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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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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10年中国经济发展回顾及前景展望
李善同, 吴三忙, 何建武, 刘明
2012, (3): 1-8.
摘要:
系统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其原因。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了中国有效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促进了中国的要素成本等比较优势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紧密结合,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入世前后中国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与动力。针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促进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存在。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度很高,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发展已经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的因素,也取决于国际环境。未来10年,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相比过去10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更加不确定。
前景理论的职务舞弊行为决策
陈艳, 刘欣远
2012, (3): 9-17.
摘要:
以前景理论为决策模型,以认知偏差为切入点,重点分析职务舞弊决策过程中,主观影响因素即认知偏差对舞弊决策模型的价值函数与权重函数的作用机理;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企业管理者、一般财务从业者以及未来财务从业者的职务舞弊倾向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锚定与调整偏差、可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和过度自信会加大行为人的舞弊倾向;相较于已从业人员,认知偏差对于未来财务从业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权重函数的影响方面更为显著。
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
肖淑芳, 金田, 刘洋
2012, (3): 18-26.
摘要:
以2006—2008年公告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样本,将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视作内生变量,建立联立方程,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股权激励水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双向的影响关系,具体表现为股权激励强度越高,股权集中度越低;反之,股权越集中,则股权激励强度越低。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生性。(2)考虑到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公司绩效对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公司绩效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3)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公司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沪深300股指期货对标的指数的影响——基于修正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
吴刘杰, 郑宇
2012, (3): 27-31.
摘要:
沪深300股指期货对标的指数的影响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利用修正GARCH模型,以2007年1月4日至2011年7月22日沪深300指数为研究样本,并使用同期的上海银行同业拆放利率作为替代变量,通过整体回归和分阶段回归分析沪深300股指期货上市前后标的指数波动率的变化。研究发现:沪深300指数期货的引入降低了标的指数的波动率;同时,沪深300指数期货的引入加快了标的指数现货市场的信息传递速度。
建筑承包商品牌竞争力评价模型——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
吴春林, 汪波, 殷红春
2012, (3): 32-38.
摘要:
针对国内建筑企业品牌竞争力低下、评价方法缺乏的现状,拟建立科学、可行的建筑企业品牌竞争力评价体系。制定出一套较为全面的建筑承包商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集,研究综述发现,现有对评价模型内部结构研究的局限性,即各结点层(目标层、指标层、备选项层)的依赖关系具有单向性和层际隔离性。针对此,引入网络层次分析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ANP),可对品牌竞争力进行有效建模。以德尔菲方法输入专家意见,在超级决策软件的辅助下输出各指标权重和被评价企业品牌竞争力的定量描述。结果表明:建立的品牌竞争力的ANP评价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有效性,可作为建筑承包商进行品牌竞争力评价的一个“起点”,通过调整指标和相互关系,使之符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
DSSW模型的交易者行为风险度量方法
丁韶华, 陈庭强, 何建敏, 尹群耀
2012, (3): 39-43,55.
摘要:
在DSSW模型及噪声交易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市场风格和情绪指数变量,构建投资者证券交易风险度量模型,分析证券市场交易者行为风险与资产价格、无风险利率、风险资产股利、风险规避系数、市场预期价格、理性投资者所占比例、投资者情绪指数、理性投资者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及噪声交易者错误认知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及证券市场风格与投资者行为风险之间的相关性。理论分析表明: 一般情况下,噪声交易行为具有情绪感染和放大效应、风险资产持多和价格压力效应以及市场风格与风险资产偏好、行为风险的同向效应。
中国地区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
原小能
2012, (3): 44-50.
摘要:
服务业创新具有与工业技术创新不同的特征,为了对中国地区服务业创新能力进行评价,从服务业创新投入、服务业创新环境、服务业创新产出三个方面构建了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对2008年中国各地区服务业创新能力进行指数计算和排名。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服务业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呈现出东部高、中部中、西部低的格局。但从各层次内部看,则是各有优劣,因而,各地区要增强服务业创新能力,需要扬长避短,增加服务业创新投入,改善服务业创新环境,提高服务业创新产出。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质量控制与治理模式
浦徐进, 蒋力, 刘焕明
2012, (3): 51-55.
摘要:
“农超对接”(Alliance of Agriculture and Supermarkets) 供应链是一种以超市为载体和平台,小规模农户进入现代超市连锁销售的现代农业流通模式。事实上,能够更好地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是“农超对接”供应链产生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以质量控制策略为切入点,分析“超市+合作基地”和“超市+自建农场” 两种供应链模式选择的判别准则。研究表明:当超市内部检测成本系数较大时,超市偏好于“超市+自建农场”模式;反之,超市偏好于“超市+合作基地”模式。
三阶段DEA模型的中国服务业效率
林秀梅, 臧霄鹏
2012, (3): 56-61.
