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第3期
2015, (3): 1-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01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作为一种常规污染物,SO2的排放长期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采集1992—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SO2排放量,运用静态与动态面板相结合的回归方式,对于省际人均SO2排放量的相对与绝对收敛性进行研究,对影响人均SO2排放收敛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在总样本期上,省际人均SO2排放量存在着绝对与相对收敛。相对于2001年以后的时期,2001年以前的省际人均SO2排放量收敛速度更快。对于收敛速度的影响因素,二次产业比重与中国SO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更高的二次产业占GDP比重会降低收敛速度。而各省人均实际GDP与人口密度则对人均SO2的排放量有负向影响,更高的人均收入和人口密度会使人均SO2排放收敛速度加快。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作为一种常规污染物,SO2的排放长期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采集1992—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SO2排放量,运用静态与动态面板相结合的回归方式,对于省际人均SO2排放量的相对与绝对收敛性进行研究,对影响人均SO2排放收敛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在总样本期上,省际人均SO2排放量存在着绝对与相对收敛。相对于2001年以后的时期,2001年以前的省际人均SO2排放量收敛速度更快。对于收敛速度的影响因素,二次产业比重与中国SO2排放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更高的二次产业占GDP比重会降低收敛速度。而各省人均实际GDP与人口密度则对人均SO2的排放量有负向影响,更高的人均收入和人口密度会使人均SO2排放收敛速度加快。
2015, (3): 10-1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02
摘要: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缓解中国能源安全和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全国4省409户农户连续两期的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系统方法,对中国秸秆、薪柴、沼气、太阳能等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目前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仍以秸秆和薪柴等传统能源为主,但其消费量和所占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太阳能和沼气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但2012年在可再生能源中所占的比例仅为7.55%。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经济水平、劳动力价格、当地能源市场发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消费影响显著。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缓解中国能源安全和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全国4省409户农户连续两期的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系统方法,对中国秸秆、薪柴、沼气、太阳能等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目前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消费仍以秸秆和薪柴等传统能源为主,但其消费量和所占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太阳能和沼气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较快,但2012年在可再生能源中所占的比例仅为7.55%。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经济水平、劳动力价格、当地能源市场发育程度、家庭人口结构特征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可再生能源消费影响显著。
2015, (3): 16-2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03
摘要:
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问题是碳交易的基础,也是真正落实国家和地区减排目标的关键。基于信息熵和玻尔兹曼熵,提出一种新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模型,该模型基于公平、有效和可执行原则,考虑各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发展需求,以行业内企业碳交易成本最低为目标,将区域碳排放总量分配给各个企业。以昆山市张浦镇为例,采用2012年和2013年数据,进行2013年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并与2013年实际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基于信息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行业间分配,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符合各行业减排责任、能力、潜力和效率;基于玻尔兹曼熵的行业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既符合企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奖励了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了低排放效率企业,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
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问题是碳交易的基础,也是真正落实国家和地区减排目标的关键。基于信息熵和玻尔兹曼熵,提出一种新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模型,该模型基于公平、有效和可执行原则,考虑各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发展需求,以行业内企业碳交易成本最低为目标,将区域碳排放总量分配给各个企业。以昆山市张浦镇为例,采用2012年和2013年数据,进行2013年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并与2013年实际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基于信息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行业间分配,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符合各行业减排责任、能力、潜力和效率;基于玻尔兹曼熵的行业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既符合企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奖励了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了低排放效率企业,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
