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第4期
2019, (4): 1-1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596
摘要: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
2019, (4): 13-2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529
摘要:
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1995-2016年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探究，同时基于脱钩分析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以揭示各地区历史碳减排贡献、潜力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全国及各地区碳排放而言均为稳定且重要的影响力量，且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地区这些作用力表现差异明显；（2）外贸仅为驱动东北与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显著力量；（3）表征技术效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仅对东部地区发挥了符合理论预期的抑制力作用，而碳强度则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技术溢出效应；（4）样本期间，各地区平均碳减排贡献及平均碳减排潜力大小均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1995-2016年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探究，同时基于脱钩分析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以揭示各地区历史碳减排贡献、潜力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全国及各地区碳排放而言均为稳定且重要的影响力量，且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地区这些作用力表现差异明显；（2）外贸仅为驱动东北与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显著力量；（3）表征技术效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仅对东部地区发挥了符合理论预期的抑制力作用，而碳强度则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技术溢出效应；（4）样本期间，各地区平均碳减排贡献及平均碳减排潜力大小均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2019, (4): 21-2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116
摘要:
针对当前存在的偷排现象，从组织行为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考虑企业排放物部分偷排的非法排污行为，对环境税及相关实施条例下的排污企业、地方政府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以安徽省排污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为例进行了算例分析。研究表明：（1）环境税及相关实施条例无法完全杜绝安徽省排污企业的非法排污行为，但可以使排污企业、地方政府的演化过程收敛于一个混合的演化稳定策略（0.734 9，0.965 4）；（2）企业群体中最终采取合法排污策略的概率和偷排量正相关，小规模偷排行的企业为应为监管重点；（3）偷排量占比存在一个阈值，提升企业环境行为的关键是控制偷排量占比而非提升污染物去除率；在将非法排污企业偷排量占比限制在阈值16.7%内的基础上，提升其污染物去除率才能有效改善安徽省排污企业环境行为。
针对当前存在的偷排现象，从组织行为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考虑企业排放物部分偷排的非法排污行为，对环境税及相关实施条例下的排污企业、地方政府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以安徽省排污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为例进行了算例分析。研究表明：（1）环境税及相关实施条例无法完全杜绝安徽省排污企业的非法排污行为，但可以使排污企业、地方政府的演化过程收敛于一个混合的演化稳定策略（0.734 9，0.965 4）；（2）企业群体中最终采取合法排污策略的概率和偷排量正相关，小规模偷排行的企业为应为监管重点；（3）偷排量占比存在一个阈值，提升企业环境行为的关键是控制偷排量占比而非提升污染物去除率；在将非法排污企业偷排量占比限制在阈值16.7%内的基础上，提升其污染物去除率才能有效改善安徽省排污企业环境行为。
2019, (4): 29-3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382
摘要:
中国是以煤电能源为主体的国家，如何优化能源结构成为供给侧改革中关注的重点。以企业的生产效率为切入点，将中国煤电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细分为煤炭产业的前向一体化和电力产业的后向一体化，依据2002-201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投入产出表法计算纵向一体化指数，运用以中间投入为代理变量的半参数估计法测算煤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纵向一体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煤炭产业的前向一体化指数与电力产业的后向一体化指数均是波动上升的，但后者上升趋势高于前者。（2）煤电产业链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电力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于煤炭产业。（3）煤电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但目前煤、电企业一体化对提高生产效率仍具有积极影响。
中国是以煤电能源为主体的国家，如何优化能源结构成为供给侧改革中关注的重点。以企业的生产效率为切入点，将中国煤电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细分为煤炭产业的前向一体化和电力产业的后向一体化，依据2002-201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投入产出表法计算纵向一体化指数，运用以中间投入为代理变量的半参数估计法测算煤电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纵向一体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煤炭产业的前向一体化指数与电力产业的后向一体化指数均是波动上升的，但后者上升趋势高于前者。（2）煤电产业链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电力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于煤炭产业。（3）煤电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但目前煤、电企业一体化对提高生产效率仍具有积极影响。
2019, (4): 39-4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3083
摘要: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2019, (4): 47-5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985
摘要:
综合运用制度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剖析不同规制压力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以及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对规制压力的异质性战略响应，进而从中国典型重污染行业中筛选597家上市公司，采用多项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政策压力增加，企业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而不倾向于选择反应型战略；（2）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企业越不会选择反应型战略，但对选择污染防御型或环保领导型战略无明显差异；（3）进一步地，政策、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成熟期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4）政府政策的不断施压使初创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偏好污染防御型战略。通过揭示规制压力、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内在关系，丰富了制度同构和战略异质性二元行动逻辑的理论分析。
综合运用制度理论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剖析不同规制压力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以及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对规制压力的异质性战略响应，进而从中国典型重污染行业中筛选597家上市公司，采用多项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政策压力增加，企业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而不倾向于选择反应型战略；（2）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企业越不会选择反应型战略，但对选择污染防御型或环保领导型战略无明显差异；（3）进一步地，政策、监管和公众压力越大，成熟期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环保领导型战略；（4）政府政策的不断施压使初创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偏好污染防御型战略。通过揭示规制压力、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环境战略选择的内在关系，丰富了制度同构和战略异质性二元行动逻辑的理论分析。
2019, (4): 56-6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3180
