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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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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的道德含量评估:理路与框架
张晒
2019, (5): 1-1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7489
摘要:
环境政策道德含量是指环境政策中所包含的道德量。由于环境政策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道德具有相对静止性,因而环境政策道德含量能够被评估。环境政策道德含量评估的核心要素是政策和道德,二者共同决定了环境政策道德含量评估指标生成的逻辑,即政策过程、道德形态分别决定了环境政策道德含量评估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各自的生成逻辑。环境政策道德含量评估的一级指标由政策自身的道德基础、政策关系的道德原则、政策执行的道德后果共同构成,环境政策道德含量评估的二级指标由政治道德、经济道德、社会道德、生态道德共同构成。环境政策道德含量评估的二级指标决定环境政策道德含量评估的实测指标,即由政治道德、经济道德、社会道德、生态道德生成相应的实测指标。环境政策评估的框架主要包括环境政策评估的模型、主体和操作。评估模型即为对应实测指标的特定环境政策的道德因子得分测算方法。评估主体即由环境政策制定者、环境政策受用者、专业机构组成。评估操作分为四个步骤,分别是提取道德因子、汇总道德因子实际得分、测算环境政策的道德含量、评估环境政策的质量。
家庭生活用能调查方案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廖华, 伍敬文
2019, (5): 11-1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7436
摘要:
家庭用能与生产部门用能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很多国家开展了家庭用能抽样调查。从调查机构、调查频率、调查对象、调查内容、抽样方法、数据采集、质量控制、数据发布和开放使用等方面对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家庭用能调查方案作出比较和总结。大型的家庭用能调查多由政府主导,且通常是居民生活或住房调查的组成部分,家庭能源专项调查较少。调查内容不仅包括不同能源品种的使用量信息,还区分最终用途。调查手段以入户调查为主,网上调查、邮寄调查和电话调查为辅。现代信息技术为提高调查效率和数据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现有调查中大多数没实现追踪调查。与非官方调查相比,广泛调查数据具有样本大、覆盖面广、抽样科学、可共享等特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调查意识、内容和数据使用方面差异较大。目前中国居民能源调查还不完善,建议在现有的住户调查基础上逐步推进能源调查。
中国煤炭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测算、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乔小乐, 宋林
2019, (5): 19-2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3227
摘要:
目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重,而准确衡量和判断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程度是科学化解产能过剩的前提。在传统产能利用率估计框架中,引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使用1998-2013年中国煤炭企业数据,对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并检验其演变特征:2000年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逐年降低,2001-2008年呈现迅速上升趋势,随后产能利用率开始下降;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呈现显著的区域以及所有权差异,具有顺经济周期特性。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发现:过度投资、政府补贴以及信贷扭曲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因此,化解煤炭企业过剩产能,需要健全企业退出与转型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此外,要推动煤炭清洁高效的开发利用,形成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供应保障体系。
企业低碳意识对低碳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意识—情境—行为”视角
周志方, 聂磊, 沈宜蓉, 曾辉祥
2019, (5): 30-4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3439
摘要:
在环境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企业实现低碳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中企业低碳意识以及行为的实践情况值得关注。基于"态度-情境-行为"理论和合法性理论,通过调查2011-2016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216家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低碳意识对低碳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及外部情境变量(组织合法性)在意识-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企业低碳意识对低碳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样本中显著,而且低碳意识对柔性低碳行为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组织合法性在意识-柔性低碳行为关系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温度变化与电力需求的关系——基于2000—2014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杨志明, 李婉睿, 鄢哲明