2015, (3): 23-3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04
摘要:
垂直专业化是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地区)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通过构建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对外贸易隐含碳测算模型,利用可比价全球投入产出表测算并分析中国1995—2009年的对外贸易隐含碳;考虑到各国的技术异质性,使用各进口国本国的碳排放系数测算中国的进口隐含碳,以求测算结果更加准确。研究结果表明: 1995—2009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逐渐增强,中国为生产出口产品排放了大量的CO2。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在整体上逐渐增加,其中出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502.12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2 398.96百万吨;进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141.14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1 423.7百万吨,净出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360.96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975.26百万吨。从分行业的情况看,纺织业和光电设备制造业等部门是隐含碳的主要净出口部门;采掘业和建筑业等部门是隐含碳的净进口部门。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呈现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中国为对外贸易隐含碳的净输出国;另一方面,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占出口产品总含碳量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比重。
垂直专业化是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地区)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逐步提高。通过构建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对外贸易隐含碳测算模型,利用可比价全球投入产出表测算并分析中国1995—2009年的对外贸易隐含碳;考虑到各国的技术异质性,使用各进口国本国的碳排放系数测算中国的进口隐含碳,以求测算结果更加准确。研究结果表明: 1995—2009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逐渐增强,中国为生产出口产品排放了大量的CO2。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在整体上逐渐增加,其中出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502.12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2 398.96百万吨;进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141.14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1 423.7百万吨,净出口隐含碳从1995年的360.96百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975.26百万吨。从分行业的情况看,纺织业和光电设备制造业等部门是隐含碳的主要净出口部门;采掘业和建筑业等部门是隐含碳的净进口部门。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呈现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中国为对外贸易隐含碳的净输出国;另一方面,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占出口产品总含碳量的比重一直高于中国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的比重。
2015, (3): 31-3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05
摘要:
原有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在低碳经济转型的目标下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据此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并从产业结构生态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3个方面重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01—2011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历史演变以及2011年全国30个省市(除西藏)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实证结果表明: (1)“十一五”前期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优于“十五”期间,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断下滑,但下滑速度趋缓;(2)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从地域上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整体特征;(3)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山西、四川等部分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匹配;(4)各省域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三个方面呈现显著的差异,各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据此,各级政府需要有效协调产业结构生态化、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关系,才能最终实现低碳经济目标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原有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在低碳经济转型的目标下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据此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并从产业结构生态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3个方面重构产业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2001—2011年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历史演变以及2011年全国30个省市(除西藏)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实证结果表明: (1)“十一五”前期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优于“十五”期间,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断下滑,但下滑速度趋缓;(2)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从地域上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整体特征;(3)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山西、四川等部分省份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匹配;(4)各省域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三个方面呈现显著的差异,各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极不平衡。据此,各级政府需要有效协调产业结构生态化、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关系,才能最终实现低碳经济目标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15, (3): 40-4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06
摘要:
受资源、安全、科技、环保、效益和国际化等因素的约束,煤炭科学产能日益成为引导市场供需平衡的关键因素和竞争利器。对煤炭科学产能的概念界定、产能过剩的致因机理及其调控政策等进行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及研究,研究表明: (1)现有研究混淆了产品过剩、生产过剩与产能过剩的概念,煤炭科学产能建设应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经济、科技、安全的约束;(2)当前针对煤炭产能过剩的测度多是基于主观的判断或单一指标的分析,科学的、定量的实证分析几乎空白,数据缺失是其根本性障碍;(3)针对煤炭产能过剩成因机理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逻辑性的分析框架,未来应基于利益相关主体的视角从企业逐利行为、地方发展冲动、市场供需变化以及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等层面予以分析;(4)基于科学产能、可持续有效调控的政策体系形成机制需要设计,特别是根据资源、安全、科技、环保、效益等复合目标,煤炭产能调控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开发机制尚需完善。
受资源、安全、科技、环保、效益和国际化等因素的约束,煤炭科学产能日益成为引导市场供需平衡的关键因素和竞争利器。对煤炭科学产能的概念界定、产能过剩的致因机理及其调控政策等进行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及研究,研究表明: (1)现有研究混淆了产品过剩、生产过剩与产能过剩的概念,煤炭科学产能建设应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经济、科技、安全的约束;(2)当前针对煤炭产能过剩的测度多是基于主观的判断或单一指标的分析,科学的、定量的实证分析几乎空白,数据缺失是其根本性障碍;(3)针对煤炭产能过剩成因机理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逻辑性的分析框架,未来应基于利益相关主体的视角从企业逐利行为、地方发展冲动、市场供需变化以及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等层面予以分析;(4)基于科学产能、可持续有效调控的政策体系形成机制需要设计,特别是根据资源、安全、科技、环保、效益等复合目标,煤炭产能调控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开发机制尚需完善。
2015, (3): 47-52,7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07
摘要:
考察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绩效,利用2001—2010年间中国110个重点城市的气体、液体和固体环境的工业数据,逐步添加资源、环境污染产出和投入等变量,运用基于松弛的序列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等方法测算城市效率、生产力指数和环境生产率,描述中国城市工业增长现状。结果显示: 城市平均效率值是0.705;生产力变动是0.091,其按照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分解后分别为0.009和0.082,表明技术进步是生产力的提高动力,能源和环境管理效率提升并未显露;能源消耗、污染排放、污染治理投资是影响生产力测算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减排工作的压力要远大于节能工作的压力。
考察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绩效,利用2001—2010年间中国110个重点城市的气体、液体和固体环境的工业数据,逐步添加资源、环境污染产出和投入等变量,运用基于松弛的序列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等方法测算城市效率、生产力指数和环境生产率,描述中国城市工业增长现状。结果显示: 城市平均效率值是0.705;生产力变动是0.091,其按照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分解后分别为0.009和0.082,表明技术进步是生产力的提高动力,能源和环境管理效率提升并未显露;能源消耗、污染排放、污染治理投资是影响生产力测算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减排工作的压力要远大于节能工作的压力。
2015, (3): 53-5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08
摘要:
通过将能源和环境污染治理引入生产函数,污染引入效用函数,构建“能源(Energy)—经济(Economy)—环境(Environment)”(3E)系统的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探讨在能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约束下,3E系统解约束的条件以及参数取值与约束“松紧”程度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表明: (1)人力资本是破解3E系统约束的关键变量;(2)时间贴现率的值越大,3E系统的约束越强;(3)可持续3E系统的均衡路径要求边际效用弹性大于1,且伴随着不断增加的污染治理投资份额;(4)高的边际效用弹性强化了能源耗竭约束,却削弱了环境污染约束。更进一步,利用中国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一些结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显示: 中国的3E系统正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本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污染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不显著;区域层面上,东部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明显高于中西部,而能源消费的贡献显著低于中西部。
通过将能源和环境污染治理引入生产函数,污染引入效用函数,构建“能源(Energy)—经济(Economy)—环境(Environment)”(3E)系统的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探讨在能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约束下,3E系统解约束的条件以及参数取值与约束“松紧”程度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表明: (1)人力资本是破解3E系统约束的关键变量;(2)时间贴现率的值越大,3E系统的约束越强;(3)可持续3E系统的均衡路径要求边际效用弹性大于1,且伴随着不断增加的污染治理投资份额;(4)高的边际效用弹性强化了能源耗竭约束,却削弱了环境污染约束。更进一步,利用中国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一些结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显示: 中国的3E系统正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本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污染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不显著;区域层面上,东部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明显高于中西部,而能源消费的贡献显著低于中西部。
2015, (3): 60-6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09
摘要:
运用战略管理理论中新制度理论,通过描述统计、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构建与验证制度同构机制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选择过程的关键作用,以此揭示中国大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抉择时的制度根源。研究表明: 政府压力和资本市场等强制同构是影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根本制度原因,国家政策和政府压力有力地塑造了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行为,国际资本市场利用其正式和市场权利推动和影响着中国大型上市公司采取积极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支持了制度理论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但没有发现以行业测量的模仿同构和以独立董事测量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有显著影响。
运用战略管理理论中新制度理论,通过描述统计、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构建与验证制度同构机制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选择过程的关键作用,以此揭示中国大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抉择时的制度根源。研究表明: 政府压力和资本市场等强制同构是影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根本制度原因,国家政策和政府压力有力地塑造了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行为,国际资本市场利用其正式和市场权利推动和影响着中国大型上市公司采取积极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支持了制度理论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但没有发现以行业测量的模仿同构和以独立董事测量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有显著影响。
2015, (3): 70-7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0
摘要: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2015, (3): 77-8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1
摘要:
在将信息定义拓展到更广泛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日内跳跃识别方法,研究非预期广义信息冲击前后流动性的动态行为,深入分析信息的发生时间对流动性回复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信息到达能引起流动性多个维度的变化,且各维度反应程度和回复特性不同;信息的方向和非预期程度是影响流动性动态行为的重要因素;另外,中国市场开盘、午间休盘这两个特殊信号也将改变流动性日内回复的路径。
在将信息定义拓展到更广泛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日内跳跃识别方法,研究非预期广义信息冲击前后流动性的动态行为,深入分析信息的发生时间对流动性回复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信息到达能引起流动性多个维度的变化,且各维度反应程度和回复特性不同;信息的方向和非预期程度是影响流动性动态行为的重要因素;另外,中国市场开盘、午间休盘这两个特殊信号也将改变流动性日内回复的路径。
2015, (3): 83-9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2
摘要:
应用33个部门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时间序列表(1995—2011年),建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考虑了汇率通过成本机制和替代机制的传导作用,量化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各类价格水平的传导作用。结果表明: 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传导效果不显著;汇率变动对不同部门产品价格的传导存在显著差别;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传导随着价格链条向下游延伸而逐渐减弱;通过人民币升值缓解国内通胀压力的作用效果非常有限;2013年人民币汇率变动引起国内CPI下降1.09%。
