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第3期
2019, (3): 1-1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328
摘要: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传统的政府权衡思路发生转变，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劣于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聚焦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助于监管当局把握环境政策的经济端反馈效果。采用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经济区域异质性和政府行为，细致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特征，东部地区形成了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为反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没有影响；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压力越大、财政收支压力越小、相对财力越大，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力越大；传导机制方面，佐证了研发创新和对外开放对环境规制优化产业结构的正向传导效应，而FDI流入和投资需求反而具有逆向功效。因此，必须注重政府行为的协调效应，有效把握区域特征，提倡创新和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019, (3): 11-1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222
摘要: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
2019, (3): 19-2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531
摘要: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09年投入产出表和能源账户数据，运用出口总额分解框架对总出口数据进行分解，得到中国出口增加值。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得到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分别用增加值和隐含碳衡量光电设备制造业出口的经济利益和环境成本，并构建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指标，将其与美国进行比较，并对中美该差异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出口的增加值总体呈增加趋势，美国该部门的增加值在波动中略有上升；中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国内出口隐含碳在研究期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趋势，美国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中、美两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指标数值均呈下降趋势，且中国显著高于美国；中、美该行业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排放差异在研究期内下降，LMDI分解结果表明，这一差距主要是由碳排放系数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带来的，且后两项在2005年之后驱动效应增大。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09年投入产出表和能源账户数据，运用出口总额分解框架对总出口数据进行分解，得到中国出口增加值。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得到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分别用增加值和隐含碳衡量光电设备制造业出口的经济利益和环境成本，并构建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指标，将其与美国进行比较，并对中美该差异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出口的增加值总体呈增加趋势，美国该部门的增加值在波动中略有上升；中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国内出口隐含碳在研究期呈现“下降—上升—下降”的波动趋势，美国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中、美两国光电设备制造业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指标数值均呈下降趋势，且中国显著高于美国；中、美该行业单位国内出口增加值的国内出口隐含碳排放差异在研究期内下降，LMDI分解结果表明，这一差距主要是由碳排放系数效应、增加值系数效应和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带来的，且后两项在2005年之后驱动效应增大。
2019, (3): 30-3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6537
摘要:
基于2006—2016年相关数据，运用LMDI-I加法分解法研究北京城市家庭中各要素分别对直接、间接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013年以前，北京市城市家庭以间接碳排放为主，2013年后直接碳排放量超过间接碳排放量，成为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主要碳排放来源。人均住房面积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分别是造成直接、间接碳排放上升的最主要推动因素，城区人口的增长对直接、间接碳排放都产生正向效用，而能源强度和能源转化系数的降低可以有效抑制间接碳排放的增长。
