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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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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发包制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基于随机演化博弈模型
温丹辉, 孙振清
2018, (3): 1-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940
摘要:
中国大气环境治理有比较浓厚的行政发包色彩。构建随机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强激励、目标考核、问责制3个要素在大气环境行政发包管理中的作用、效果与层级适用性问题。通过设定总收益函数计算3类要素带来的动态收益,模拟3类要素单独或联合作用下的策略稳定性、平均治污概率。研究结果表明:(1)强激励措施容易引起策略发散,环境目标考核策略稳定性较好,问责制的稳定性最好;(2)单独使用问责制容易导致较低的减排效果,但其和其他两类要素配合使用时,既可以起策略稳定的作用,又可以提升减排效果;(3)高层级发包应采用环境目标考核联合问责制,基层发包宜采取强激励措施联合问责制进行管理。
中国城镇化对建筑业碳排放影响的时空差异
卢娜, 冯淑怡, 陆华良
2018, (3): 8-1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167
摘要:
在分析城镇化对建筑业碳排放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LMDI分解法将城镇化对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效应、居民收入效应、人口密度效应和空间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各效应对城镇化不同阶段及各个省市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上看,在城镇化由初级发展到中级再到高级阶段的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效应和结构效应的作用程度均不断增强,不同的是前者具有促进作用(1 937.11万吨、12 941.27万吨、36 948.37万吨),后者具有抑制作用(-413.69万吨、-13 824.62万吨、-14 149.08万吨);其余效应的作用程度均呈现"倒U形"变化趋势,但是作用方向不同,其中居民收入效应(-180.41万吨、-1 862.58万吨、-522.86万吨)和人口密度效应(-298.85万吨、-5 303.46万吨、-1 538.78万吨)均具有抑制作用,空间规模效应具有促进作用(1 654.67万吨、13 750.80万吨、6 013.79万吨),技术效应则先促进后抑制(3 805.32万吨、32 526.22万吨、-9 053.30万吨)。(2)从空间上看,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效应在处于城镇化高级阶段以及初级、中级阶段的省市分别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贡献程度均非常突出(第一位或第二位);居民收入效应在经济发达省市具有抑制作用,欠发达省市仍具有促进作用,贡献微弱;人口密度效应仅在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具有促进作用,贡献程度较小(多为第五位);空间规模效应在各省市均具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中级阶段的省市贡献较突出(前三位);结构效应贡献也非常突出(第一位或第二位),在各省市的作用方向与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效应相反;技术效应仅在江苏、新疆具有抑制作用,在各省市作用程度差异较大。认为,政府应依据所处城镇化阶段,有针对性地制定低碳城镇发展规划和建筑业节能减排措施的政策。
垂直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的权责对称取向
张国磊, 张新文
2018, (3): 18-2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196
摘要:
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以及环境治理困境倒逼环保管理体制改革,省级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实行垂直管理正是结合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一种应然的理性选择。基于地方政府限权和环保部门放权的分析框架认为,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体制虽然能突破"属地管理"和"双重领导"带来的执法困境,但并不能完全抵制地方政府以其他形式进行合法性行政干预造成的权责不对称。因此,应通过加强"权责匹配"与"执法下沉"协同规避"地方化";突出"责任倒查"与"执法督察"结合强化"行政问责";注重"跨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互动实现"协同治理"等方式动态调整地方政府限权与环保部门放权之间的平衡点,进而实现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权责对称。
面向储能的光伏微网成本评价与对策研究
聂龑, 吕涛
2018, (3): 26-32,5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747
摘要:
微电网是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协调区域内的电力资源。为研究面向储能的光伏微网电力成本变化情况和优化对策,基于微网多主体结构构建微网电力成本均衡模型,以微网内分布式光伏供应及用户电力需求的统计数据为主要输入对象,并设置变量来区分不同情景下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建立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微网分布式电力收益函数和用户购电成本函数,刻画微网电力资源调度的动态均衡变化。基于微网电力资源调度实例,发现微网在并网情景下的购电成本小于储能情景下的购电成本(C并=2 033.6元C储=2 633.6元),且储能情景下购电成本的22.8%都来自储能设施的日折旧费,因此,加大科技研发和增强微网协同管理可以降低微网成本。
北京市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
赵玉焕, 李玮伦, 王淞
2018, (3): 33-4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265
摘要:
利用北京市2002-2012年的统计数据,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北京市农村和城市低、中、高3个收入居民群组的消费间接碳排放量,利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对北京市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2-2012年,城乡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总量从2002年的3 131.81万吨增加至2012年的3 857.67万吨,年均增长率为2.11%。分收入群组看,农村低、中、高3个收入群组的居民间接碳排放随着收入上升而下降,城市低、中、高3个收入群组的居民间接碳排放随着收入上升而上升。SDA结果显示,2002-2012年,平均消费水平变动是城乡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碳排放强度变动则是主要抑制因素,消费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动则影响有限。因此,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减排建议:进一步降低产业部门碳排放强度和优化产业结构;严控人口规模,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上优化消费结构,鼓励低碳消费、绿色消费。
城市“生态治理”政策流动的一种新设计——以“宜昌试验政策”为例
杨超, 危怀安
2018, (3): 45-5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534
摘要:
如何提升城市"生态治理"政策流动的科学性,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异域"示范性"政策?这不仅关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且是跳出既定政策设计思路"惯性"的变革。基于城市政策流动和德勒兹生成理论的框架,从平衡政策与自然生态关系、促进政策过程性和空间性优化、重塑了宜昌试验"生态治理"政策:以生态问题导向、强化公众参与、政治性弱化和降低典范意识为核心促进了主体的消解;利用系列设计、结构设计、弱势群体和弱势知识的交乘公式优化了生态守护政策、生态产业和资本化政策、生态科普政策;将试点经验作为政策推广的"根",以音乐模型保持两条水生态人文走廊自然与人文的律动,以海洋模型促进特色生态小镇空间的融合转化,以数学模型开发生态指标和经济指标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和以美学模型拓展生态空间设计。
关系治理对PPP项目控制权影响的实证研究
李晓光, 郝生跃, 任旭
2018, (3): 52-5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867
摘要:
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PPP项目控制权的实际配置,但鲜有学者量化分析关系治理与控制权的关系。开发PPP项目控制权配置量表收集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关系治理、控制权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信任和承诺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的控制权整体上与项目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之间增进彼此信任,并恪守承诺有助于公共部门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提升项目绩效。(2)合作与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沟通与社会资本的产品(服务)定价、特许经营期和收益分配的控制权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公私部门通过协调合作、密切沟通,提升项目绩效的关键路径并不是向社会资本让渡控制权。因此,政府应基于公私双方的信任、承诺、合作和沟通的关系情景,动态调整授让给社会资本的控制权结构,以便有效发挥关系治理和控制权配置协同改善PPP项目绩效的作用。
组群层次下风险投资多边联盟的形成
罗超亮, 符正平, 王曦
2018, (3): 60-7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279
摘要:
基于中国风险投资行业中的多边联合投资实践,以"组群"为单位探讨组群成员间的关系密度在不同情境下对组群成员组建多边联盟这一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潜在合作伙伴之间的前期关系密度对于它们未来形成多边联盟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第二,潜在合作伙伴之间的行业知识异质性显著增强了前期关系密度的正向效应,声誉异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关系断层显著增强了关系密度的正向作用。第四,地位断层并未显著增强关系密度的正向作用,但对多边联盟的形成却有正向的直接作用。
基于二象对偶论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
韩海彬, 李增田
2018, (3): 71-7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700
摘要:
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推进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是当前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基于二象对偶论,在完全空间下将城镇化系统设计为以城镇化水平表征的实象和以城镇化效率表征的虚象构成的二象系统。在对城镇化系统的虚实二象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利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实证测度了2006-2014年中国各省份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中国城镇化效率则出现微弱下降。(2)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的演进大致呈"M形";中部地区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在考察期内变化幅度较小,并且呈微弱下降趋势;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在整个上升趋势中又伴随着"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动态变化过程。(3)不同省份之间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差异显著,并且呈扩大趋势。此外,各省份的城镇化系统协调发展度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序特征。
