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第4期
2018, (4): 1-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5601
摘要: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2018, (4): 9-1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876
摘要:
国际分工背景下，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破解低端锁定困境，既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国内制造业价值链、产业全球价值链及贸易结构等宏观层面，探究中国钢铁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下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并聚焦于国际大型钢企，挖掘其微观原因。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主要原因。目前而言，钢铁产业产能过剩与价值链低端锁定相互强化趋势明显。
国际分工背景下，提升产业价值链地位，破解低端锁定困境，既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国内制造业价值链、产业全球价值链及贸易结构等宏观层面，探究中国钢铁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下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并聚焦于国际大型钢企，挖掘其微观原因。研究表明：钢铁产业处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近乎底部的位置，虽然增值能力总体有所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价值链与钢铁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微笑曲线”表明，中国钢铁产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国内外的双重挤压，产业升级压力巨大；国内议价、盈利能力普遍较差，下游业务联动不足及竞争优势缺乏是导致国内大型钢企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主要原因。目前而言，钢铁产业产能过剩与价值链低端锁定相互强化趋势明显。
2018, (4): 19-2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051
摘要:
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其幸福感不但是其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会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水平及其质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城市评价等3个维度来分析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模型，在与老生代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其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住房条件中建筑类型和住房产权因素，社区环境中的物业服务和邻里友好态度等社区态度因素、超市便利程度等生活条件因素，城市评价因素中生活水平评价等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根据新生代流动人口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感。
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其幸福感不但是其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也会对中国城镇化进程、水平及其质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从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城市评价等3个维度来分析环境适应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建立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模型，在与老生代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其具体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住房条件中建筑类型和住房产权因素，社区环境中的物业服务和邻里友好态度等社区态度因素、超市便利程度等生活条件因素，城市评价因素中生活水平评价等因素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应根据新生代流动人口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其幸福感。
2018, (4): 29-3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211
摘要:
以兰州市洒水车治污政策为研究案例，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环保政策的变迁问题。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公众舆论压力、媒介压力、专家压力以及领导变更等五类8个解释变量可以作为案例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中央媒介压力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按照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兰州洒水治污政策变迁有4种演进路径，其中，最短路径是“中央媒介压力且网络媒介压力”与“领导批示且中央媒介压力”。此外，在本政策案例中，领导批示不但没有促成政策变迁，甚至不构成变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是“门户网站留言板”均非政策变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彰显公民参与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权力扩大，公众并没有实质拥有建构权，也未能成为建构主体，仅依赖互动平台的构建是无法打破原有的政策问题建构秩序的，因而也不能促使政策变迁彰显民意。
以兰州市洒水车治污政策为研究案例，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环保政策的变迁问题。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公众舆论压力、媒介压力、专家压力以及领导变更等五类8个解释变量可以作为案例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中央媒介压力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按照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兰州洒水治污政策变迁有4种演进路径，其中，最短路径是“中央媒介压力且网络媒介压力”与“领导批示且中央媒介压力”。此外，在本政策案例中，领导批示不但没有促成政策变迁，甚至不构成变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是“门户网站留言板”均非政策变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彰显公民参与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权力扩大，公众并没有实质拥有建构权，也未能成为建构主体，仅依赖互动平台的构建是无法打破原有的政策问题建构秩序的，因而也不能促使政策变迁彰显民意。