应用33个部门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时间序列表(1995—2011年),建立投入产出价格模型,考虑了汇率通过成本机制和替代机制的传导作用,量化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各类价格水平的传导作用。结果表明: 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传导效果不显著;汇率变动对不同部门产品价格的传导存在显著差别;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传导随着价格链条向下游延伸而逐渐减弱;通过人民币升值缓解国内通胀压力的作用效果非常有限;2013年人民币汇率变动引起国内CPI下降1.09%。
2015, (3): 92-9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3
摘要:
针对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匮乏的特点,引入贝叶斯推断理论来保证小样本条件下模型参数估计的质量,将专家经验以先验分布的形式引入,从贝叶斯推断的视角构建了融入专家经验的操作风险损失频率模型、损失强度模型和风险度量模型。其中,损失频率建模中假设损失频率服从Poisson-Gamma分布,损失强度建模中应用极值理论对损失分布的“厚尾”特性进行描述,利用广义帕累托分布(GPD)对损失强度分布进行拟合,并打破GPD的位置参数和形状参数常数化的限制,视其为随机变量并假定两者服从不同的Gamma分布。实证结果证明: 与传统的MLE方法相比,在小样本的情况下,基于贝叶斯推断的MCMC方法对参数的估计更有效和稳定,较好地解决了在操作风险度量中由于损失数据不足给损失分布拟合带来的难题。
针对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匮乏的特点,引入贝叶斯推断理论来保证小样本条件下模型参数估计的质量,将专家经验以先验分布的形式引入,从贝叶斯推断的视角构建了融入专家经验的操作风险损失频率模型、损失强度模型和风险度量模型。其中,损失频率建模中假设损失频率服从Poisson-Gamma分布,损失强度建模中应用极值理论对损失分布的“厚尾”特性进行描述,利用广义帕累托分布(GPD)对损失强度分布进行拟合,并打破GPD的位置参数和形状参数常数化的限制,视其为随机变量并假定两者服从不同的Gamma分布。实证结果证明: 与传统的MLE方法相比,在小样本的情况下,基于贝叶斯推断的MCMC方法对参数的估计更有效和稳定,较好地解决了在操作风险度量中由于损失数据不足给损失分布拟合带来的难题。
2015, (3): 100-10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4
摘要:
以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金融地产、原材料、工业、可选消费、主要消费、公用事业、能源、电信业务、医药卫生和信息技术十大行业指数为研究对象,运用能够同时考察多市场相关关系的Vine Copula方法,对这十大行业指数间的净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果表明: 中国上证行业指数之间具有显著的非对称和厚尾相关特征;非条件下两个行业指数之间以及条件下一些3个或者4个行业指数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而5个或5个以上行业指数之间的条件相关性表现出相互独立,因而在熊市时选择5个及以上不同行业同时投资,能够达到有效分散风险的目的;与D_Vine Copula及C_Vine Copula模型相比,R_Vine Copula模型更适合于刻画中国行业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以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金融地产、原材料、工业、可选消费、主要消费、公用事业、能源、电信业务、医药卫生和信息技术十大行业指数为研究对象,运用能够同时考察多市场相关关系的Vine Copula方法,对这十大行业指数间的净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果表明: 中国上证行业指数之间具有显著的非对称和厚尾相关特征;非条件下两个行业指数之间以及条件下一些3个或者4个行业指数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而5个或5个以上行业指数之间的条件相关性表现出相互独立,因而在熊市时选择5个及以上不同行业同时投资,能够达到有效分散风险的目的;与D_Vine Copula及C_Vine Copula模型相比,R_Vine Copula模型更适合于刻画中国行业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
2015, (3): 109-11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5
摘要:
在总结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介绍了Web 2.0推动开放式创新模式运行的核心技术,根据多层创新系统理论构建了企业开放式创新参与主体网络,据此探讨了Web 2.0背景下的开放式创新技术源,进而结合4种Web 2.0核心技术分别构建了开放式创新网络技术资源收集整合平台、技术方案评估平台、技术方案优化平台、创意方案体验测试平台和用户反馈交流平台,并以此作为开放式创新的5个关键环节构建了企业开放式创新三阶段运行模式,最后提出了保障该模式顺利运行的配套措施。
在总结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介绍了Web 2.0推动开放式创新模式运行的核心技术,根据多层创新系统理论构建了企业开放式创新参与主体网络,据此探讨了Web 2.0背景下的开放式创新技术源,进而结合4种Web 2.0核心技术分别构建了开放式创新网络技术资源收集整合平台、技术方案评估平台、技术方案优化平台、创意方案体验测试平台和用户反馈交流平台,并以此作为开放式创新的5个关键环节构建了企业开放式创新三阶段运行模式,最后提出了保障该模式顺利运行的配套措施。
2015, (3): 115-12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6
摘要:
以1978—2010年的国防支出和GDP实际值为样本数据,利用新古典国防支出需求模型和MS-AR模型,通过结构性分析发现: 国防发展战略是影响中国国防支出需求结构性突变的主要因素。国防发展战略和上期国防支出是影响国防支出需求变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国防支出受国防发展战略的影响大致经历了“负增长期”“低增长期”“补偿性增长期”三个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上期国防支出和当期GDP对国防支出的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 1989年后当期GDP和当期国防支出的关系由负向转为正向,1997年后上期国防支出对当期国防支出的贡献增加了3.56倍。实证结果证明: 近年来国防支出的较快增长是对过去历史欠账的补偿性增长,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
以1978—2010年的国防支出和GDP实际值为样本数据,利用新古典国防支出需求模型和MS-AR模型,通过结构性分析发现: 国防发展战略是影响中国国防支出需求结构性突变的主要因素。国防发展战略和上期国防支出是影响国防支出需求变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国防支出受国防发展战略的影响大致经历了“负增长期”“低增长期”“补偿性增长期”三个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上期国防支出和当期GDP对国防支出的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 1989年后当期GDP和当期国防支出的关系由负向转为正向,1997年后上期国防支出对当期国防支出的贡献增加了3.56倍。实证结果证明: 近年来国防支出的较快增长是对过去历史欠账的补偿性增长,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