基于2006—2016年相关数据，运用LMDI-I加法分解法研究北京城市家庭中各要素分别对直接、间接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013年以前，北京市城市家庭以间接碳排放为主，2013年后直接碳排放量超过间接碳排放量，成为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主要碳排放来源。人均住房面积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分别是造成直接、间接碳排放上升的最主要推动因素，城区人口的增长对直接、间接碳排放都产生正向效用，而能源强度和能源转化系数的降低可以有效抑制间接碳排放的增长。
2019, (3): 39-4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492
摘要:
2016年10月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ICAO）第39届全体成员国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国际航空业碳抵消与削减机制（CORSIA）”，以实现自2020年起的“碳中和增长”目标。一方面，碳抵消与削减机制是ICAO长期持续致力于航空业温室气体减排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与国际航空减排的紧迫性与航空企业的认可相关联；另一方面，碳抵消与削减机制也是欧盟在国际航空减排谈判中进行积极推动与单边威胁的结果。CORSIA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适用范围有限、分阶段实施、“前松后紧”的抵消义务等。当前，CORSIA的发展前景尚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可用于抵消的合格排放单位的资格要求将成为实施CORSIA的主要障碍，CORSIA自身缺乏遵约与处罚机制。为促进CORSIA的顺利实施，同时尽可能减少其对航空市场的扭曲，ICAO应进一步完善CORSIA的执行方案，或由成员国调整其自主性航空减排措施。CORSIA的有效实施也有赖于《芝加哥公约》下的成员国“自助机制”。
2016年10月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ICAO）第39届全体成员国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国际航空业碳抵消与削减机制（CORSIA）”，以实现自2020年起的“碳中和增长”目标。一方面，碳抵消与削减机制是ICAO长期持续致力于航空业温室气体减排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与国际航空减排的紧迫性与航空企业的认可相关联；另一方面，碳抵消与削减机制也是欧盟在国际航空减排谈判中进行积极推动与单边威胁的结果。CORSIA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适用范围有限、分阶段实施、“前松后紧”的抵消义务等。当前，CORSIA的发展前景尚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可用于抵消的合格排放单位的资格要求将成为实施CORSIA的主要障碍，CORSIA自身缺乏遵约与处罚机制。为促进CORSIA的顺利实施，同时尽可能减少其对航空市场的扭曲，ICAO应进一步完善CORSIA的执行方案，或由成员国调整其自主性航空减排措施。CORSIA的有效实施也有赖于《芝加哥公约》下的成员国“自助机制”。
2019, (3): 57-6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592
摘要:
“知”与“行”存在巨大鸿沟，探究社会心理学因素是如何影响垃圾分类行为成为重要问题。基于“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分析阶层认同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检验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内在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阶层认同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同时通过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体现出中介效应；环境价值观不仅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并通过环境行为控制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提升公众的绿色消费理念、培育节约环保习惯，可以增强环境责任意识，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通过树立典型模范人物，增强阶层认同感，提升对环境满意度，为培育公众垃圾分类的自觉、自愿行为起到积极作用。
“知”与“行”存在巨大鸿沟，探究社会心理学因素是如何影响垃圾分类行为成为重要问题。基于“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分析阶层认同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检验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内在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阶层认同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同时通过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体现出中介效应；环境价值观不仅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并通过环境行为控制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提升公众的绿色消费理念、培育节约环保习惯，可以增强环境责任意识，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通过树立典型模范人物，增强阶层认同感，提升对环境满意度，为培育公众垃圾分类的自觉、自愿行为起到积极作用。
2019, (3): 67-7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3031
摘要:
机构投资者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大股东在定向增发中的掏空行为，但企业成长性会影响机构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以2006—2015年沪深两市进行定向增发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机构投资者分为6类：券商、信托、保险、基金、投资公司和其他公司，采用大样本数据分析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面对来自于不同成长性企业的定向增发时，他们参与定向增发的不同状态会如何影响发行折价率。研究发现：（1）企业成长性好时，机构投资者参与认购会显著降低发行折价率，且认购比例越高，折价率越低，而企业成长性不好时，机构投资者参与对折价率无显著影响；（2）企业成长性好时，证券、基金、信托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认购比例越高，发行折价率越低，而企业成长性不好时，投资公司的认购则增加了折价率。因此，政策制定时需区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在定向增发中可适当引入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来维护增发价格的合理性。
机构投资者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大股东在定向增发中的掏空行为，但企业成长性会影响机构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以2006—2015年沪深两市进行定向增发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将机构投资者分为6类：券商、信托、保险、基金、投资公司和其他公司，采用大样本数据分析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面对来自于不同成长性企业的定向增发时，他们参与定向增发的不同状态会如何影响发行折价率。研究发现：（1）企业成长性好时，机构投资者参与认购会显著降低发行折价率，且认购比例越高，折价率越低，而企业成长性不好时，机构投资者参与对折价率无显著影响；（2）企业成长性好时，证券、基金、信托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认购比例越高，发行折价率越低，而企业成长性不好时，投资公司的认购则增加了折价率。因此，政策制定时需区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在定向增发中可适当引入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来维护增发价格的合理性。
2019, (3): 76-8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499
摘要: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利用3 759家全国私营企业样本，区分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探究家族企业在承担内外部社会责任上的行为表现及不同发展阶段承担内外部社会责任的行为模式，结果表明：（1）家族涉入会提高企业外部慈善捐赠投入，但会抑制企业内部员工福利投入。（2）相比成熟期企业，新创企业家族涉入与外部慈善捐赠的正向关系更强，而与员工福利投入的负向关系没有改变。（3）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越强，家族涉入与员工福利投入的负向关系越会减弱。在对样本选择、替代变量等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保持稳定。研究揭示家族企业在承担内外部社会责任时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并且，优先遵循“惠外”的行为模式。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利用3 759家全国私营企业样本，区分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探究家族企业在承担内外部社会责任上的行为表现及不同发展阶段承担内外部社会责任的行为模式，结果表明：（1）家族涉入会提高企业外部慈善捐赠投入，但会抑制企业内部员工福利投入。（2）相比成熟期企业，新创企业家族涉入与外部慈善捐赠的正向关系更强，而与员工福利投入的负向关系没有改变。（3）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越强，家族涉入与员工福利投入的负向关系越会减弱。在对样本选择、替代变量等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保持稳定。研究揭示家族企业在承担内外部社会责任时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并且，优先遵循“惠外”的行为模式。
2019, (3): 86-9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3813
摘要:
2015年，随着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提出，高科技创业再度成为国内各界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创业的实质是识别与利用创业机会，其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团队、政府、高校和投资机构等内外部组织间紧密合作的生态系统。以典型性高科技创业的亲子幼教网创始人3次创业过程为案例研究对象，基于机会识别和利用的适配性视角，深入探讨亲子幼教网创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的过程机理。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发现，亲子幼教网创业者3次创业生态系统经历了资本主导型创业、市场主导型创业和创业者主导型创业3个阶段；每个阶段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利用方式具有不同的特征；以典型性高科技创业的亲子幼教网创业生态系统中，创业机会识别与利用的不断适配推动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而创业者的机会观是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
2015年，随着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提出，高科技创业再度成为国内各界所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创业的实质是识别与利用创业机会，其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团队、政府、高校和投资机构等内外部组织间紧密合作的生态系统。以典型性高科技创业的亲子幼教网创始人3次创业过程为案例研究对象，基于机会识别和利用的适配性视角，深入探讨亲子幼教网创业生态系统动态演化的过程机理。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发现，亲子幼教网创业者3次创业生态系统经历了资本主导型创业、市场主导型创业和创业者主导型创业3个阶段；每个阶段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利用方式具有不同的特征；以典型性高科技创业的亲子幼教网创业生态系统中，创业机会识别与利用的不断适配推动创业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而创业者的机会观是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