2019, (5): 44-5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7075
摘要:
识别和评估电力需求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开展科学的电力行业发展规划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限于数据可得性和研究维度,温度变化这一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仍有待拓展。基于气象数据库,利用降温度日数和升温度日数指标构建方法,测算2000-2014年中国255个城市的温度变化情况,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考察温度变化指标对中国城市电力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温度变化指标中降温度日数的增加将显著提高城市全社会用电量,若城市年降温度日数每增加1℃,城市全社会用电量则将增加2.33万千瓦时,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也因此将增加17.07万元;(2)从电力需求结构来看,降温度日数和升温度日数的增加均将显著提高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而仅有降温度日数的增加将显著提高工业用电量;(3)温度变化和电力需求的关系受到经济增长水平、地理位置和季节特征的影响。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陈宇, 闫倩倩, 王洛忠
2019, (5): 56-6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6414
摘要: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要素禀赋、资源约束与中国工业企业空间分布——以高速铁路开通为视角
王雨飞, 沈立, 王光辉
2019, (5): 65-7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024
摘要:
高速铁路建设对中国工业集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通过运行速度的提高改变着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和时间成本。城市之间时间成本的下降不仅通过加速可移动要素禀赋的流动影响其工业布局,而且重新唤起了不可移动自然资源对工业企业的吸引力,出现了今天中国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现象。高铁影响工业集聚与转移的机理是:中心区因要素禀赋优势会对工业产业产生集聚力,也会存在因拥挤效应产生的分散力,即"推力";边缘区在其自然资源的吸引下,会产生对中心区工业产业的"拉力",最终结果是中心区工业产业实现调整或升级,部分产业向边缘区转移或扩散;在中心区"推力"和边缘区"拉力"的产生过程中,高铁起到了加速和促进作用。将高铁开通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的最短时间距离纳入实证检验中,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后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对工业分布的影响在加深;中国工业的转移路径按城市层级进行,一、二线城市工业发展更加依赖科技投入推动产业升级;三、四线城市受自然资源影响较深,正在承接一、二线城市的产业转移。
投资者日度情绪、超额收益率与市场流动性——基于DCC-GARCH模型的时变相关性研究
尹海员, 吴兴颖
2019, (5): 76-87,11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776
摘要: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利用数据挖掘手段不仅可以构建投资者高频情绪指标,也有助于深入研究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运行之间的内在联动性。选取2009-2018年共2 198个交易日样本,运用爬虫软件挖掘股票市场大盘评述的网络数据,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文本分析,构建了投资者情绪日度指标,利用DCC-GARCH模型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市场超额收益率和市场流动性之间的时变相关关系。实证结果发现:投资者情绪与市场超额收益率和流动性间存在时变相关性,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总体为正;投资者情绪与市场超额收益率和流动性间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具有长期记忆性,并且会受到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相比于牛市,熊市环境中股票市场的运行对投资者情绪的变动更为敏感;相对于月度数据,更高频的日度指标在刻画情绪与股票市场的相关程度时,能捕捉到即时、准确的信息。这些结论对于深入理解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和流动性的联动机理有一定意义。
存在爽约行为的异质患者序列预约调度优化
张文思, 李金林, 褚宏睿, 王伟
2019, (5): 88-10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5008
摘要:
针对服务时间不同且存在爽约行为的异质患者,考虑患者的动态预约过程,设计患者的序列调度优化方案。给定患者集合,以最小化患者等待时间成本和医生空闲及加班成本为目标,建立混合整数规划模型,分别在不考虑患者超订和允许患者超订两种情况下优化排序方案。在此基础上,设计患者动态到达的序列预约调度优化方案,在患者发出预约请求时立即决定是否接受该患者,同时为接受预约的患者安排相应的服务时间,即为其分配服务开始时间。进一步地,提出将服务时间差异较大的患者进行分类调度、分时段就诊的预约方案,以减少医生加班和空闲时间。通过数值计算验证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此外,数值结果显示,基于患者服务时间差异进行分类分时段的调度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系统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基于QCA的患方医疗暴力行为的成因
