇情绪。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总体战”的思想应运而生。

埃里克·鲁登道夫^[10]3-7认为，总体战的目的并非止于争夺领土、殖民地、话语权、经济资源的层次上，而是上升到了维持民族生存的高度。这就要求国家充分发挥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对敌方的武装力量和全体人民进行攻击。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应该由政府主导，建立一个经济国防化的国家，在经济上消除平时和战时的区别。

通过对总体战思想进行剖析不难发现，埃里克·鲁登道夫将战争视为维持民族生存的重要手段，配置经济资源的目的都是服务于战争的。在他的思想中，没有平时经济和战时经济之分，也不存在平战转换的概念，只有时刻面向战争的国防经济这一种经济形态。客观来说，埃里克·鲁登道夫的国防经济思想可以大大增强一个国家的国防实力，但是从长远来看，势必妨碍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埃里克·鲁登道夫的国防经济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学家董问樵^[11]的理论就源于德国的国防经济学说，继承了军事经济一体化的思想。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下，他认为“现代战争”是全体性的战争和全民族的战争，所以在全民战争时期应该建立平时和战时保卫民族之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国防的制度。与埃里克·鲁登道夫思想所不同的是，他十分重视经济动员和经济复员的作用，而且经济复员计划要与经济动员计划一同制定。另一位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12]提出的“全体性战争”与总体战思想不谋而合，但他反对埃里克·鲁登道夫提出的“军事目标控制政策”理论，而是主张将国防建设寓于平时国家建设中，实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

埃里克·鲁登道夫的战争经济观具有总体主义的性质，能够实施总体主义领导的只能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经济方面，总体主义模式即表现为由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和军事一体化。这种模式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十月革命后，面对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围剿，列宁提出了一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将工业、手工业全部收归国有，对原料、燃料和粮食一律实行配给制，号召“把全国变成革命军营”^[13]，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拯救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之后，斯大林提出了“扬军抑民”的国防经济发展战略，号召全国人民“在各方面厉行节约，节约饮食、节约教育经费、节约布匹，以便积累建立工业所必需的资金”^[14]，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尽快增强国防实力。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斯大林的政策对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和保证强大的军事实力奠定了基础。

与苏联倾向于军事效益的思想不同，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则充分体现了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他对战争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战费筹措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筹措战费活动必须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有效地满足战争的需要；二是筹措战费的各种方案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的影响。传统做法是通过税收、举债和增发货币的方式筹措战费，这难以有效支撑战争的总体消耗，还会引发分配不公的社会后果。针对这种情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5]以供求平衡为核心目标，提出了一种以延缓个人支付为主，配以税收、举债和生活必需品统制等措施的战费筹措方案。他对各项措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包括生产、消费、投资、物价、失业等方面，深刻体现出了他的宏观经济学思想。可以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已经突破传统战争经济学思想的束缚，开始朝向新的主题转变。

在两次世界大战阴云的笼罩下，无论是对战时经济分析和对平战转换的设计，还是对国防战略和战费筹措的研究，都紧紧围绕为赢得战争胜利服务这个主题。从前文关于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战争与经济不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与它相对立的应该是和平时期的社会状态。无论是和平社会还是战争社会，都在时时刻刻地进行着生产交换，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资源配置的活动。因此，这两种社会状态下都无法回避经济问题。当人们研究面向和平的经济问题时，就是一般经济学；当人们研究面向战争的经济问题时，就属于战争经济学领域了。自然，在战争社会的背景下，经济学的主题不可避免地聚焦在经济为战争服务这个有限的层次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冲突与对峙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对国防与经济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查尔斯·J·希奇和罗兰·N·麦基因^[16]3-5将“经济效益论”引入国家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并开始关注如何优化配置有限的国防资源以实现最佳国防效益的问题。Schelling^[17]将博弈论应用于对国家间冲突和合作策略的分析。Richardson^[18]5则对“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问题进行了建模与研究。以上述几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著作为标志，国防经济学（Defense Economics）正式创立。虽然各国一直处于战争阴霾的笼罩之下，但是与战争经济学时代仅仅着眼于如何打赢战争相比，这一时期国防经济学的主题是冲突和对峙背景下的国防资源配置问题。