2018, (4): 40-4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997
摘要: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1年来的首次破7。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能源供需和碳排放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基于最新的2015年中国能源平衡表（标准量）等数据，利用桑基图绘制出2015年的中国能源流图和碳流图，研究了主要能源种类的生产、加工转换和消费情况以及能源相关的碳排放流动。结果表明：2015年的能源消费量较2014年增幅仅为0.5%，由于中国发展阶段的限制，2015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中工业部门占到了68.0%，但较2014年有所下降。2015年的CO2排放量较2014年增长3.7%。煤炭在能源中的主体地位虽然依旧突出但产量在持续下降，油气平稳发展，一次电力和其他能源在一次能源生产量的占比持续上升。能源库存量自2010年来首次由增转减。煤炭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年碳排放量的82.0%，火力发电和工业部门是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二者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年碳排放量的76.9%。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2015年GDP增速为6.9%，是自1991年来的首次破7。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能源供需和碳排放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基于最新的2015年中国能源平衡表（标准量）等数据，利用桑基图绘制出2015年的中国能源流图和碳流图，研究了主要能源种类的生产、加工转换和消费情况以及能源相关的碳排放流动。结果表明：2015年的能源消费量较2014年增幅仅为0.5%，由于中国发展阶段的限制，2015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中工业部门占到了68.0%，但较2014年有所下降。2015年的CO2排放量较2014年增长3.7%。煤炭在能源中的主体地位虽然依旧突出但产量在持续下降，油气平稳发展，一次电力和其他能源在一次能源生产量的占比持续上升。能源库存量自2010年来首次由增转减。煤炭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年碳排放量的82.0%，火力发电和工业部门是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二者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年碳排放量的76.9%。
2018, (4): 46-5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198
摘要:
“共享发展”是当前中国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它在当前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即具有独特的正当性。“共享发展”的正当性可以运用“人性—风险”的理论框架进行证明。自利的人性及其生成的世俗性社会使个体具有潜在的威胁。道德的软约束乏力以及法律与制度的硬约束缺位使得个体所具有的潜在威胁很容易爆发出来，进而生成让每一个个体都避免不了的整体性风险。对于整体性风险，必须通过与自利的人性不相冲突的互利的合作及其实现的普惠性增长加以解决。通过建立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之上的互利的合作及其实现的普惠性增长，化解因自利的人性及其生成的世俗性社会而产生的个体的威胁及其生成的整体性风险，便是“共享发展”的正当性之所在。
“共享发展”是当前中国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它在当前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即具有独特的正当性。“共享发展”的正当性可以运用“人性—风险”的理论框架进行证明。自利的人性及其生成的世俗性社会使个体具有潜在的威胁。道德的软约束乏力以及法律与制度的硬约束缺位使得个体所具有的潜在威胁很容易爆发出来，进而生成让每一个个体都避免不了的整体性风险。对于整体性风险，必须通过与自利的人性不相冲突的互利的合作及其实现的普惠性增长加以解决。通过建立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之上的互利的合作及其实现的普惠性增长，化解因自利的人性及其生成的世俗性社会而产生的个体的威胁及其生成的整体性风险，便是“共享发展”的正当性之所在。
2018, (4): 53-6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564
摘要:
为探究中国最优金融结构的演化路径，构建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最优金融结构随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演化特征。基于中国1990—2015年30个省市的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技术，分析了金融结构缺口对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边际效应的演化特征，并进一步研究了经济成长进程中银行和股票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对演化。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皆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最优金融结构存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银行的经济增长效应逐渐下降，而股票市场的经济增长效应逐渐上升，表明中国最优金融结构应向市场主导的方向演化。
为探究中国最优金融结构的演化路径，构建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最优金融结构随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演化特征。基于中国1990—2015年30个省市的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技术，分析了金融结构缺口对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边际效应的演化特征，并进一步研究了经济成长进程中银行和股票市场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相对演化。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皆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最优金融结构存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银行的经济增长效应逐渐下降，而股票市场的经济增长效应逐渐上升，表明中国最优金融结构应向市场主导的方向演化。
2018, (4): 64-7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654
摘要:
网络消费市场信用的研究对于市场交易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由网络平台运营商与网络销售商构成的网购系统，构建网络销售商之间的信用关系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对网络销售商信用治理进行研究，模型推理显示，不仅各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网商策略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系统演化过程和系统稳态受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平台运营商监督机制，并运用数据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相关参数变化对系统的演化方向具有一定的影响，适当引入平台运营商监管机制，可以有效地减少网络销售商的背叛行为，有利于系统向帕勒托稳态方向演化。
网络消费市场信用的研究对于市场交易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由网络平台运营商与网络销售商构成的网购系统，构建网络销售商之间的信用关系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对网络销售商信用治理进行研究，模型推理显示，不仅各相关参数的变化对网商策略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系统演化过程和系统稳态受系统初始状态的影响。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平台运营商监督机制，并运用数据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相关参数变化对系统的演化方向具有一定的影响，适当引入平台运营商监管机制，可以有效地减少网络销售商的背叛行为，有利于系统向帕勒托稳态方向演化。
2018, (4): 72-8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088
摘要:
以2014年6月—2016年6月公告的518份员工持股计划（ESOP）为样本，分析ESOP公告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市场对于ESOP公告有显著的积极反应，但是这种积极反应在公告日前一天就出现了，说明可能存在消息泄漏现象；国有企业公告的市场反应要好于非国有企业的；创业板中高科技企业公告的反应要好于非高科技企业的。（2）资金来源中有杠杆与无杠杆相比、股票来源中定向增发与二级市场购买相比、持股比例高与持股比例低相比，ESOP公告的市场反应更好。因此，ESOP方案的设计可以考虑采用有杠杆的资金来源、采取定向增发的股票来源方式、适当提高持股比例、延长存续期等；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员工持股信息披露的监管。
以2014年6月—2016年6月公告的518份员工持股计划（ESOP）为样本，分析ESOP公告的市场反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市场对于ESOP公告有显著的积极反应，但是这种积极反应在公告日前一天就出现了，说明可能存在消息泄漏现象；国有企业公告的市场反应要好于非国有企业的；创业板中高科技企业公告的反应要好于非高科技企业的。（2）资金来源中有杠杆与无杠杆相比、股票来源中定向增发与二级市场购买相比、持股比例高与持股比例低相比，ESOP公告的市场反应更好。因此，ESOP方案的设计可以考虑采用有杠杆的资金来源、采取定向增发的股票来源方式、适当提高持股比例、延长存续期等；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员工持股信息披露的监管。
2018, (4): 81-8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471
摘要:
结合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构建Tobit回归模型对企业研发行为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论发现，研发强度与企业规模、大股东持股比例、经营年限负相关，但与技术人员人数占比正相关；此外，销售毛利率、存货周转率、现金比率以及市销率、市净率等指标也明显左右着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发挥。为此旨在透过研发部门体制改革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建议由传统龙头企业拆分设立研发型子公司，对新兴初创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鼓励企业将生产、销售业务逐步外包，探索建立多元化内源性融资渠道；试点成立创新型创投、私募等专项基金，制定针对性财税政策扶持等。
结合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构建Tobit回归模型对企业研发行为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论发现，研发强度与企业规模、大股东持股比例、经营年限负相关，但与技术人员人数占比正相关；此外，销售毛利率、存货周转率、现金比率以及市销率、市净率等指标也明显左右着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发挥。为此旨在透过研发部门体制改革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建议由传统龙头企业拆分设立研发型子公司，对新兴初创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鼓励企业将生产、销售业务逐步外包，探索建立多元化内源性融资渠道；试点成立创新型创投、私募等专项基金，制定针对性财税政策扶持等。
2018, (4): 88-9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253
摘要:
基于知识型众包的参与者动机，研究设计符合知识型众包参与的激励机制。首先在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简单阐述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从而构建概念模型。然后以知识型网络众包平台的参与者为分析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在线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针对知识型众包的参与者动机开展调研，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参与者沉浸愉悦、自我完善及外在奖励与感知收益具有正向关系，执行成本与感知风险也是正向关系，感知收益与参与意愿之间有正向关系，感知风险与参与意愿具有负向关系，参与意愿正向作用于参与行为。结合动因及其对参与者的影响程度分析，提出基于互联网众包模式特征的激励机制。
基于知识型众包的参与者动机，研究设计符合知识型众包参与的激励机制。首先在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简单阐述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从而构建概念模型。然后以知识型网络众包平台的参与者为分析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在线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针对知识型众包的参与者动机开展调研，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参与者沉浸愉悦、自我完善及外在奖励与感知收益具有正向关系，执行成本与感知风险也是正向关系，感知收益与参与意愿之间有正向关系，感知风险与参与意愿具有负向关系，参与意愿正向作用于参与行为。结合动因及其对参与者的影响程度分析，提出基于互联网众包模式特征的激励机制。