马宝龙, 胡智宸, 李亚茹, 王鸿
2019, (5): 101-11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059
摘要:
近年来医疗暴力事件屡屡发生,患者及家属的恶性伤医行为愈演愈烈,不仅对医患双方利益造成伤害,更对社会稳定性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如何有效缓解医患冲突、防范医疗暴力已成为业内及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以经历过医疗服务失败的患者及家属为实证研究对象,从患方行为角度使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患方暴力行为的驱动要素和前因构型,揭示医疗暴力事件频频发生的原因机理。结果表明:马基雅维利、医疗质量和亲属关系是患方实施攻击行为意向的关键要素,而马基雅维利特质、感知患病程度和医院环境会通过权变的方式影响患者的攻击行为意向。只有当医方相关要素和患方相关要素以特定形式相互组合,患方才会产生较高的攻击行为意向。
政府补偿下基于私人公平偏好的PPP项目投资决策分析
吴孝灵, 吴斯达, 刘小峰
2019, (5): 115-12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433
摘要:
针对PPP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引入政府补偿契约问题。考虑私人投资者对政府补偿存在公平偏好倾向,借鉴BO模型的思想,将私人投资要求的特许收益作为其公平参考点,并通过对FS模型加以改进,构建私人公平偏好效用函数,从而给出私人在政府补偿下的投资决策模型。通过模型求最优解和概率分析,探讨私人公平偏好对其最优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借助数值分析给予检验。结果表明:当政府补偿使私人感知有利不公平时,私人将选择期望效用最大的最优投资,并随其感知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当政府补偿使私人感知不利不公平时,私人最优投资及可能性将在有限公平偏好内随其感知程度的增加而减小。
社区治理认知的视界、隐喻和框架
郑晓茹, 陈如
2019, (5): 125-13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275
摘要:
当前对社区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制度、技术等层面,而较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对社区治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以社区心态为引,回到社区"人"的本身来思考社区治理问题时,社区治理认知就成为社区治理何以有效的条件和基础。因而,将社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以视界、隐喻和框架作为社区治理认知的研究对象。其中,治理层和边界构成视界结构,并在这一结构中以情境、对话勾勒视界的轮廓,以再构和融合阐述视界的意图。当面向日常生活时,社区会演化为一个隐喻的世界,而隐喻则成为治理认知的重要形式,其在认知功能上的表现在于其是组织各种概念的基础及生成生活经验的工具,而隐喻源的存在成为治理认知形成的介质。另外,从社会生活经验转化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心理原则的框架出发,关系本身对框架的安排和优化、情感的形式及运作、想象的类型和内容成为其核心要素。由此,以视界、隐喻和框架来构建社区治理认知,且以此窥视社区治理认知对于社区治理的价值和意义。
生态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及实现机制
康京涛
2019, (5): 134-14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562
摘要:
生态修复责任关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实现。中国现行法律中生态修复责任表现为一种行政管制工具和一项法律责任方式。作为一项法律责任方式,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责任是以请求权为基础的民事责任,属于私法责任。生态修复责任虽有"私法责任"之名,但在私法责任的理论框架下,难以得到圆满解释和适用。遵照大陆法系公私法的二元划分,生态修复责任实为公法责任。此处的公法责任不同于传统的公法责任体系,是环保行政主管机关依赖公法规范督促监管污染者实施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责任。公法责任属性下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应当建立起以"行政磋商修复+行政责令修复+行政代履行修复"为主导的公法机制。
未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的实证考察与路径重塑
自正法
2019, (5): 142-15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616
摘要:
无论域外经验,还是国内观护实践,均表明社会观护在降低羁押率、刑罚宽缓化、帮助回归社会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有利于贯彻以非羁押为原则,以监禁为例外。从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可窥见,社会观护运行存在于法无据,无正当程序保障,观护基地与政府、司法行政机关之间权责不明,以及各地观护执行标准不一,帮教失灵等问题。针对践行顽疾,按照"保护理念化、观护模式化、运行规范化、管理专业化、主体多元化"的优化理念,通过创新性立法,逐步实现社会观护法律法规的体系化,建构复合型观护主体,组建一支专业化的观护队伍,探索"三层式"观护,保证平等地适用观护措施,明确观护基地与政府、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最终迈向全面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社会观护。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特征”
王永茜
2019, (5): 152-15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671
