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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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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碳转型的宏观经济情景模拟与减排策略
戴彦德, 吴凡
2017, (2): 1-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01
摘要:
根据不同的经济转型情景设置情景组合,并结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评估了实现不同减排目标下的经济结构,并分析经济转型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经济效应及社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单纯实施碳减排政策会导致能源价格成倍上涨,居民终端消费效用显著降低,对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不同情景下的模拟显示,经济转型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的低碳发展。在相同的减排目标约束下,经济转型情景付出的成本远低于非转型情景。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脆弱性影响机制——基于SCP与CAS融合的分析视角
张其春, 郗永勤
2017, (2): 9-1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02
摘要:
在内外因素的交互干扰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表现得格外脆弱,探寻其脆弱性的理论内涵、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开展脆弱性治理的前提。借鉴复杂系统脆弱性理论,从能力和绩效两个角度解析其理论内涵,指出系统脆弱性在能力上可以用敏感性、适应性和恢复力予以刻画,在绩效上表现为增值性不强、共享性不足和生态性不佳。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从共生单元、网络结构、共生机制、网络氛围和环境不确定性5个维度提炼出脆弱性影响因素;以网络动态能力为结合点,将SCP(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和CAS(Complexity Adaptive System)两种理论有机融合,构建一个以共生单元素质、网络结构特征、共生机制属性、政策有效性为外因变量,以网络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以网络脆弱性为结果变量,以网络氛围和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框架。未来可利用大样本调查方法对该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脆弱性的形成机理。
城市低碳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低碳试点城市为例
宋祺佼, 吕斌
2017, (2): 20-2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03
摘要:
基于2011年中国国家发改委确定的34个低碳试点城市的截面数据,构建了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和熵指数计算得出城市低碳发展-新型城镇化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并进行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上总体水平不高;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人均CO2排放量、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环境水平不同程度地对低碳城镇化产生影响;第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地域性;第四,系统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总体来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第五,系统在新型城镇化水平、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强的对应关系,而城市碳排放系统、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指标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并不明显。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形势展望
郝宇, 郑少卿, 彭辉
2017, (2): 28-3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04
摘要: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十三五”规划正在稳步推进,“供给侧改革”也进入了深化和攻坚阶段,对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行业和能源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供给侧改革”的总体背景,展望中国能源经济形势,并遵循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运用情景分析法预测2020年前中国煤炭消费量、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结果显示:在基准情境下,预计煤炭消费量将逐年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将逐渐放缓,能源消费结构也将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持续优化。
2017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吕鑫, 胡长虹, 余畅, 赵鲁涛
2017, (2): 35-3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05