“冷战”时期国防经济学具有的鲜明特点就是对军备竞赛的经济学分析。军备竞赛是国家间进行武器装备采购互动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增加武器装备的采购以回应其潜在对手武器装备的增加。如果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均衡，那么资源将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军事装备领域。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将武器规模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均衡的范围内。以此为目标，经济学家开始建立经济学模型来探究军备竞赛的过程与结果。

Richardson模型是描述军备竞赛最著名且最有影响的正式模型之一^[18]29-32。在这个模型中，影响两个国家武器存量变化的因素可以概括为防务条件、疲劳条件和委屈条件三种，其中疲劳条件表示的就是军备竞赛对经济和行政造成的负担。这说明当时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军备竞赛对经济运行的消极影响。在此之后，出现了关于军备竞赛的存量调整模型^[19-20]、最佳资源配置模型^[21]、差异博弈模型^[22]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23]等。这些模型运用了大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如理性行为假设、效用函数、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等。通过这些模型，可以得出“冷战”时期国家间资源权利进行再分配的方式，到底是通过战争还是谈判更为划算。

关于军备竞赛和核武器是否会导致战争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伴随着军备竞赛产生的冲突与争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24]；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军备竞赛反而会抑制战争的发生^[25]。新生核武器国家的出现提高了发生冲突的门槛，这使得各个国家更加慎重地考虑是否发动战争^[26-28]。随着有核非好战国家的增加，发生战争的机会将会大大减少^[29-31]。这表明，国家是理性行为者，威胁和威慑在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存在于这些国家的核武器主要是阻止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从历史经验上看，虽然美国和苏联一直处于全球性对抗并经常发生冲突的状态，但核武器的存在一直限制着“冷战”期间双方在军事上的行动。因此，核武器使得军备竞赛从发动战争的目的向相互威胁的目的转变，这样的军备竞赛实际减少了发生战争的机会。

核武器的装备和使用不仅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和态势，还对国防经济学的理念产生了冲击。查尔斯·J·希奇和罗兰·N·麦基因^[16]326指出，火药兵器代替冷兵器并没有改变战场空间，而核武器使战场空间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认为，核武器的使用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消灭，所以传统的国防潜力和经济动员并没有多大作用。从当时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来看，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他们的观点则显得片面且绝对。一方面，当时随着美、苏、中、英、法等国家核武器数量的增加，其被使用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另一方面，即使使用了核武器，战争也不会仅仅凭借这一种打击方式就结束，最后还是要转化到核战争后的常规战争中。因此，核时代背景下对国防潜力和经济动员的研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国国际问题和战略专家詹姆斯·R·施莱辛格^[32]认为，在发生核战争时，经济动员机制所起的作用不大，这种看法与查尔斯·J·希奇和罗兰·N·麦基因^[16]326的观点一致。然而詹姆斯•R•施莱辛格还认识到，未来的战争不全是核大战，还是会发生常规战争。因此，他对经济动员基础、军备体制和经济动员的层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替换成本原则和边际效用原则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并用它们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规范的经济学分析。这些经济学原理的引入不仅增强了国防经济学的理论性，还使得国防与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

苏联军事科学博士拉可夫斯基^[33]对经济动员理论和经济潜力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他的这些理论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他的立论基础是站在经济对国防的保障作用这一个层面上。无论是和平时期经济潜力的建设、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防护，还是战争时期的全国总动员，都强调了调动国家资源为军队服务。尤其是当国防利益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某些经济利益来保证国防利益。拉可夫斯基的思想与当时苏联“扬军抑民”的国防发展战略分不开。另一位苏联经济学家阿·伊·波扎罗夫^[34]则意识到苏联庞大的军费开支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为此，他着重研究了经济潜力和军事经济效益的问题。他认为，经济潜力和经济实力是最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通过军事经济潜力建设，可以在保证战时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减少平时的资源投入，这样可以节约军费开支并提高军事经济效益。