2018, (4): 97-10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807
摘要: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现状和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3种形式创新出发，考察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算了不同形式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得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间接效应驱动了制造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驱动制造业升级，而投资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并无显著作用。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现状和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3种形式创新出发，考察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算了不同形式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得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间接效应驱动了制造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驱动制造业升级，而投资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并无显著作用。
2018, (4): 109-11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470
摘要:
EPR要求生产者对EOL产品承担回收和循环双责任。为研究双责任对不同供应链模式产生的循环激励和利润影响，构建一个由制造商和分销商组成两级闭环供应链，博弈求解集中和分散决策下有无政府规制时供应链主体的最优生产决策，比较分析发现：当固定回收成本足够小，价值恢复节约成本足够大时，制造商有积极性参与回收循环，此时分散供应链下循环率更高，集中供应链下利润更高。政府规制下双责任提高了供应链的环境效益，降低了其经济效益。当原材料获取成本或者处置成本过高时，生产者更倾向于选择政府规制回收率作为循环率。当分销商存在回收成本优势时，通过分割回收目标来现分销商分担回收责任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
EPR要求生产者对EOL产品承担回收和循环双责任。为研究双责任对不同供应链模式产生的循环激励和利润影响，构建一个由制造商和分销商组成两级闭环供应链，博弈求解集中和分散决策下有无政府规制时供应链主体的最优生产决策，比较分析发现：当固定回收成本足够小，价值恢复节约成本足够大时，制造商有积极性参与回收循环，此时分散供应链下循环率更高，集中供应链下利润更高。政府规制下双责任提高了供应链的环境效益，降低了其经济效益。当原材料获取成本或者处置成本过高时，生产者更倾向于选择政府规制回收率作为循环率。当分销商存在回收成本优势时，通过分割回收目标来现分销商分担回收责任可以实现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
2018, (4): 120-12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423
摘要:
以市场需求和市场价格同时波动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运用显示机理构建了销售成本信息不对称下的应急数量弹性契约模型，得出最优订货和定价策略，并与对称信息下的决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突发事件及销售成本信息不对称对于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并用算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当突发事件暴发时，数量弹性契约无法实现价格随机和不对称信息下供应链的协调，供应商仅能通过重置契约保证零售商分享私有信息；此时，供应商期望收益随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大而减小，零售商却能通过信息不对称获取更丰厚的收益。若市场需求增大，零售商隐藏信息的行为会抑制增产计划，进而降低供应链整体效益；若市场需求减小，供应商采取降低供应量和批发价的策略，可以有效防止供应过量风险。
以市场需求和市场价格同时波动的二级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运用显示机理构建了销售成本信息不对称下的应急数量弹性契约模型，得出最优订货和定价策略，并与对称信息下的决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突发事件及销售成本信息不对称对于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并用算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当突发事件暴发时，数量弹性契约无法实现价格随机和不对称信息下供应链的协调，供应商仅能通过重置契约保证零售商分享私有信息；此时，供应商期望收益随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大而减小，零售商却能通过信息不对称获取更丰厚的收益。若市场需求增大，零售商隐藏信息的行为会抑制增产计划，进而降低供应链整体效益；若市场需求减小，供应商采取降低供应量和批发价的策略，可以有效防止供应过量风险。
2018, (4): 128-13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5007
摘要: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可持续发展改革的核心要素是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平衡，强调保护和鼓励投资的目标不应影响东道国公共利益的监管权。近年来，东道国监管权通过限缩投资及投资者定义、细化间接征收标准、引入禁止性履行要求的例外情形与矫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机制等在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ⅡAs）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得到全面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友好型改革，最有效的途径是单列监管权条款并引入比例原则确保监管权的有序实施。对中国而言，在结合本国需要修订相关条款的同时，应积极参与ⅡAs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增强国际话语权。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可持续发展改革的核心要素是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平衡，强调保护和鼓励投资的目标不应影响东道国公共利益的监管权。近年来，东道国监管权通过限缩投资及投资者定义、细化间接征收标准、引入禁止性履行要求的例外情形与矫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机制等在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ⅡAs）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得到全面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友好型改革，最有效的途径是单列监管权条款并引入比例原则确保监管权的有序实施。对中国而言，在结合本国需要修订相关条款的同时，应积极参与ⅡAs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增强国际话语权。