摘要:
通过对2016年国际油价的演变历程以及Brent与WTI价差进行回顾,分析全球石油市场供需情况,发现2016年供需形势已有好转。并结合非基本面因素的变化以及对2017年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预期,据此对2017年国际油价作出预测: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2017年Brent、WTI两市明显价差减小,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呈小幅上扬的态势。预计Brent、WTI原油平均价格为60美元/桶和62美元/桶,价格波动区间为55~65美元/桶。
新能源汽车“十三五”开局回顾及未来展望
白雪, 张祥
2017, (2): 39-4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06
摘要:
回顾2016年新能源汽车骗补核查、补贴退坡政策的调整等主要事件,测算出新能源汽车对降低进口石油需求量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的效果,对当前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展望未来,在政策规范和市场拉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下,新能源汽车产业仍会保持增长,但同比增长速度相对2014年和2015年会有下降;多项管理规定的完善及国家标准的颁布实施,将对规范整车、电池产业、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产生深远影响;智能网联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将成为下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生态人格及其对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
魏佳, 陈红, 龙如银
2017, (2): 45-5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07
摘要:
为探究城市居民自主性低碳减排的内在催生因素,从文明演进视角下人格内涵的协同变迁出发,界定了生态文明视域下生态人格的概念。基于890位城市居民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手段,进一步探索了生态人格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人格是包括生态理智性、生态宜人性、生态开放性、生态外倾性和生态责任心的五维结构概念;城市居民生态人格整体表现为积极特质,仅有生态理智性接近中立;城市居民实施低碳消费的行为倾向处于中等略偏上的水平,但是公众参与行为的强度远弱于日常使用行为;生态人格五维度与低碳消费行为均显著正相关;生态宜人性和生态责任心是低碳消费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且生态责任心的影响强于生态宜人性。据此,从全面培养城市居民生态宜人性和生态责任心方面出发,提出城市居民生态人格塑造政策和低碳消费行为引导政策。
基于前景价值与下偏二阶矩的投资组合优化研究
詹泽雄, 吴宗法, 程国雄
2017, (2): 55-6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08
摘要:
以均值方差模型为代表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基于经典期望效用理论,忽略了有限理性人决策行为特征及风险的心理感知对投资组合选择的影响。前景理论刻画了投资者行为特征并将其纳入到价值函数中,下偏矩方法对下侧风险的测度更符合人们对风险的心理感知,使两者在行为投资组合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基于前景价值与下偏二阶矩的投资组合模型兼顾投资者的价值与风险感知,在行为投资组合框架下,以区间数的方式将三参照点理论与前景理论参照效应结合,用基于前景价值的下偏二阶矩计量风险,建立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并利用有序加权平均算子求解。实证研究发现:基于前景价值和下偏二阶矩的投资组合模型与传统投资组合模型具有相似的有效前沿和更优的性质。基于前景价值与下偏二阶矩的投资组合模型拓展和丰富了投资组合理论。
基于内生网络的银行间传染风险特征
李智, 牛晓健
2017, (2): 67-71,10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09
摘要:
基于银行内生网络研究银行间传染风险特征,通过对银行经营行为进行动态刻画,构建银行内生网络模型,进而研究交易对象范围、流动性冲击规模、银行投资规模和投资收益波动对银行间传染风险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构建的内生网络模型具有货币中心结构特征;增加同业拆借交易对象范围在初始时有利于降低传染风险效应,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加剧了传染风险效应;银行遭受的流动性冲击规模、银行投资规模和投资收益波动对传染风险均具有负面作用。
横向政府间公共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
王余生
2017, (2): 72-7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10
摘要:
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横向政府间由于微观自利性与集体宏观理性矛盾,容易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经济人”和“资源稀缺”假设成为博弈起点,通过集体行动逻辑视角对横向政府间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博弈实证方面,政治上“试点权”谋夺和政绩考核竞赛、市场上“市场壁垒”和“道德风险”、制度上“税费让利”和保护性法规政策是其博弈场域。因此,推动横向政府间进行执行合作,走向正向博弈,需要在政治层面上进行选择性激励,在市场层面上进行权属界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外部强制,使其走出集体行动困境。
大众参与网络众包竞赛的个体绩效影响因素
夏恩君, 赵轩维, 宋剑锋, 李森
2017, (2): 79-8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11