军费开支不仅是苏联面临的问题，也是各国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Mosley^[35]认为，军事开支的增加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增长，包括对私人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造成民用工业劳动力的稀缺，造成失业和通货膨胀，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等。戴维·K·怀内斯^[36]的观点则与Mosley不完全一致。在他的军费经济理论中，除了分析军费与公共开支的关系这类一般性问题外，难能可贵的是对军费的民用效应开展了研究。他认为，军费应用的活动不只会产生消极影响，还有积极的作用，表现为军费可以创造需求、带动民用工业发展、减少失业和实现军事教育的民用性等。实际上，关于这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经济学家的研究也一直没有间断。关于军费开支问题的具体分析将在下面进行论述。

这一时期的国防经济学思想可以用查尔斯·J·希奇和罗兰·N·麦基因^[16]6的一句话来概括，“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国家安全取决于下列三种情况：（1）国家目前和将来可支配资源的数量；（2）这些资源用于国家安全目的的比例；（3）分配给国家安全方面的资源的使用效率。”这说明，当国防经济学由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转到研究资源配置活动时，这门学科才真正被赋予了经济学的内涵。这一时期的国防经济学可以说以冲突和对峙作为立论基点，以资源配置效益作为研究主题，以经济学原理和方法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具备经济学学科的典型特征。因此，“冷战”时期的国防经济学构建了国防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为当代国防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宣告结束，世界进入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期。虽然从“冷战”结束至今将近30年间仍爆发过多次局部战争，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冷战”思维的国防经济学开始出现了转变。一方面，“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对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所以国防建设取代军备竞赛成为世界各国在军事领域发展的重点；另一方面，相比国防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学家的研究主题深化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与相互促进。因此，当代国防经济学是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等问题的学科^[37]。

国防开支问题可以说是国防经济领域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对国防开支问题的研究源于“冷战”时期的军费投入问题。国防开支需求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国防领域和非国防领域之间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程度。Hatemi-J等^[38]的研究表明，国家感知到的威胁越大，用于国防的花费会越高。传统的观念认为，较大的国防开支会影响经济增长，因为国防开支挤占了本来可以分配到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投资。然而，Benoit^[39]通过对1950—1965年44个欠发达国家的典型分析后提出，较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具有推动作用。自此之后，关于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够达成一致。如Eryigit等^[40]对土耳其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Brasoveanu^[41]对罗马尼亚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负相关关系，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装备和日常业务的支出占比过大。与此相反，Su等^[42]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国防开支之间存在双向正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刺激了国防支出，同时国防支出促进了经济增长。Ando^[43]利用改进的Feder-Ram模型评估了美国国防支出的外部性，并认为美国国防支出带来了积极但有限的经济增长。Mintz和Stevenson^[44]对10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提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军费开支对经济增长并无明显影响。

笔者注意到，研究结论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产生差别，因为每个国家的国防支出结构全然不同。如Saint-Pierre和Palacios^[45]通过分析发现，南美地区国防开支的60%用于人员工资及其社会保障支出，而用于技术研究的国防开支仅占0.5%。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防支出对于经济发展是“纯粹的浪费”。而对于工业化程度较为发达的国家来说，用于国防的支出会产生正向外部性，带动国家工业体系的发展并促进科技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防开支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国防工业基础。