摘要:
采用三阶段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2009年31个省市的服务业运营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运营效率受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政府支持的影响显著;如果不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服务业纯技术效率将被低估,规模效率将被高估;服务业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仅为0.520,主要是因为纯技术效率偏低;各省市服务业生产效率可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各地应结合自身效率的特点,有侧重地提高管理水平或者扩大生产规模;我国服务业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即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差。
消费者网络购物渠道决策——基于感知价值
王崇, 刘健
2012, (3): 62-68.
摘要:
研究消费者网络渠道决策有助于企业开展协同营销。以感知价值为视角,对消费者网络渠道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消费者网络渠道决策假设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拟合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感知价值是影响消费者网络渠道决策的最重要直接因素,与消费者网络渠道购物意愿正相关,感知风险次之,与消费者网络渠道购物意愿负相关。从影响感知价值因素看,感知风险对感知价值的影响程度最高,说明风险仍是目前制约消费者网络购物的最大障碍。此外,消费者的风险态度与网络渠道购物意愿正相关,消费者风险态度越趋向风险型,选择网络渠道的意愿就越强。
工业产品质量监测指标体系研究
黄利斌, 罗建国, 何小龙, 孟燕, 郑兴祥
2012, (3): 69-74.
摘要:
监测指标的设置是工业产品质量监测的核心问题。从工业产品质量和质量监测的内涵出发,阐释监测指标的设置原则、思路、技术路线。指标体系由质量水平和保障体系两大监测维度构成,以基本性能、舒适性、外观、安全性、可靠性来衡量质量水平,以基础条件、人员素质与技术工艺水平、管理机制与质量控制来衡量保障体制,以轿车为试点实施监测。认为:应着手建立监测联席会议制度,构建覆盖全国范围的监测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
知识型员工个人元胜任力的测量模型
李军锋, 周宁, 马婧, 韩小汀
2012, (3): 75-81.
摘要:
知识型员工个人元胜任力是基于能力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基于知识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切入点。知识型员工个人元胜任力测量模型的研究以Brown和Cheetha所提出的元胜任力框架为理论基础,针对“元胜任力”的特殊属性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提出基于知识型员工的个体元胜任力的测量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基于“演绎法”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知识型员工个体元胜任力由创造力、学习能力、反省能力、情绪能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概念能力7个维度构成。
灾害情境中的集体行动及形成逻辑
周利敏
2012, (3): 82-88.
摘要:
近年来,随着灾害的频发,过去很少被重视的灾害社会学研究逐渐从边缘变为主流的研究领域。面对日益复杂的灾害现象时,如何进一步与主流社会学理论对话成为当前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集体行动视角进行探讨,并初步建立起灾害集体行动类型分析的框架。在灾害处置过程中,如何发挥灾害集体行动的正面效应而规避其负面风险?这是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事实证明,在“天灾”定义的情境中,灾民对于外界援助会有较高的满意度,因而能促进积极的集体行动产生。反之,在“人祸”情境定义中,灾民就会将灾害责任的焦点从“宿命论”转移到“人祸论”上,不仅会引起灾民的强烈不满和抗争性行动,还会威胁到政治安全目标及社会的稳定。政府应通过灾害信息的及时播报、正向解释以及专家诠释等方式正确引导民众的灾害情境定调。同时,政府还应从关注灾害技术层面的修复到关注弱势群体、信任机制、公私协力、柔性治理、危机管理和社会公平等综合层面治理的转变,来发挥灾害治理的理想效果。
社会救援资源动员联盟伙伴选择
韩秋露
2012, (3): 89-92,97.
摘要:
社会救援资源是应急救援工作的重要资源支撑,平时被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各类社会主体所掌控。动员联盟则是各类主体所组建的特殊虚拟企业。动员联盟的特殊性表现为无准备期、联盟盟主往往多线程、弱经济性以及时效性和高动态性,其组织形式应为星型联邦模式。伙伴选择则是组建动员联盟的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救援成效。社会救援资源动员联盟伙伴选择包括正序选择与逆序选择两种方式,每种方式都适合不同的条件,并有不同的步骤且各有其合理算法。
成品油动员物流网络内涵及结构
张纪海, 张萌萌
2012, (3): 93-97.
摘要:
近年来,我国各地频发“油荒”,影响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因此急需进行成品油动员物流的理论研究以及动员物流网络的规划建设,以应对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引起的成品油需求的激增。在界定成品油动员物流网络内涵的基础上,归纳动员物流网络的特点,着重研究物流基础设施网络的节点和线路,明晰动员物流的网络结构,为进一步建设完善我国成品油动员物流网络做好前期准备。
营救协定对外空游客的适用性
凌岩
2012, (3): 98-103.