摘要:
为了逃避刑事侦查和审判,国内外的犯罪组织都在组织形式上出现了新变动,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业已呈现出组织形式多样化的趋势。如果刑法理论依然停留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严格要求涉案组织必须符合组织特征的形式要件,必将不利于打击和预防新形式的涉黑犯罪组织。组织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核心特征之一。组织特征既有形式的侧面,也有实质的侧面,实质的侧面更能说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处罚根据。根据阶层认定方法,组织特征的成立需要从形式的侧面到实质的侧面进行认定。无论涉案组织在组织形式上如何变动,只要能够在实质上认定各个犯罪组织成员在行动上具有"组织性"、组织者、领导者对组织成员的行动具有"事实支配性",从而能够在违法性上将组织成员所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凝聚为一个"结合体",就可以认定该组织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于目前出现的"松散型结构"的犯罪组织,司法机关应根据阶层认定方法,将符合实质要件的组织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及其工业化和全球化
翟杰全, 陈君
2019, (5): 160-168,17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9631
摘要:
资本是资本主义制度中起支配、决定和驱动作用的要素,资本寻求自身增值的本性和动机决定了资本的行动逻辑。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结构性作用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规律,决定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结构和机制制度建设。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性作用,驱动资本主义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驱动资本主义企业不断开拓世界市场、推进全球化进程。资本的背后隐藏着对劳动的奴役和剥削,资本的存在也不断制造着矛盾和对立,但资本在客观上也通过驱动劳动带动了财富的创造,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深刻认识资本的"问题",也需要高度重视资本的"价值",推动构建超越传统资本逻辑的新的资本文明。
福斯特的资本主义危机论及其中国启示
刘敬东, 丁丹丹
2019, (5): 169-17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9637
摘要:
福斯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正在遭遇严峻的"划时代危机"。经济维度上,当前人类尚未走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垄断化、停滞化和金融化不仅在全球水平上相互作用还与全球劳动套利相勾连;社会维度上,工人阶级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状况变为了全球性的问题,且这种不稳定相较于马恩时代甚至更为危险;生态维度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突破了自然环境的承载限度,生态环境退化、生态失衡及其导致的全球生态不平等不断加剧。福斯特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与解读,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批判性借鉴价值。
认知鸿沟视角下的网络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研究——以台湾洪仲丘事件为例
陶圣屏, 刘建萍, 戴程
2019, (5): 176-18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095
摘要:
从认知心理角度,以平衡理论、一致性理论与认知失调理论为基础,延伸出认知鸿沟概念,探讨虚拟世界中的网络谣言传播,分析中国台湾地区网民对于2013年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洪仲丘命案,检视认知鸿沟、信任态度、误信谣言到再传递的过程。透过量化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604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当产生的认知鸿沟越大时,民众会越相信谣言,在态度上也越不会信任中国台湾军方与地区行政当局,在行为上也越倾向于将讯息再次传递出去。此外,从模型结构中也发现,相信谣言这个变量,在认知鸿沟与网络传播的路径间扮演重要的中介变量角色,显示认知鸿沟不仅会对讯息传递产生直接效果,还会通过误信谣言造成间接效果,然而,这种显著的中介角色在军政信任变量上却未发现。
大众媒介接触对美国民众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
陈勇, 张昆, 张明新
2019, (5): 183-18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249
摘要:
为了分析大众媒介接触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形象和中美关系认知的影响,对美国民众进行在线抽样问卷调查,获得2 200个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均无显著影响,但通过杂志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呈正相关;通过电视、广播和新闻网站接触中国新闻的频率对美国民众的中美关系认知有显著影响。此外,虽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总体上呈现出较为严重的负面倾向,但美国民众通过各类媒介接触中国新闻的总频率却与其对中国的印象呈正相关,这是由于美国民众通过其他渠道接触到的有关中国信息相比媒体的新闻报道更为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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