2018, (4): 140-15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253
摘要:
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庭审实质化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对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保障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项和美国宪法第6修正案都规定了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并且在这两个地区都产生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欧洲人权法院对质询问权的保障经历了从“唯一、决定性规则”向“三步检验规则”的转变，美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也经历了从“可靠性标准”向“证言性陈述标准”的转变，对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中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应当在现有关键证人作证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化规定，坚持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并明确规定例外情形和救济措施，从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对对质询问权的保障。
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庭审实质化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对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保障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项和美国宪法第6修正案都规定了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并且在这两个地区都产生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欧洲人权法院对质询问权的保障经历了从“唯一、决定性规则”向“三步检验规则”的转变，美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也经历了从“可靠性标准”向“证言性陈述标准”的转变，对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中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应当在现有关键证人作证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化规定，坚持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并明确规定例外情形和救济措施，从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对对质询问权的保障。
2018, (4): 151-16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845
摘要:
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信息采集、保有及使用方面存在激烈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具有必然性、税务信息的权利（力）边界不明且经济性日益凸显及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责任机制不健全。借鉴域外经验，中国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平衡之道在于限制公权力并进一步保障私权利，坚持税收法定、个人权利保护及狭义比例等原则。具体而言，需明确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范围，构建税务信息分层管理机制，严格化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程序，完善纳税人信息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违法取用纳税人信息的责任机制并加强对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的监督，促进税务信息领域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从冲突中走向平衡。
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信息采集、保有及使用方面存在激烈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具有必然性、税务信息的权利（力）边界不明且经济性日益凸显及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责任机制不健全。借鉴域外经验，中国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平衡之道在于限制公权力并进一步保障私权利，坚持税收法定、个人权利保护及狭义比例等原则。具体而言，需明确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范围，构建税务信息分层管理机制，严格化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程序，完善纳税人信息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违法取用纳税人信息的责任机制并加强对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的监督，促进税务信息领域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从冲突中走向平衡。
2018, (4): 161-16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488
摘要: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2018, (4): 167-17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453
摘要:
1949年后，中国中小学教育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在中国教育部的指导下，上海市教育部门妥善处理了“1953年升学危机”。危机过后，教训变为经验。小学、初中教育在“过剩”与“发展”的矛盾中继续前行，毕业生的持续过剩推动劳动教育从理念走向实践。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上海地方，劳动教育与宣传动员的范围均在逐步扩大，而劳动教育在实践层面也步入常态化。
1949年后，中国中小学教育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在中国教育部的指导下，上海市教育部门妥善处理了“1953年升学危机”。危机过后，教训变为经验。小学、初中教育在“过剩”与“发展”的矛盾中继续前行，毕业生的持续过剩推动劳动教育从理念走向实践。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上海地方，劳动教育与宣传动员的范围均在逐步扩大，而劳动教育在实践层面也步入常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