摘要:
根据网络众包竞赛运行的特点和众包绩效的相关研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从网络众包竞赛参与者个体的参赛数量、任期和参赛间隔等行为方面着手,通过对大众参与网络众包竞赛的绩效影响因素开展分析,识别网络众包竞赛个体绩效的主要影响变量。结果表明:参赛者个体的任期和提交次数对比赛成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总排名和参赛间隔对比赛成绩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参赛数量在任期和比赛成绩之间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参赛数量在参赛间隔和比赛成绩之间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参赛间隔在任期和比赛成绩之间也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
沪港通背景下沪港股市联动性研究
陈九生, 周孝华
2017, (2): 87-9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12
摘要:
利用Beta-skew-t-EGARCH模型对沪港股市收益率序列进行波动建模,然后采用Copula函数分析“沪港通”实施前后沪港股市联动性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沪港通”的实施增强了沪港两市之间的联系,加快了两市之间的融合与一体化进程。从尾部相关系数均值来看,“沪港通”实施后,两市同步下跌的概率大于同步上涨的概率。而且,“沪港通”实施后两市场对波动冲击的响应在增强。
资源禀赋与企业能力会影响企业质量认证吗?——来自225家农业龙头企业的证据
文洪星, 韩青, 刘锦怡
2017, (2): 94-10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13
摘要:
基于对225家农业龙头企业的调查数据,利用Heckman(赫克曼)两步法,从资源能力观的视角研究资源禀赋和企业能力对农业企业是否实施质量认证以及多重认证频度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规模、技术、品牌、股权集中度、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内在特征是影响企业是否实施质量认证的显著因素;(2)规模越大、技术水平和决策者素质越高、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多重质量认证;(3)经营模式和经营战略对企业多重质量认证行为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经营模式的边际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总之,资源禀赋和企业能力的异质性较好地解释了在面临同样的外部环境时,不同企业之间质量认证行为的差异。
企业会展参与及展位面积选择的影响因素
蔡金阳, 韩勇, 胡瑞法, 梁景辉, 郑子豪
2017, (2): 103-10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14
摘要:
利用2007-2011年对652家企业参与同一个会展的调查数据,运用Heckit等模型分析企业会展参与和展位面积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企业离参展地的距离、是否巡展和企业的规模、成立年限、营业收入都会影响企业的参展概率。而其中企业的营业收入是影响其展位面积选择的唯一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只考虑参加会展企业的情况,距离参展地越远的企业选择的展位面积反而越大,可能原因是企业通过增加展位面积的方式来弥补距离带来的成本。
民用技术转军用定价机制分析
魏华, 陈波, 孙胜祥
2017, (2): 109-11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15
摘要:
为解决民用技术转军用时如何定价的问题,基于讨价还价模型分析框架,建立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线性报价模型。在模型设立时将预期成本和预期价值的分布拓展为一般的均匀分布,得出均衡价格和成交条件表达式。在此基础上分析均衡价格的影响因素和不完全信息对均衡价格和成交效率的影响,并结合实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除剩余分配率、技术对军方价值、技术转移成本外,预期成本下限和预期价值上限也是均衡价格的重要决定因素;不完全信息会降低市场成交效率并对均衡价格产生不确定性影响;预期成本下限的提高会提高成交效率,预期价值上限的提高会降低成交效率。打破了不完全信息必将造成均衡价格下降的传统看法,也为加强军民信息沟通的政策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飞机租赁合同的准据法选择及中国实践探讨
于丹
2017, (2): 116-12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16
摘要:
飞机租赁合同的准据法,通常由当事方在缔结合同时明示选择,英国和美国纽约州法律是最普遍的选择对象。飞机租赁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与选择对象,是由租赁交易市场的特点、长期的交易实践、英美国家法律与法律服务特点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参与飞机租赁交易的中国企业面临着准据法选择的两难境地。从实践需要和中国航空产业的长远发展来看,逐渐摆脱租赁合同对于英美法律的依赖是必然选择。当前,中国飞机租赁企业正处于准据法选择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对继受成为合同主体的租赁合同,不宜贸然改变其准据法选择;另一方面,对新订立的合同应坚持选择中国法。除了中国租赁企业的努力外,租赁合同准据法选择的改变,也需要国内立法与司法环节的共同配合。
论共同正犯“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归属逻辑——以反思“行为共同说与犯罪共同说”为中心
王俊, 冀洋
2017, (2): 123-128,13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17
摘要:
共同正犯之“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根据在于参与人对结果的实现具有心理的因果性且共同分担了法益侵害事实,即共同性与正犯性的统一,这才是“共同正犯的本质”。行为共同说将共同正犯视为客观违法形态,不能正视“共同实行的意思”这一主观要素对于共同正犯之违法性的意义,无法区分同时犯与共同正犯。部分犯罪共同说纠结于共同正犯“犯的是哪一个罪”这种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并且在业已确定的共同正犯之外确定结果归属,不能说明“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理。所以,行为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不能独立承担共同正犯的认定,应当放弃这一对概念图式,而直接从“共同性·正犯性”这一真正的共同正犯本质上确定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和责任归属逻辑。
犯罪构成体系之共性研究
徐伟
2017, (2): 129-13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18
摘要:
犯罪构成体系在结构表现上“仪态万千”,在达致犯罪认定的结果上“殊途同归”,其体系内涵均强调犯罪认定主观方面的总领地位,凸显客观方面对主观方面的印证作用,侧重犯罪人格的预防功能,体现思维的渐进性,囊括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世界三大犯罪构成体系的中核将主观认定贯穿始终,并恪守客观方面印证主观方面之原则,正确厘清刑事诉讼法和刑事实体法在犯罪认定中的各自作用,具有贴近民意,契合实情之功效,予以合理把握均能在犯罪认定中发挥积极作用。犯罪构成体系仅是犯罪认定的方法和工具,无优劣之分,有适正把握之别。
试论“直接适用的法”的经济法属性及其适用
韩磊
2017, (2): 136-14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19
摘要:
目前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直接适用的法”的含义与属性存在一定认识上的矛盾与疏漏,对其适用方式也缺乏较为清晰的论述。从相关理论概述、规范属性、调整方式等方面出发,将“直接适用的法”界定为某些国内实体法上的具体的法律规范,“直接适用的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而应当被认定为具有经济法的属性。“直接适用的法”在实践中的适用,其价值和正当性基础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而在个案中,应由法官依职权和自由裁量,通过实质判定的方式加以运用。
资源依赖与劳动法律文本的行动结果
吴伟东
2017, (2): 142-14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20
摘要:
为促进科学立法,揭示在实践中影响着劳动法律行动结果的因素,利用上海、深圳、天津等10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合同签订的文本规定为切入点,从交换理论的视角出发进行了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劳动关系中的资源依赖格局,会影响行为主体在劳动法律干预下的行为选择与演化,从而影响劳动法律文本的行动结果。社会关系及其在法律干预下的发展规律,是法律调节社会关系的客观现实和经验基础。要有效地实现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职能,亟需进一步推进经验层面的实证研究。
中国适用外交谈判解决海洋争端的困境与突破——以中菲南海争端为例
徐莹
2017, (2): 150-15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21
摘要:
中国选择外交谈判路径解决海洋争端具有积极效用,同时也面临双重困境。以中菲南海争端作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外交谈判路径的内部困境主要来源于内部运行机制的局限,包括谈判前提的设限、谈判过程的曲折及谈判结果的争议。外部困境主要来源于司法路径的挑战,包括司法渐进背景下有限的司法受益和消极的司法结果。欲实现外交谈判路径的良好功效,应从内外两方面予以突破:内部可对争端进行识别、将国土型争端转化为资源型争端,适用临时性安排;外部可在充分应对利用程序利益的基础上理性参与司法前置程序,阻却案件进入实质审理。
论网络社会时代的新媒介技术观
吴志远
2017, (2): 157-16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22
摘要: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一个以新媒介技术为标志的网络社会时代。在此之前,工业社会时代存在着3种重要技术观,即人本主义技术观、实用主义技术观和泛媒介技术观。3种技术观从不同层面体现和诠释了人与技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对海德格尔、杜威和麦克卢汉的代表性技术传播思想进行回顾和反思,可比较发现,正确认识新媒介技术,首先要融合3种技术视域;其次要对新媒介的技术特征和深层逻辑进行全面考察,最终形成技术、时空、价值和文化多维的新媒介技术观。只有不断地进行新媒介技术观的革新,才能引领网络社会时代的思维革命。
政策传播与政策变迁的关系——基于“农民工”公共议题的实证考察
曾润喜, 刘琼
2017, (2): 163-16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223
摘要:
媒介对公共议题的建构影响着相关政策的变迁过程。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农民工政策变迁过程主要时间节点前后相关政策的媒介建构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议题形成前、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政策变迁未完成时及相关政策进入落实阶段后等不同的政策变迁时段,媒介以其独特的议题建构方式,对政策变迁起着不同的作用。研究建议,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确定政策议题过程中应重视相应时期的媒介议题,在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应谨慎对待相关议题的媒介建构方式,重视媒介的解读与宣传功能并及时对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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