2015, (3): 123-13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7
摘要:
从传统凯恩斯主义、国防相关行业的劳动力报酬、国防开支具体结构、国防开支挤出效应等方面探讨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相互影响的经济学理论机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财政挤出效应、军事人员生活费、军工市场装备费、军人户籍、转业政策、国防研发、军事技术溢出效应、边远军事基地的区域拉动效应等方面分析中国国防开支改善收入差距的潜在作用机理。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1980—2010年中国国防开支和基尼系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的国防开支构不成引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差距。要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理顺国防开支改善收入不平等的机理,更好地发挥国防开支的福利效应。
从传统凯恩斯主义、国防相关行业的劳动力报酬、国防开支具体结构、国防开支挤出效应等方面探讨国防开支与收入差距相互影响的经济学理论机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财政挤出效应、军事人员生活费、军工市场装备费、军人户籍、转业政策、国防研发、军事技术溢出效应、边远军事基地的区域拉动效应等方面分析中国国防开支改善收入差距的潜在作用机理。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1980—2010年中国国防开支和基尼系数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的国防开支构不成引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差距。要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理顺国防开支改善收入不平等的机理,更好地发挥国防开支的福利效应。
2015, (3): 131-13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8
摘要:
相较一般侵权而言,发生在国际航空运输中的“不轨旅客”侵权具有特殊之处,其特殊性直接影响着法律适用方法的选择与应用。目前,关于处理国际航空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仍缺乏统一的法律适用规则。建议对国际航空运输中的“不轨旅客“侵权的法律选择采取适用航空器注册登记国法律;有共同经常居住地或共同国籍国法律的侵权当事人之间适用其共同经常居住地或共同国籍国法律;在事后选择的侵权当事人之间适用其事后选择的与侵权有真实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上述几种法律选择方法无法判断或存在其他国家法律与该侵权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时,适用与侵权有最密切联系地国家的法律。
相较一般侵权而言,发生在国际航空运输中的“不轨旅客”侵权具有特殊之处,其特殊性直接影响着法律适用方法的选择与应用。目前,关于处理国际航空侵权的法律适用问题仍缺乏统一的法律适用规则。建议对国际航空运输中的“不轨旅客“侵权的法律选择采取适用航空器注册登记国法律;有共同经常居住地或共同国籍国法律的侵权当事人之间适用其共同经常居住地或共同国籍国法律;在事后选择的侵权当事人之间适用其事后选择的与侵权有真实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上述几种法律选择方法无法判断或存在其他国家法律与该侵权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时,适用与侵权有最密切联系地国家的法律。
2015, (3): 137-14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19
摘要:
3D打印技术迅速发展并日趋成熟。由于其便于操作、节省成本等特点,欧美各国已开始筹备在外层空间活动中使用该技术。但该技术的广泛应用却给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了众多新问题,尤其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较大挑战: 在著作权方面,“复制”行为的内涵及“合理使用”的范围亟需重新界定;在专利保护方面,3D打印给专利侵权的认定增加了阻碍。而由于外层空间的特殊法律地位,在外层空间使用3D打印技术则使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更趋复杂。从促进外层空间活动的角度出发,为应对新挑战,应完善国内空间物体登记制度,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并在特定情况下限制其行使空间。
3D打印技术迅速发展并日趋成熟。由于其便于操作、节省成本等特点,欧美各国已开始筹备在外层空间活动中使用该技术。但该技术的广泛应用却给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了众多新问题,尤其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较大挑战: 在著作权方面,“复制”行为的内涵及“合理使用”的范围亟需重新界定;在专利保护方面,3D打印给专利侵权的认定增加了阻碍。而由于外层空间的特殊法律地位,在外层空间使用3D打印技术则使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更趋复杂。从促进外层空间活动的角度出发,为应对新挑战,应完善国内空间物体登记制度,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并在特定情况下限制其行使空间。
2015, (3): 143-14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20
摘要:
通过对美国政府所实施的电话元数据项目、棱镜项目和肌肉项目等政府监控项目的法律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监控项目所依据的法律规则的合宪性和合理性都值得反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创设的“第三方例外”规则,在当今信息技术背景下,已显得不合理。美国联邦立法机构在“911”事件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以反恐为借口,不恰当地扩张了政府实施监控的权力范围。美国立法机构应对政府监控进行改革,以维持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平衡。
通过对美国政府所实施的电话元数据项目、棱镜项目和肌肉项目等政府监控项目的法律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监控项目所依据的法律规则的合宪性和合理性都值得反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创设的“第三方例外”规则,在当今信息技术背景下,已显得不合理。美国联邦立法机构在“911”事件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以反恐为借口,不恰当地扩张了政府实施监控的权力范围。美国立法机构应对政府监控进行改革,以维持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平衡。