企业用户云服务技术选择行为
邵明星, 范静
2018, (3): 80-8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558
摘要:
如何选择最佳云服务方案,是企业决定采纳云服务之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决策。为了解决云服务技术选择问题,从业务流程的视角出发,以模块化系统理论为基础,提出一个流程模块化、IT可拆解性及安全风险如何影响云服务技术选择的研究模型。采用问卷调查和计量经济学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程模块化和IT可拆解性对云服务技术选择的抽象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流程模块化程度IT可拆解性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抽象程度高的云服务,如软件即服务SaaS;而流程模块化程度和IT可拆解性越低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抽象程度低的云服务,如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同时,安全风险会正向调节流程模块化和IT可拆解性对云服务技术选择的抽象程度的影响。
网络嵌入对制造业企业品牌价值影响机理与作用边界的整合
张强, 李晓彤
2018, (3): 90-9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984
摘要:
制造业企业品牌价值的塑造与提升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网络嵌入对品牌价值影响路径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动态性在网络嵌入、社会责任与品牌价值关系中的整合边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嵌入与制造业企业品牌价值间具有积极关系,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和结构嵌入程度越高,品牌价值越高;技术动态性在网络嵌入与品牌价值关系中具有显著的整合边界作用,即随着技术动态性的提升,网络嵌入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品牌价值的作用下降;市场动态性在认知嵌入、关系嵌入与品牌价值的作用过程中同样具有整合边界作用,但社会责任在结构嵌入与品牌价值关系中的路径作用并未受到市场动态性的影响。
新闻话语方式对股价的影响——基于财经媒体类型的视角
钟惠波, 沈依琴, 曾奕萌
2018, (3): 98-10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834
摘要:
研究新闻话语方式对投资者股票交易行为及股价的影响,挑战在于话语方式不容易刻画。鉴于新闻报道的话语权主体即媒体均有鲜明的立场意图,尝试通过财经媒体类型刻画新闻话语方式,结合沪深300指数样本,利用网络爬虫、汉语分词系统及情感分析软件等工具,对新闻话语方式对股价的影响展开探索性的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背景财经媒体、专业财经媒体及互联网财经媒体这3类媒体类型在报道数量、信息简洁度、情感得分及情感分歧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并通过投资者关注度及投资者情绪对股价波动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于循环CDM模型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企业所有权性质视角
武玉青, 李存金
2018, (3): 105-11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109
摘要:
随着中国中小企业在全国企业总数中比重的不断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成为促进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传统基于熊彼特假说、基于行业和成熟企业数据的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不能有效代表中小企业的创新情况,为深入探讨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以中国2009-2015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所有权性质视角利用循环的CDM模型探讨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明显高于非国有中小企业,但国有中小企业并没有将创新投入优势充分转化为创新产出优势,导致其在创新产出上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
国防R&D、通用目的技术与经济增长
何昉, 曹冰雪, 杨晓维
2018, (3): 113-12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818
摘要:
研究国防R&D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济理论需要结合技术演化理论,明晰国防部门在技术演化进程中的作用特点。技术发展史分析表明,历史上引致重大技术变革的通用目的技术(GPT)的发明,通常源自国防部门的研发努力,而随着技术演化进程由起步期逐渐迈入成熟期,国防和民用部门中同一GPT的技术轨道将由于部门间技术需求的差异而呈现出先趋同后分化的特征。据此,在GPT增长框架中正式建模分析国防R&D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及主要机制,并通过数值模拟证明,"军民并举"的国家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在长期中能够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绩效。在中国逐步接近国际技术前沿的背景下,继续加大国防研发支出,完善军民科技融合体制机制,将成为中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举措。
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司法适用——以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6条为视角
黄玉烨, 鲁甜
2018, (3): 122-13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261
摘要:
中国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规定主要源自于民法上对有体物的规定。囿于传统民法理论,侵权即判令停止侵害业已成为专利领域的司法惯例。专利司法解释(二)第26条被视为是侵权当然停止论的突破。但中国现行专利权制度并没有就其中的公共利益及合理费用等概念进行厘定。美国在禁令否决和替代性措施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从中国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立法沿革及现有的司法实践上看,公共利益与企业性质以及专利性质无关,应当严格界定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内。当权利人滥用专利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也可适用第26条。合理费用不同于自愿专利许可使用费和强制许可的许可费,而应是在给予侵权人充分救济的前提下对权利人损失的合理补偿。在合理费用界定方面,可以通过借鉴美国乔治太平洋案所确定的15种因素来进行判定未来使用费。此外,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不应扩展到诉前禁令。
民事习惯在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其启示——以风水习惯为例
姚澍
2018, (3): 132-14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553
摘要:
在民国时期湖南的坟山案件中,风水习惯被广泛地运用,并有力地推动了纠纷的解决。这与当时的社会观念、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判例制度密不可分。新施行的《民法总则》规定了习惯的抽象法源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着法官对民事习惯的使用不足,相关的适用规则缺乏和审案标准不一等隐忧。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检视,可以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加强对习惯的使用,开展服务于司法的民事习惯调查,同时对善俗与恶俗进行区分,尤其是要分清封建迷信和正常社会心理之间的界限。
论认罪认罚从宽中的程序正义及其实现
钱文杰
2018, (3): 143-14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0689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这一源自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旨在契合刑事诉讼程序多元化价值追求的制度完善,承载着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和人文关怀,具体适用以被追诉人的"真诚悔罪"为逻辑起点,是刑罚和刑事诉讼功利主义与能动主义的制度外化,实践中强调以一种务实进取的态度关注对罪犯的惩治、对被害人的救济、对社会关系的修复以及长远视角下的犯罪预防。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兼具内在和外在双重维度的时代价值,一方面是从内在价值出发的刑罚理论完善,另一方面是从外在价值出发的诉讼实践展开。行为主体的认罪认罚,是通过放弃部分权利而满足其个体层面相对受益的理性选择,应建立在以利益主体"有效参与"并"实质影响"为核心的"正当程序"之底线正义上,要求在信息对称、明示利弊、形式多样、法律帮助、强制措施、量刑从宽、法庭审判和裁判文书等方面着力完善。
快播案一审判决的刑法教义学分析——与几位方家的商榷
周详, 覃业坤
2018, (3): 150-15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287
摘要:
快播公司因其旗下快播播放器的组件——中心调度服务器和缓存服务器的特殊功能而被认为是网络内容提供商,进而被认为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一结论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中心调度服务器只是被用户操控的软件和工具,缓存服务器是帮助信息传输的"中转站"而不是存储信息的"货仓",所以快播公司实际上是网络平台提供商。其行为符合中立的帮助行为的特征,亦符合技术中立原则的法理。快播公司没有参与淫秽视频的传播,不存在间接故意,没有实施作为犯罪;同时快播公司不具有保证人地位,不负刑法上的作为义务。对于具体用户传播淫秽视频的行为不"明知",亦不可按不作为的实行犯处理,理应无罪论处。快播案透露出中国通过强力管控网络服务商来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策略,审判机关的先入罪再定罪思维有损司法的正义性,值得深思。
新常态经济下传媒产业规制的改革逻辑
李杉, 阮毅
2018, (3): 159-16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584
摘要: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红利加速消失、硬约束增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经济活动和行为规则回归市场逻辑。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与改革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同步,以往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源自于享受政策偏好带来的红利,市场与行政规制的双重低效甚至失效、产业发展势大力薄的现状始终未有本质性的改变。一旦整体经济下行,这种矛盾尤为突出。因此,规制改革的目标和手段也应符合新常态的本质,包括以激励性规制手段完善市场结构与产权结构、建构经营者激励机制、提升传媒市场的有效竞争等一系列举措。
转型期媒体人职业存在感的建构策略与困境——基于2016年记者节媒体人言论表达的分析
胡沈明, 冯淑闲
2018, (3): 165-17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796
摘要:
传统大众传播渠道日渐衰落,媒体人的存在感遭受严重冲击。关注记者节媒体人的言论表达文本,对于了解他们的价值构建策略意义较大。媒体人一方面感知到价值"失序"对身份认同的冲击,另一方面企图通过倡导"理想""信念"和"公正"3种理念,以"专业""理想"以及"神话"3种话语进行"区隔",以与普通民众相区别。然时易势迁,专业主义的"理想情怀"、文人论政的"文化基因"所成就的新闻理想虽能区隔,但被认同的空间愈益狭窄。在当前媒介市场完全竞争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的情形之下,验证并整合信息与观点是媒体人专业性的体现,也是其获得存在感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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