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3年 第25卷 第1期
2023, 25(1): 1-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684
摘要:
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大数据技术体系为引领和推动的新生产力发展势不可挡。人工智能实现劳动“观念建构”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解放人的脑力，从而推动大数据成为生产力中重要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资料。大数据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打通各行业、各领域、各地区之间的鸿沟壁垒，要求数据资源全社会共享共用。大数据技术体系将会不断消解传统商业的中介环节，促进生产和消费相融合，促进全社会的劳动者自由结合起来，按照需要进行生产。中国高度重视大数据技术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以大数据技术体系为引领和推动的新生产力发展以无可辩驳的现实验证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理论的真理性、科学性。
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大数据技术体系为引领和推动的新生产力发展势不可挡。人工智能实现劳动“观念建构”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解放人的脑力，从而推动大数据成为生产力中重要的、起关键性作用的生产资料。大数据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打通各行业、各领域、各地区之间的鸿沟壁垒，要求数据资源全社会共享共用。大数据技术体系将会不断消解传统商业的中介环节，促进生产和消费相融合，促进全社会的劳动者自由结合起来，按照需要进行生产。中国高度重视大数据技术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以大数据技术体系为引领和推动的新生产力发展以无可辩驳的现实验证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理论的真理性、科学性。
2023, 25(1): 8-1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655
摘要:
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闪烁着鲜明的辩证思维光芒。从系统与要素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是主体能力、内容活力、方式效力、载体合力和客体聚力五个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聚焦五个要素各自的内部系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的刚柔并济、政治形态与学术形态的同向同行、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的互促互进、显性宣教和隐性蕴化的相得益彰以及物质保障与精神满足的同频共振，用联系、发展、对立统一的观点不断锻造主体能力，淬炼内容活力，提升方式效力，激发载体合力和再造客体聚力。新的历史使命下，总结党正确处理这五对辩证统一关系的经验与智慧，对于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闪烁着鲜明的辩证思维光芒。从系统与要素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是主体能力、内容活力、方式效力、载体合力和客体聚力五个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聚焦五个要素各自的内部系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的刚柔并济、政治形态与学术形态的同向同行、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的互促互进、显性宣教和隐性蕴化的相得益彰以及物质保障与精神满足的同频共振，用联系、发展、对立统一的观点不断锻造主体能力，淬炼内容活力，提升方式效力，激发载体合力和再造客体聚力。新的历史使命下，总结党正确处理这五对辩证统一关系的经验与智慧，对于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2023, 25(1): 16-2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515
摘要:
新制度经济学“正式—非正式”制度分析范式为揭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模型与工具。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整合作为党内正式制度形式的党内法规与党内非正式制度基础的“党德”，从而实现两套治理规范的优势互补与效能互动。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需要共同发挥党内法规与“党德”的治理效能，形成治理合力。任何单一制度治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治理低效与缺乏经济性等内在局限。二者结合如超越一定限度也可能会引发诸如制度间协调不畅、制度缺位和互动不足等问题挑战。鉴于此，需要在妥善把握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的条件限度前提下，重新构思两者相结合的制度互动模式，激活其中的内生动力与治理需求，强化制度供给与保障，综合考虑制度建构与运行的成本，以求更好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调统一、相互助益。
新制度经济学“正式—非正式”制度分析范式为揭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模型与工具。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整合作为党内正式制度形式的党内法规与党内非正式制度基础的“党德”，从而实现两套治理规范的优势互补与效能互动。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需要共同发挥党内法规与“党德”的治理效能，形成治理合力。任何单一制度治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治理低效与缺乏经济性等内在局限。二者结合如超越一定限度也可能会引发诸如制度间协调不畅、制度缺位和互动不足等问题挑战。鉴于此，需要在妥善把握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的条件限度前提下，重新构思两者相结合的制度互动模式，激活其中的内生动力与治理需求，强化制度供给与保障，综合考虑制度建构与运行的成本，以求更好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调统一、相互助益。
2023, 25(1): 27-4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1175
摘要:
随着水文现象强度频率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为制定防灾减灾、适应战略和灾后补偿恢复政策，全面评估洪涝灾害的经济损失是一项重要工作。基于复杂网络和适应性主体的环境经济系统模型，在多区域评估框架下，逐日高精度模拟了2017年中国长江中游区域性洪水、洞庭湖流域性洪水、松花江洪水和台风天鸽风暴潮洪水等造成的直接损失通过产业链传播引发的间接经济损失，展示了各省份—部门受产业链冲击和产品短缺情况，体现了模型的供应链预警能力。结果显示，2017年间接经济损失为621.6亿元，占直接经济损失的29％，80%以上来自没有直接经济损失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洪涝灾害直接影响会通过产业链扩散到未受洪灾影响的省份，但间接经济损失大多发生在省内，这可能与各企业本地化的产业链选择有关；制造业发达地区单位直接冲击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更高，可能与其资本密集度高以及产业间联系密切的特定经济结构有关。建议各级政府加大非工程措施适应性资金投入，增强社会公众和承载体抗灾能力；建立洪水保险和风险补偿机制，促进灾区尽快恢复重建；关键省份—行业要进行库存储备和产能冗余，减少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随着水文现象强度频率的增加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为制定防灾减灾、适应战略和灾后补偿恢复政策，全面评估洪涝灾害的经济损失是一项重要工作。