国防工业基础是构成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国防工业基础存在的意义在于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防或战争的生产手段方面自力更生的能力。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国家工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带来发展技术、提供就业、改善国际收支和增加国家财源等国民经济利益。不过，Bitzinger^[46]对印度、日本和韩国国防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虽然数十年来在追求军事技术自主创新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收效却微乎其微。Devore^[47]指出，瑞典采取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方式支持渐进式创新，而以色列则鼓励公司利用风险资本来追求颠覆式创新。相比之下，Moura和Oudot^[48]采用经济和统计方法对法国国防工业基础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法国的防务企业除了具有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劳动生产率高和研发强度之外，还具有明显的军民双重性。Gonzalez和Lopez^[49]对西班牙的研究表明，国防工业基础生产率的提高得益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Cancian等^[50]也认为美国具备高度巩固的国防工业基础。上述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为了维持本国国防工业基础，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然而，单纯的资源投入并不能带来强大的国防工业基础，还必须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新技术注入。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防开支的削减和武器研发制造成本的上升，许多国家不愿投入资源发展本国的国防工业基础，而是从其他国家手里购买现成的武器装备，这就促进了军火贸易的产生。而对于拥有强大国防工业基础的国家来说，在满足自我防御的同时，通过军火贸易可以赚取经济利益，弥补一部分耗费的经济资源。Grobar等^[51]对军火贸易的经济作用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包括维护国内国防工业、节省武器的研究和开发成本、解决国防工业就业、获取硬通货等。实证研究表明，俄罗斯将军火出口视为赚取外汇、维持就业和避免实施转轨的手段^[52]。法国生产的武器装备超过50%出口至海外^[53]。Lebacher等^[54]发现，武器装备贸易量随发送国和接收国GDP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理距离，政权相异性和正式联盟成员的影响却很小。Bove等^[55]认为，依赖石油的经济体更倾向于将武器出售给石油丰富的国家，并且武器出售量受其对石油供应的依赖程度的影响。

除了经济考量，Martinez-Zarzoso和Johannsen^[56]的研究表明，政治动机和安全动机也是影响军火贸易的重要因素。在政治方面，Akerman和Seim^[57]研究了政体差异与武器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国家更倾向于在其政治范围内进行武器贸易。Blum等^[58]发现，各国在地缘政治条件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差异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武器装备是用来出口还是防御。Goenner^[59]认为军品贸易会影响国际关系。Kriz和Polisensky^[60]认为，中欧之间的武器贸易受到政治关系的限制。在安全方面，Rocha^[61]分析了常规武器，特别是轻型小口径武器在全球各地的积累和非法贩运对国际社会和欧洲安全的影响。Garcia^[62]认为，《武器贸易条约》的诞生标志着长期以来武器贸易不受管制的常规状态将被打破，将为加强全球人类安全作出重要贡献。综上所述，军火贸易会改变国家间资源配置的格局，也会影响国际关系和人类安全。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军事工业转轨和裁军是各国呼吁保障人类安全的重要措施。如果将国防所占用的一部分军事资源转移到民用部门，就可以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当军队和国防部门不再需要国防设施和军工企业时，就可以转为民用设施和民用企业。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国防工业向民用工业的转轨一般不会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军工厂商的资产在相当大程度上只适用于国防，国防公司的“核心能力”在于国防生产而不适合民用生产活动^[63]，而且军事研究的保密性及弱经济性在民用部门很难有市场^[64]。除此之外，从国防工业基础向民用部门重新配置资源需要调整成本及花费时间^[65]。因此，虽然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军事资源的转移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普遍不看好这种转移的成功率。