2019, (3): 94-10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047
摘要: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2019, (3): 106-11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148
摘要:
针对一条线上线下并存型的双渠道供应链，制造商同时销售高端和低端的异质品。构建制造商、实体店和电商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供应链成员的分销策略偏好，剖析不同分销策略对供应链成员利润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消费者的产品质量差异敏感程度较小（较大）时，制造商、实体店和电商均偏好线下销售低端产品，线上销售高端产品（线下销售高端产品，线上销售低端产品）的分销策略；当消费者的产品质量差异敏感程度适中时，制造商、实体店和电商的分销策略偏好不一致。同时，线上线下销售产品的质量差异程度增大有利于提高制造商的利润水平。通过拓展分析验证相关结论，在制造商自己构建线上销售渠道的情形下依然成立。
针对一条线上线下并存型的双渠道供应链，制造商同时销售高端和低端的异质品。构建制造商、实体店和电商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供应链成员的分销策略偏好，剖析不同分销策略对供应链成员利润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消费者的产品质量差异敏感程度较小（较大）时，制造商、实体店和电商均偏好线下销售低端产品，线上销售高端产品（线下销售高端产品，线上销售低端产品）的分销策略；当消费者的产品质量差异敏感程度适中时，制造商、实体店和电商的分销策略偏好不一致。同时，线上线下销售产品的质量差异程度增大有利于提高制造商的利润水平。通过拓展分析验证相关结论，在制造商自己构建线上销售渠道的情形下依然成立。
2019, (3): 116-12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358
摘要:
以2007—2016年上市公司的重大重组并购事件为初始样本，手工收集沪、深两市交易所并购事件的公告文件，整理出有关业绩补偿承诺的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DID）等方法，研究签订业绩补偿承诺对企业研发创新和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重组并购的事件中，承诺方大股东的业绩补偿承诺与并购后企业研发创新水平显著负相关；相对于创新型企业，非创新型企业中业绩补偿承诺对研发创新的负面效应更强；签订业绩补偿协议与并购后企业短期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与长期绩效负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业绩补偿承诺对研发创新的抑制作用；反之，地区产权保护越好，这种抑制效应越弱。研究表明：业绩补偿承诺虽然可以降低产权交易成本，提高并购效率，但也会抑制企业研发，影响长期绩效。
以2007—2016年上市公司的重大重组并购事件为初始样本，手工收集沪、深两市交易所并购事件的公告文件，整理出有关业绩补偿承诺的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DID）等方法，研究签订业绩补偿承诺对企业研发创新和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重组并购的事件中，承诺方大股东的业绩补偿承诺与并购后企业研发创新水平显著负相关；相对于创新型企业，非创新型企业中业绩补偿承诺对研发创新的负面效应更强；签订业绩补偿协议与并购后企业短期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与长期绩效负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业绩补偿承诺对研发创新的抑制作用；反之，地区产权保护越好，这种抑制效应越弱。研究表明：业绩补偿承诺虽然可以降低产权交易成本，提高并购效率，但也会抑制企业研发，影响长期绩效。
2019, (3): 126-13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367
摘要:
优化城市治理工作、破解多重城市治理难题，亟待地方政府的积极行动和不断创新。而审视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不仅能够精准界定可行创新空间，也能避免城市治理创新行为的失控。以武汉城管采用“呼你撕”手段治理城市“牛皮癣”为例，既要分析创新举措的运作逻辑，也要正视其演变为“呼死你”的隐忧。一方面，武汉市将“城管被动处理”变为“当事人主动上门”，实现了“我要治理”到“要我治理”的转变；另一方面，“呼你撕”系统分类比较成熟，电话和短信提醒比例随当事人反应而调整，体现了武汉市对城市治理创新边界的高超拿捏。从中可知，各级政府既要敢于为创新城市治理提供机遇与平台，并创设必要的容错机制，增多城市治理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要坚守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绝不能逾越法律、制度以及技术红线，更不能损害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优化城市治理工作、破解多重城市治理难题，亟待地方政府的积极行动和不断创新。而审视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不仅能够精准界定可行创新空间，也能避免城市治理创新行为的失控。以武汉城管采用“呼你撕”手段治理城市“牛皮癣”为例，既要分析创新举措的运作逻辑，也要正视其演变为“呼死你”的隐忧。一方面，武汉市将“城管被动处理”变为“当事人主动上门”，实现了“我要治理”到“要我治理”的转变；另一方面，“呼你撕”系统分类比较成熟，电话和短信提醒比例随当事人反应而调整，体现了武汉市对城市治理创新边界的高超拿捏。从中可知，各级政府既要敢于为创新城市治理提供机遇与平台，并创设必要的容错机制，增多城市治理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要坚守城市治理的创新边界，绝不能逾越法律、制度以及技术红线，更不能损害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2019, (3): 133-14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413