摘要: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和《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的起草历史表明,当时可以飞往外层空间的只有宇航员或宇宙飞船上的工作人员,因此,《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和《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中的“宇航员”和“宇宙飞船的船员”是不包括外空游客。尽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在载人航天器上的每个人,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在其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都应有权获得援助。但需要国际社会通过新的国际立法予以扩大解释“宇航员”和“宇宙飞船的船员”的定义,确立关于外空游客的法律地位,或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扩大解释《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的可能性。
中国航天活动商业化之法律架构
薄守省
2012, (3): 104-109,131.
摘要:
我国已是世界第三航天大国,但我国在航天活动商业化方面却一直滞后,这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明确有直接关系。航天活动不可否认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与军事意义,但一个国家的航天活动要可持续、健康发展,则必须走商业化之路,使航天本身成为能够带来商业效益的产业。为促进商业化,我国航天法律应从几个方面进行架构:鼓励民间主体参与航天活动;明确私人主体航天活动的责任制度;建立航天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建立技术、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
亚轨道旅游合同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用
朱莉
2012, (3): 110-116.
摘要:
亚轨道旅游合同作为新出现的合同种类,对应的法律适用原则需要满足该合同的特点所提出的具体法律适用要求,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此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受到该合同特点的影响,需要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做出限制的情况无法避免。在亚轨道旅游合同领域,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做出的限制应当是为确保其适用效果而做出的,其属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自我调节功能。这种限制不应扩张到对当事人的选法对象做出具体限制的领域。
欧盟航空减排贸易指令的国际法分析——兼评中欧航空减排争议
兰花
2012, (3): 117-122.
摘要:
欧盟将航空业纳入减排贸易体系的指令,不仅将冲击国际航空业,还挑战了现有的国际法规则。不少国家及其航空业协会声称反对欧盟的单方面措施。美国航空业协会已经开始了相应的法律诉讼,中国、印度等29国的航空业宣布抵制欧盟航空碳税计划。欧盟坚称其措施具有国际法上的正当性,是控制航空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合法措施。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欧盟航空减排贸易指令合法与否。通过对《京都议定书》,尤其是对第2条进行文本分析、历史分析和目的解释,结合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分析可知,欧盟单方面针对国际航班征收碳税的措施不合法,也不适当。
条约入宪基本问题研究
陈卫东
2012, (3): 123-131.
摘要:
条约入宪,是指我国在宪法中就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关于条约被接受为国内法的方式,“条约入宪”等同于纳入式,而现有的“自动临时纳入”应提升为“自动永久纳入”。此外,需要正视“自动永久纳入”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运用区分自执行与非执行条约、国内法在国内效力最高等一系列方法,使立法机关仍然切实掌握条约在国内适用的自主决定权。
司法如何认知:以“二阶论”为视角——与阎朝秀教授商榷
李可
2012, (3): 132-136.
摘要:
司法过程中存在认知和情动两种前后相继的思维方式,它们之间的正向运动对法官裁判有着重要影响。以该“二阶论”视角观之,情感、价值、经验不可避免地渗透于司法认知之要素、对象和过程之中。阎朝秀教授认为司法认知应当排除价值观念之影响等观点,与“二阶论”之规律多有抵触。
突发网络舆情危机事件政府回应研究——基于案例的分析
方付建, 汪娟
2012, (3): 137-141.
摘要:
以10个典型突发网络舆情危机事件的资料为基础,利用比较的方法对事件热度、爆料时隔、回应次数、回应时隔、回应主体类型、回应策略变化与政府应对关系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事件热度与应对效果无明显相关关系,而回应次数多的事件通常应对效果较好,在回应主体上,第三方或更高层级主体的回应效果较好。另外,应对较好的事件通常回应策略多元,以积极策略为主。
《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
仇利萍, 杨世文
2012, (3): 142-146,156.
摘要:
作为先秦“语类”文体的代表,《国语》以国别为线索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风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10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对其作者与成书年代、性质及价值等传统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利用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文学特质及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研究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初步形成了“《国语》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姚文永
2012, (3): 147-150.
摘要: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我国研究生培养中的美第奇效应——基于知识发展的类生物理论视角
吕文娟, 和金生
2012, (3): 151-156.
摘要:
在研究生培养中创造美第奇效应是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的要求。研究生的培养是通过教育使得研究生个体知识存量增加的过程,必须遵循知识发展的原生性、有机性、众合性、酶合性等本质的类生物属性。基于知识发展的类生物理论的研究表明,研究生的培养模型应当包括以下五个基本要素:研究生及其知识基础、课程设置、导师、研究平台和环境。因此,为社会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需要从课程设置、导师制度、研究平台和环境四个方面寻找交叉点,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知识源和研究平台,创造自由、独立、宽容的科研与学习环境,以创造美第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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