关于裁军问题，Sandler和Hartley^[66]分析总结发现，裁军主要有销毁武器和裁减军事力量、削减军费、“全面”裁军三个方面。Koubi^[67]认为，当一个国家可以迅速而准确地核查军事能力的发展并且现有武器系统易于复制时，裁军才有可能。Tanigaki^[68]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军队人员工资和武器装备价格的上涨，国家向军事领域投入的劳动力和装备并不总是减少。这就说明对于一些时刻面临威胁的国家来说，只有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证，才会考虑裁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Klein^[69]认为，裁军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必然是正面的，因为军费和投资之间存在挤出效应，而裁军的结果是增加了投资倾向，从国防中释放的资源可以用于社会、健康、教育、环境等其他方面。然而，Okamura^[70]评估了裁军对美国降低国防预算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裁军需要专门的调整费用，从裁军中节省的国防预算实际很小。Thomas等^[71]认为，减少美国国防开支水平将减少实际产出、降低价格水平和减少就业机会。Intriligator^[72]认为，裁军在短期内可能导致劳动力的失业和资本的流失，所以裁军经济方面的政策应着眼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实际利益并尽可能降低其实际成本。上述研究表明，转轨和裁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活动，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且不可准确估测的。

综上所述，当代国防经济学的默认基点是，认定配置于国防领域的资源是一种非生产性占用。以此为起点，经济学家从国防开支、国防工业、军火贸易等多个领域展开对国防资源配置活动的分析。然而，认为国防建设会阻碍经济发展的观点是片面且绝对的。当国防领域占用一部分资源的同时，也会从某些方面回馈经济的发展。这说明，国防与经济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关于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权衡，发展本国国防工业基础还是购买外国武器装备的权衡，以及是否实施转轨和裁军的权衡，都是国防与经济在具体问题上既对立又统一的表现。因此，当代国防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就是要找到这些问题的平衡点，最大程度地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都十分注重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问题。毛泽东^[73]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邓小平^[74]指出，“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江泽民^[75]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经济建设与国防现代化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发展的方针。”胡锦涛^[76]指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习近平^[77]强调，“要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并且以此为目标指导中国的国防经济建设。

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全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当我们借鉴西方的国防经济学思想来建设中国的国防经济学科时，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国防经济建设实践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发展之路。

第一，中国必须消除西方国防经济学的影响，深刻透彻地揭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西方国防经济学在逻辑起点上是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的。虽然埃里克·鲁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努力把战略与经济结合起来，但瞄准的方向是不正确的。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分离不是由指导思想在逻辑起点上决定的，只是在经济基础薄弱、战争威胁严峻条件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必然选择，也是经济基础不断强大起来的必由之路。

第二，在国防经济建设模式方面，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中国现阶段要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质量效益，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2月10日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78]。埃里克·鲁登道夫的总体主义经济模式固然是为法西斯服务的，但“总体战”思想所提示的合理内核是不应被抛弃的——毕竟，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三八大盖”也可以用于击败日本侵略者。吸收西方国防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更应注重平战转换与经济动员。经济动员的目的就是在平时减少资源的占用，却保留了在战时保障军事需求的能力，以便在战时释放这种能力。针对未来的局部战争，中国的动员模式应该也是局部动员，这样可以将战争带来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影响中国整体经济的运行。

第三，为打赢未来的战争，中国应该建立并维护独立且强大的国防工业基础。研究表明，西方国家在武器研发与生产方面可以进行国际合作，也可以进行武器的贸易，这样会节省很大一部分国防开支。然而，这种情况对中国并不适用。一方面，西方国家建立了军事联盟，不仅可以轻易进行国际合作与装备采购，还会相互提供军事保护。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武器禁运使得中国的国际合作与武器贸易受阻。另一方面，为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应该也必须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避免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发挥国防工业体系的强大实力，寻求国际合作与贸易联系，增加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武器装备的出口，提高国防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第四，要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质量效益，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为了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应该减少非战斗人员的数量并招募高素质人才参军入伍，同时优化薪金结构，做到引才、用才、留才。虽然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开支会加大，但是这种开支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从长远来看会整体降低国防开支。美国对陆军坦克部队的一项研究表明，同高素质人员构成的军队相比，用一支低素质的部队需要增加16辆坦克以达到同样的战备力^[79]。除此之外，高素质人员的社会回报也高得多。军人退役后在军队培养的素质、学到的技能和积累的经验对社会而言也是一笔财富，这样的人力资源会带来丰厚的社会回报。