2015, (3): 150-15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21
摘要:
达标排放致污是否承担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不同的过失理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旧过失论强调结果预见义务,入罪门槛相对较低,达标排放致污可能成立过失犯罪;新过失论突出结果回避义务,入罪门槛相对较高,达标排放致污不成立过失犯罪。新过失论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利显著大于弊,且不会威胁到众多人的生命,不会造成生态浩劫或社会灾难的现代风险行为,才能适用新过失论。企业的排污行为基本不符合新过失论的适用条件。适用新过失论将会给司法造成困难,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企业的排污行为应适用旧过失论,达标排放致污也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达标排放致污是否承担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不同的过失理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旧过失论强调结果预见义务,入罪门槛相对较低,达标排放致污可能成立过失犯罪;新过失论突出结果回避义务,入罪门槛相对较高,达标排放致污不成立过失犯罪。新过失论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利显著大于弊,且不会威胁到众多人的生命,不会造成生态浩劫或社会灾难的现代风险行为,才能适用新过失论。企业的排污行为基本不符合新过失论的适用条件。适用新过失论将会给司法造成困难,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企业的排污行为应适用旧过失论,达标排放致污也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2015, (3): 156-16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22
摘要:
反向支付主要发生在美国药品领域,由专利权人向通用名药申请人支付巨额费用而换取被控侵权人保持在药品市场之外。美国巡回上诉法院在对反向支付适用反托拉斯法时有3种态度,第1种是严格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第2种是适用专利范围测试而予以反托拉斯责任的豁免,第3种是适用合理原则。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对此问题进行表态,要求适用合理原则。考虑到美国药品专利领域反向支付反托拉斯案件的特点,作为借鉴,中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应考虑激励创新、竞争秩序和人道主义等因素。
反向支付主要发生在美国药品领域,由专利权人向通用名药申请人支付巨额费用而换取被控侵权人保持在药品市场之外。美国巡回上诉法院在对反向支付适用反托拉斯法时有3种态度,第1种是严格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第2种是适用专利范围测试而予以反托拉斯责任的豁免,第3种是适用合理原则。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对此问题进行表态,要求适用合理原则。考虑到美国药品专利领域反向支付反托拉斯案件的特点,作为借鉴,中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应考虑激励创新、竞争秩序和人道主义等因素。
2015, (3): 162-16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23
摘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传播确定了两个前提: 传播的理论必须是科学的、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这种传播的成功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变化相联系。政治传播者需要具备四方面素养: 智慧、思想、风格、知识。政治传播的主要目的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政治传播中的传播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媒体。政治传播者要具有持久的政治传播毅力,不为一时一地的成功或失败所左右。传播目的正当,手段也必须正当。
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传播确定了两个前提: 传播的理论必须是科学的、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这种传播的成功与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变化相联系。政治传播者需要具备四方面素养: 智慧、思想、风格、知识。政治传播的主要目的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政治传播中的传播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媒体。政治传播者要具有持久的政治传播毅力,不为一时一地的成功或失败所左右。传播目的正当,手段也必须正当。
2015, (3): 166-17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24
摘要: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儒家主要通过伦理名分和礼乐揖让代替宗教的功能,伦理礼乐具有情感安慰、意志勖勉的作用,通过情感扩展和情感的客观化、制度化,实现“以道德代宗教”。梁氏沿袭儒家重情主义的路线,与西方休谟的经验论情感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梁氏不仅注重情感经验,而且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即情即理、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约束的强度上,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适用的广度和纯度上,儒家道德则超过宗教。梁漱溟关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儒家主要通过伦理名分和礼乐揖让代替宗教的功能,伦理礼乐具有情感安慰、意志勖勉的作用,通过情感扩展和情感的客观化、制度化,实现“以道德代宗教”。梁氏沿袭儒家重情主义的路线,与西方休谟的经验论情感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梁氏不仅注重情感经验,而且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即情即理、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约束的强度上,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适用的广度和纯度上,儒家道德则超过宗教。梁漱溟关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015, (3): 171-17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325
摘要: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