基于复杂网络和适应性主体的环境经济系统模型，在多区域评估框架下，逐日高精度模拟了2017年中国长江中游区域性洪水、洞庭湖流域性洪水、松花江洪水和台风天鸽风暴潮洪水等造成的直接损失通过产业链传播引发的间接经济损失，展示了各省份—部门受产业链冲击和产品短缺情况，体现了模型的供应链预警能力。结果显示，2017年间接经济损失为621.6亿元，占直接经济损失的29％，80%以上来自没有直接经济损失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洪涝灾害直接影响会通过产业链扩散到未受洪灾影响的省份，但间接经济损失大多发生在省内，这可能与各企业本地化的产业链选择有关；制造业发达地区单位直接冲击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更高，可能与其资本密集度高以及产业间联系密切的特定经济结构有关。建议各级政府加大非工程措施适应性资金投入，增强社会公众和承载体抗灾能力；建立洪水保险和风险补偿机制，促进灾区尽快恢复重建；关键省份—行业要进行库存储备和产能冗余，减少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2023, 25(1): 43-5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0146
摘要:
以绿色低碳转型为导向，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研究中国绿色经济增长与资源错配，从环境与经济双重维度评估2000—2018年中国省际绿色增长潜力并对其加以分解，分析资源配置的变动趋势和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从增长潜力来看，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整体上呈改进趋势，这主要是受地区间资源错配持续改善驱动；从不同维度来看，整体增长主要由经济效率提升所驱动，而环境维度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从资源配置来看，不同地区呈现明显差异，多数省份表现为资源要素稀缺；资源配置总体上呈现改善趋势，结构改进空间出现显著的俱乐部收敛。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如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优化资源配置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以绿色低碳转型为导向，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研究中国绿色经济增长与资源错配，从环境与经济双重维度评估2000—2018年中国省际绿色增长潜力并对其加以分解，分析资源配置的变动趋势和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从增长潜力来看，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整体上呈改进趋势，这主要是受地区间资源错配持续改善驱动；从不同维度来看，整体增长主要由经济效率提升所驱动，而环境维度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从资源配置来看，不同地区呈现明显差异，多数省份表现为资源要素稀缺；资源配置总体上呈现改善趋势，结构改进空间出现显著的俱乐部收敛。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如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优化资源配置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2023, 25(1): 55-6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791
摘要: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居民参与是社区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应用的前提，但居民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环境社会治理视角提出居民行动力度的概念，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1 896份调查数据，构建“情境—过程—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影响因素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居民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参与层次不高，尤其在公共领域参与程度不足、决策性行为参与较少；（2）“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和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的影响效应高于制度环境的影响；（3）居民参与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情境”因素对满意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路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特征差异；（5）培育社区治理情境、提高居民行动力度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核心举措。研究结果对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及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具有重要意义。
2023, 25(1): 67-7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0636
摘要:
利用2014—2018年沪深A股连续5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样本进行了5 000次的反复抽取，构建单一与链式中介模型，基于内部治理视角实证检验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由媒体报道代表的外部监管和高管特征与内部监督代表的内部治理对漂绿行为均能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同时内部治理具有遮掩效应，即当负面环境报道产生时，企业通过调整高管团队结构和内部监督水平以弱化外部媒体的冲击，进而形成“负面报道产生—高管团队调整—内部监督弱化—漂绿治理削弱”的链式传导路径，说明企业漂绿行为的内外部“协同”治理效果不佳。对此，有关部门在完善媒体治理体系的同时，应当关注内部治理的“双面性”，实现企业内外联动，优化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机制。
利用2014—2018年沪深A股连续5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样本进行了5 000次的反复抽取，构建单一与链式中介模型，基于内部治理视角实证检验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由媒体报道代表的外部监管和高管特征与内部监督代表的内部治理对漂绿行为均能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同时内部治理具有遮掩效应，即当负面环境报道产生时，企业通过调整高管团队结构和内部监督水平以弱化外部媒体的冲击，进而形成“负面报道产生—高管团队调整—内部监督弱化—漂绿治理削弱”的链式传导路径，说明企业漂绿行为的内外部“协同”治理效果不佳。对此，有关部门在完善媒体治理体系的同时，应当关注内部治理的“双面性”，实现企业内外联动，优化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机制。
2023, 25(1): 80-9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2635
摘要:
生态司法修复基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方案。《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长江司法保护是回应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宏观目标的有效路径。近年来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大量设立，以生态空间为中心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衔接并作为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场域。作为司法能动的体现机制，其反映了长江司法保护从“纠纷解决”的形式正义向着“以生态修复为中心”并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实质正义进阶。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实质正义进阶实现包含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目前虽然满足了初步要素构造，但在程序与实体的深层价值实现都存在提升空间。未来长江司法修复基地应当细化程序构造并衡平实体利益，秉持程序正义的稳定性与实体正义的开放性结合特质，实现立体化的长江生态保护。
生态司法修复基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方案。《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长江司法保护是回应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宏观目标的有效路径。近年来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大量设立，以生态空间为中心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衔接并作为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场域。作为司法能动的体现机制，其反映了长江司法保护从“纠纷解决”的形式正义向着“以生态修复为中心”并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实质正义进阶。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实质正义进阶实现包含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目前虽然满足了初步要素构造，但在程序与实体的深层价值实现都存在提升空间。未来长江司法修复基地应当细化程序构造并衡平实体利益，秉持程序正义的稳定性与实体正义的开放性结合特质，实现立体化的长江生态保护。
2023, 25(1): 91-10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1794
摘要: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长江保护法》是中国第一部流域法律，也是长江绿色发展的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长江保护法〉的实施意见》以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总结了长江流域司法实践经验，指出今后长江保护司法格局的重点领域和走向。司法政策提供了新的生态环境案件类型，示范了多样化的环境资源诉讼程序，对提升《长江保护法》的适用性有司法指引意义。未来司法政策还需完善气候变化类和环境治理服务类的典型案例，推行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补强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2023, 25(1): 102-11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1969
摘要:
极具突发性、多样性和极端性的气候灾害造成的损失损害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迄今，国际社会虽然对于气候灾害防治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十分注重气候灾害的预警与防御、国际协作等机制的构建，但于应对气候变化之不利影响尤其是气候灾害所致损失损害的防治上，在相关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统筹协调、系统性和执行力、资金支助以及“南北合作”的主导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对此，国际社会应以预防原则为圭臬，以“华沙机制”为中心，加强国家之间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间的协调，细化“华沙机制”的相关规定，并于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损害责任范畴内加强气候灾害防治之能力建设，以切实推动气候灾害防治之国际环境法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极具突发性、多样性和极端性的气候灾害造成的损失损害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迄今，国际社会虽然对于气候灾害防治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十分注重气候灾害的预警与防御、国际协作等机制的构建，但于应对气候变化之不利影响尤其是气候灾害所致损失损害的防治上，在相关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统筹协调、系统性和执行力、资金支助以及“南北合作”的主导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对此，国际社会应以预防原则为圭臬，以“华沙机制”为中心，加强国家之间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间的协调，细化“华沙机制”的相关规定，并于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损害责任范畴内加强气候灾害防治之能力建设，以切实推动气候灾害防治之国际环境法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2023, 25(1): 114-12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1970
摘要:
从功能上看，中、美两国的环评制度有同有异。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两国的环评制度都具有督政功能即预防有害于环境的行政决策的功能。这个相同点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的环评立法和环评制度旨在预防资源环境领域的“政府失灵”。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美国环评制度不是环境规制手段，而是督政手段，而中国环评制度兼具环境规制和督政功能。二是在督，即改善有关环境的行政决策方面，中美两国的环评制度在对事的适用范围、信息披露程度要求和程序保障、环评报告书审查方式等方面有较大不同。这些不同点的主要原因是：环评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和立法机关对环评程序的功能认识不同。两国的环评制度在督政方面的不同点显示出国情决定该国环评制度在督政方面的特色。认为环评制度有其规律性，例如环评程序是中性的、“他律”的、预防性的，既可用于行政规制又可用于督政，是因国情而异的。在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政府有关环境的行政决策必然会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在修改《环评法》时完善中国环评制度的督政功能。
从功能上看，中、美两国的环评制度有同有异。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两国的环评制度都具有督政功能即预防有害于环境的行政决策的功能。这个相同点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的环评立法和环评制度旨在预防资源环境领域的“政府失灵”。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美国环评制度不是环境规制手段，而是督政手段，而中国环评制度兼具环境规制和督政功能。二是在督，即改善有关环境的行政决策方面，中美两国的环评制度在对事的适用范围、信息披露程度要求和程序保障、环评报告书审查方式等方面有较大不同。这些不同点的主要原因是：环评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和立法机关对环评程序的功能认识不同。两国的环评制度在督政方面的不同点显示出国情决定该国环评制度在督政方面的特色。认为环评制度有其规律性，例如环评程序是中性的、“他律”的、预防性的，既可用于行政规制又可用于督政，是因国情而异的。在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政府有关环境的行政决策必然会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在修改《环评法》时完善中国环评制度的督政功能。