第五，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国防经济学更应该关注资源配置的效率。西方国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国防开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明确。然而，过多的国防开支一定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为国防开支非生产性占用资源的事实无法改变。如果将国防开支拓展到更具有一般层次的国防资源配置上，那么就需要研究中国资源配置的结构。第一个层次是国民经济资源多少配置于国防领域；第二个层次是配置于国防领域的资源如何进行再分配。现阶段中国不会将过多的经济资源配置于国防领域，那么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国防资源实现最大的效益。为此，应该将资源用于关键技术的突破、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发、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攻克“卡脖子”环节，淘汰落后武器装备。

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防建设上过多投入资源会导致经济的崩溃。然而，苏联经济崩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当一个国家配置于国防的资源总量确定后，除了将它们合理再分配于各军事部门外，还要发掘它们的民用效应。这样，一份投入可以实现两份产出，国防支出不再是对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占用。虽然西方的研究从各个方面表明了实施转轨的困难性，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其本质原因在于西方大型军工企业都是私有的，这些企业不会违背利益最大化的准则，所以当转轨的政策触及他们的固有利益时，必然会进行抵制。相反，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可以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促进军地资源的双向转化，实现国防军事体系与民用生产体系的融合式发展。

战争作为与和平相对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实质上也是人类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资源配置的范围上升到了国与国之间。战争应该被理解为国力的较量，其手段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军事的。虽然中国现阶段并未参与到任何军事作战中，却不断受到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挑衅。分析美国的动机，实质上也是为了改变中美两国资源配置的现状与格局，这一点与发动军事战争的本质并无区别。作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中美双方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防止世界再度进入“冷战”的历史时期，阻碍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国防经济学思想演进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在以战争经济学为研究主题的年代，国防即表现为赢得战争，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是把经济作为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因素或一个手段，所以需要分析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经济如何保障战争的胜利。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时的国防经济学不属于经济学，而属于军事学或战争学的范畴。

从查尔斯·J·希奇和罗兰·N·麦基因^[16]5将“经济效益论”引入国防经济学开始，这门学科才渗透出了经济学的思想和理念。从此以后，诸多学者围绕资源配置这个核心主题，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这时原来的战争经济学才逐步走上国防经济学的轨道。虽然处于“冷战”时期的各国时刻面临着战争威胁，但是却形成了为遏制战争而加强军备的局面。在美苏进行军备竞赛的时候，各国经济学家都看到了军备竞赛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使得他们开始思考经济资源如何配置到国防和生产两个领域的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主题不再是单纯地赢得战争胜利，而是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世界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有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教训，人们开始深入思考国防的目的究竟为何。国防的含义开始突破传统的赢得战争的狭窄界定，而是逐渐演变为保卫国家的安全。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既要拥有保卫国家安全的国防实力，又要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凸显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对立与统一。因此，当代国防经济学的着眼点即在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从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每一时期的国防经济学思想都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同时用于指导这个时代国家的国防经济实践。因此，对国防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国家的现实情况。第二，国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门类下的一门学科，其本质是研究国防资源配置活动和配置效率的问题。除此之外，国防经济学又是一门涉及政治、军事、社会、数学等领域的综合学科，所有的国防经济学思想都是综合这几门学科的研究后产生的。因此，对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探讨离不开多学科的综合分析。第三，无论是不同时代还是不同学派的国防经济学思想，它们都是相互联系且不断发展的。比如从分析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到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平战转换和经济动员理论的发展；战费筹措、军费投入、国防开支的说法演变等等。可以说，前人思想为后人思想提供了启发，后人思想是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对国防经济思想的探究不能忽视历史上出现的各位经济学家凝结的智慧。第四，虽然国防经济学的研究起源于战争，但是它与战争学或军事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国防经济学的着眼点并非武装打击，而是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随着国防经济学思想的演进，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的发展与遏止战争。因此，我们希望未来的国防经济学可以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和平，铸剑为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