摘要: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2019, (3): 143-14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9765
摘要:
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贸易规则之间的碎片化衔接凸显了清洁能源产业竞争中的知识产权议题。通过梳理美国超导公司与中国华锐风电在中国境内外的一系列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探讨中国清洁能源领域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特点与趋势。境外跨国公司擅于运用知识产权诉讼排挤竞争对手，采用专利诉讼、软件著作权诉讼、商业秘密诉讼以及商标诉讼等多管齐下的诉讼策略。反垄断规则尚未成为中国限制知识产权滥诉的关键工具。境外跨国公司采用择地行诉以获取对其有利的司法判决，给中国的知识产权公正司法提出新的挑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清洁能源全球推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的作用不仅在于保护私权，亦应可持续性地促成清洁能源的技术转移。
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贸易规则之间的碎片化衔接凸显了清洁能源产业竞争中的知识产权议题。通过梳理美国超导公司与中国华锐风电在中国境内外的一系列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探讨中国清洁能源领域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特点与趋势。境外跨国公司擅于运用知识产权诉讼排挤竞争对手，采用专利诉讼、软件著作权诉讼、商业秘密诉讼以及商标诉讼等多管齐下的诉讼策略。反垄断规则尚未成为中国限制知识产权滥诉的关键工具。境外跨国公司采用择地行诉以获取对其有利的司法判决，给中国的知识产权公正司法提出新的挑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清洁能源全球推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的作用不仅在于保护私权，亦应可持续性地促成清洁能源的技术转移。
2019, (3): 149-15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9960
摘要:
在上海西门子国际贸易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公司案中，裁决者是否有必要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进行扩张解释的问题备受争议。缘于涉外因素识别条款本身固有的诸多结构性弊病及条款日益凸显的滞后性与简单僵化的征象，法律适用者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是适要的。为谨防扩张解释的舛误与滥用，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恪守其原则和原旨基准容许的边界。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严格遵循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指引和严密契合国际民商事实践新发展诉求的宏观基准。且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必须依循涉外因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解释的微观基准，遵循从涉外因素的应然外延至本源内涵的识别序列展开解释。
在上海西门子国际贸易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公司案中，裁决者是否有必要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进行扩张解释的问题备受争议。缘于涉外因素识别条款本身固有的诸多结构性弊病及条款日益凸显的滞后性与简单僵化的征象，法律适用者对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是适要的。为谨防扩张解释的舛误与滥用，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恪守其原则和原旨基准容许的边界。涉外因素识别条款的扩张解释必须严格遵循国际私法基本原则的价值指引和严密契合国际民商事实践新发展诉求的宏观基准。且涉外因素识别条款之扩张解释必须依循涉外因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解释的微观基准，遵循从涉外因素的应然外延至本源内涵的识别序列展开解释。
2019, (3): 158-16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061
摘要:
以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KFTC）在2016年底对高通公司的处罚决定为标志，直接针对高通公司的闭合型反竞争商业模式课以矫正措施，从根本上遏制和消解了其反竞争能力和效果。KFTC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垄断的开放性生态竞争系统对促进创新与竞争的关键性与必要性，并做了规制实验。对比KFTC于2009年和2016年对高通公司的两次反垄断处罚，发现：（1）提高多维度合规调查的力度与强度；（2）提升反垄断调查程序的透明度与参与度；（3）运行系统性和持续性的矫正措施；（4）从单向度的规制滥用行为到多向度的促进商业模式的健康运行，已成为韩国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垄断的行动向度。中国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创新，亟需构建科学合理适宜操作的规范知识产权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法治系统与方法。在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创新的同时，促进相关市场上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健康运行，实现知识产权创新保护与公平自由竞争之间的整体性与时代性的结合。