2023, 25(1): 127-14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6551
摘要:
中国“一股独大”的特殊股权结构对卖空治理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以中国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企业的投资行为，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中国控股股东的存在对卖空治理效应的影响。进一步地，考察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股权治理机制（如股权制衡、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持股）对存在控股股东情形下的卖空治理效应的影响。经检验发现，与不存在控股股东的企业相比，存在控股股东的企业在引入卖空机制后，其投资支出（或过度投资）的下降程度更大，符合所提出的“卖空压力假说”的预期；不仅如此，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卖空的治理效应越大。在进行了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股权制衡较弱的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较高或主要由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持股较低的企业中，卖空的上述治理效应得到强化。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以大股东控制为典型特征的股权结构有效促进了卖空治理效应的发挥。
中国“一股独大”的特殊股权结构对卖空治理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以中国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企业的投资行为，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中国控股股东的存在对卖空治理效应的影响。进一步地，考察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股权治理机制（如股权制衡、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持股）对存在控股股东情形下的卖空治理效应的影响。经检验发现，与不存在控股股东的企业相比，存在控股股东的企业在引入卖空机制后，其投资支出（或过度投资）的下降程度更大，符合所提出的“卖空压力假说”的预期；不仅如此，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卖空的治理效应越大。在进行了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股权制衡较弱的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较高或主要由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持股较低的企业中，卖空的上述治理效应得到强化。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以大股东控制为典型特征的股权结构有效促进了卖空治理效应的发挥。
2023, 25(1): 145-15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4059
摘要:
以2009—2019年中国37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呈现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并且当前数字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值位于拐点右侧，继续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负债成本和负债结构在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发展未对“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信用风险产生显著影响，而与非五大行的信用风险间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
以2009—2019年中国37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呈现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并且当前数字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值位于拐点右侧，继续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负债成本和负债结构在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发展未对“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信用风险产生显著影响，而与非五大行的信用风险间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
2023, 25(1): 156-17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3556
摘要:
资源配置是探究制造业空间网络如何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维度。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采用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制造业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高维架构，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解析网络资源配置的溢出效应，从而揭示制造业空间网络作用区域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维架构是对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整体抽象，也是量化探究其逻辑与效应的有效工具。制造业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高维架构形态上呈现出从少中心到多中心的结构演变，联系上愈发紧密且地区间互动方向出现由“内双外单”到“内双外双”的趋势转变；节点城市的集聚、扩散与调配力支撑着高维架构的有效运行，三种作用力共同引导资源的空间配置，赋能区域的发展过程；制造业空间网络的资源配置会对制造业集聚发展产生显著正向的本地效应与外溢效应，且两种效应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资源配置是探究制造业空间网络如何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维度。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采用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制造业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高维架构，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解析网络资源配置的溢出效应，从而揭示制造业空间网络作用区域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高维架构是对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整体抽象，也是量化探究其逻辑与效应的有效工具。制造业空间网络资源配置的高维架构形态上呈现出从少中心到多中心的结构演变，联系上愈发紧密且地区间互动方向出现由“内双外单”到“内双外双”的趋势转变；节点城市的集聚、扩散与调配力支撑着高维架构的有效运行，三种作用力共同引导资源的空间配置，赋能区域的发展过程；制造业空间网络的资源配置会对制造业集聚发展产生显著正向的本地效应与外溢效应，且两种效应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2023, 25(1): 172-18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3.2939
摘要: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