以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KFTC）在2016年底对高通公司的处罚决定为标志，直接针对高通公司的闭合型反竞争商业模式课以矫正措施，从根本上遏制和消解了其反竞争能力和效果。KFTC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垄断的开放性生态竞争系统对促进创新与竞争的关键性与必要性，并做了规制实验。对比KFTC于2009年和2016年对高通公司的两次反垄断处罚，发现：（1）提高多维度合规调查的力度与强度；（2）提升反垄断调查程序的透明度与参与度；（3）运行系统性和持续性的矫正措施；（4）从单向度的规制滥用行为到多向度的促进商业模式的健康运行，已成为韩国规制滥用知识产权垄断的行动向度。中国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创新，亟需构建科学合理适宜操作的规范知识产权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的法治系统与方法。在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创新的同时，促进相关市场上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健康运行，实现知识产权创新保护与公平自由竞争之间的整体性与时代性的结合。
2019, (3): 166-17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3300
摘要:
社会保险费的强制征缴既是社会保险强制性的体现，也是保费征收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维护社保基金安全的机制保障，更是实现社保征缴规范化，保障参保人社保权利的应然要求。中国当前社保费率过高、普遍化的低基数缴费、职工参保动力不足以及保费补缴困难是落实社保费强制征缴机制的主要困境。困境之源在于社保制度设计存在以下问题：社保转制以及扩面中政府财政责任缺位、费基的变相调整导致社保基数难以做实、缴费与待遇关联性弱降低了参保群体社保遵从度以及社保补缴实体内容立法缺失。透过政府财政责任归位降低社保费率、缴费基数的法定化、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制度激励机制构建以及保费补缴主体与补缴时效的法律明确，可实现困境突破，最终确保社保费强制征缴机制的落实。
社会保险费的强制征缴既是社会保险强制性的体现，也是保费征收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维护社保基金安全的机制保障，更是实现社保征缴规范化，保障参保人社保权利的应然要求。中国当前社保费率过高、普遍化的低基数缴费、职工参保动力不足以及保费补缴困难是落实社保费强制征缴机制的主要困境。困境之源在于社保制度设计存在以下问题：社保转制以及扩面中政府财政责任缺位、费基的变相调整导致社保基数难以做实、缴费与待遇关联性弱降低了参保群体社保遵从度以及社保补缴实体内容立法缺失。透过政府财政责任归位降低社保费率、缴费基数的法定化、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制度激励机制构建以及保费补缴主体与补缴时效的法律明确，可实现困境突破，最终确保社保费强制征缴机制的落实。
2019, (3): 174-18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0835
摘要: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残酷的战争使民众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各行各业民众均为生计所苦，健康、物价、就业等民生议题恶化。从全面抗战伊始直至战争结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聚焦的一大热点。国人对抗战与民生的关系、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改善以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这场热议反映了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其本质是对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折射了国民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困境，反映了国民党抗战路线的进退维谷。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残酷的战争使民众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各行各业民众均为生计所苦，健康、物价、就业等民生议题恶化。从全面抗战伊始直至战争结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聚焦的一大热点。国人对抗战与民生的关系、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改善以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这场热议反映了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其本质是对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折射了国民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困境，反映了国民党抗战路线的进退维谷。
2019, (3): 183-18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137
摘要:
《编珠》是隋代杜公瞻为隋炀帝编纂的一部类语体类书，编纂时间约在大业六年（610）至大业七年之间，编纂地点在江都。《编珠》在唐宋时代流传不广，《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对其亦有著录，又可见其流传之余绪。清代高士奇在翰林院整理旧库纸堆时发现了《编珠》残本，补续之后将之刊行于世，《编珠》遂再次公开流传。高士奇补遗本《编珠》与原本有很大不同，《续编珠》则是高士奇据《编珠》体例而成的新作，目前《编珠》主要有清吟堂本、翰林院本、文政十二年本3个流传系统。
《编珠》是隋代杜公瞻为隋炀帝编纂的一部类语体类书，编纂时间约在大业六年（610）至大业七年之间，编纂地点在江都。《编珠》在唐宋时代流传不广，《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等对其亦有著录，又可见其流传之余绪。清代高士奇在翰林院整理旧库纸堆时发现了《编珠》残本，补续之后将之刊行于世，《编珠》遂再次公开流传。高士奇补遗本《编珠》与原本有很大不同，《续编珠》则是高士奇据《编珠》体例而成的新作，目前《编珠》主要有清吟堂本、翰林院本、文政十二年本3个流传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