摘要: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关心对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绿色消费的影响，检验环境关心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绿色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关心都对城镇居民的绿色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环境关心越强，其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并且，社会经济地位还通过环境关心这一间接路径正向作用于城镇居民绿色消费。因此，增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提高其环境关心水平，进而推动绿色消费。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关心对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绿色消费的影响，检验环境关心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绿色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关心都对城镇居民的绿色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环境关心越强，其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并且，社会经济地位还通过环境关心这一间接路径正向作用于城镇居民绿色消费。因此，增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提高其环境关心水平，进而推动绿色消费。
2019, (4): 64-7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422
摘要:
借助劳动者"雇佣-被雇佣"二元角色差异，将创意阶层区分为技能型（即受雇型）与创业型（即自我雇佣型）两种类别。构建理论与计量模型，采用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经济因素、创新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生态环境等5个方面探讨异质性创意阶层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处在创新链后端的创业型创意阶层而言，其对区域经济环境、政治纠偏环境、人文环境具有显著的依赖性，但是对创新环境、知识产权制度、生态环境等因素却不够敏感；而对于处在创新链前端的技能型创意阶层而言，其对区域创新环境、生态环境、知识产权制度表现出显著的依赖性，但可能由于受资源错配和劳动力本地效应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的人文环境没能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研究力图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完善创意阶层的概念体系，进而为区域人才竞争战略提供启示。
借助劳动者"雇佣-被雇佣"二元角色差异，将创意阶层区分为技能型（即受雇型）与创业型（即自我雇佣型）两种类别。构建理论与计量模型，采用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经济因素、创新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生态环境等5个方面探讨异质性创意阶层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处在创新链后端的创业型创意阶层而言，其对区域经济环境、政治纠偏环境、人文环境具有显著的依赖性，但是对创新环境、知识产权制度、生态环境等因素却不够敏感；而对于处在创新链前端的技能型创意阶层而言，其对区域创新环境、生态环境、知识产权制度表现出显著的依赖性，但可能由于受资源错配和劳动力本地效应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的人文环境没能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研究力图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完善创意阶层的概念体系，进而为区域人才竞争战略提供启示。
2019, (4): 73-8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835
摘要:
提升融资风险预测精度对促进企业资金融通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将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粗糙集理论（RS）筛选出企业融资风险预测指标，利用遗传算法（GA）对支持向量回归（SVR）模型的参数进行寻优，并采用GA-SVR模型预测上市公司的融资风险。研究表明：粗糙集理论筛选后得到的17个融资风险预测指标具有较强区分企业是否出现异常状况的能力；资产规模对上市公司的风险预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GA参数寻优后的SVR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精度与稳健性。
提升融资风险预测精度对促进企业资金融通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将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粗糙集理论（RS）筛选出企业融资风险预测指标，利用遗传算法（GA）对支持向量回归（SVR）模型的参数进行寻优，并采用GA-SVR模型预测上市公司的融资风险。研究表明：粗糙集理论筛选后得到的17个融资风险预测指标具有较强区分企业是否出现异常状况的能力；资产规模对上市公司的风险预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GA参数寻优后的SVR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精度与稳健性。
2019, (4): 82-9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5752
摘要:
在现有动态DEA模型DSBM的基础上，构建了时期效率最优的DtSBM模型，并以省（市）为决策单元（DMU）运用该模型对中国31省（市）（除港、澳、台）2008-2015年的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进行动态评价。通过对各省（市）医疗卫生服务各时期的最优效率值（即时期效率）和所有时期的整体效率值（即整体效率）的测算，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角度验证了中国自2009年开始正式实施的"新医改"具有显著效果；按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时，东部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通过对决策单元各项投入产出指标需改进百分比的分析，提出了相对效率值较低的无效决策单元——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陕西省改进其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方向和目标。
在现有动态DEA模型DSBM的基础上，构建了时期效率最优的DtSBM模型，并以省（市）为决策单元（DMU）运用该模型对中国31省（市）（除港、澳、台）2008-2015年的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进行动态评价。通过对各省（市）医疗卫生服务各时期的最优效率值（即时期效率）和所有时期的整体效率值（即整体效率）的测算，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角度验证了中国自2009年开始正式实施的"新医改"具有显著效果；按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时，东部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通过对决策单元各项投入产出指标需改进百分比的分析，提出了相对效率值较低的无效决策单元——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陕西省改进其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方向和目标。
2019, (4): 95-10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315
摘要:
在中国股权众筹监管细则尚未落地的背景下，以大众投资参与视角为出发点，基于前人对众筹成功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众筹平台"人人投"所披露的质量信息为样本，研究融资方和众筹平台披露的质量信息与投资人的参与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ELM理论，将众筹平台披露的质量信息归结为中央路径和边缘路径。运用多元回归方法构建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文字介绍完整度、视频时长和点赞数量对众筹项目投资人的参与热情有正向影响。整体来看，投资者对众筹平台提供的边缘路径信息更加敏感，其投资行为存在一定的羊群效应。
在中国股权众筹监管细则尚未落地的背景下，以大众投资参与视角为出发点，基于前人对众筹成功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众筹平台"人人投"所披露的质量信息为样本，研究融资方和众筹平台披露的质量信息与投资人的参与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ELM理论，将众筹平台披露的质量信息归结为中央路径和边缘路径。运用多元回归方法构建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文字介绍完整度、视频时长和点赞数量对众筹项目投资人的参与热情有正向影响。整体来看，投资者对众筹平台提供的边缘路径信息更加敏感，其投资行为存在一定的羊群效应。
2019, (4): 104-11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155
摘要:
政务大厅在积极开展创新实践的同时，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部门协调难、窗口忙闲不均等诸多问题。量化政务大厅的服务效能，有效识别影响服务效能的关键因素，对于更快更好发挥大厅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献回顾与理论推演相结合提炼出大厅服务效能评价指标以及效能影响因素指标，基于普查数据量化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服务效能，构建回归模型，同时考虑大厅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分别从总体和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服务模式、生产要素、服务内容均会对大厅服务效能产生影响，且各区域大厅的具体影响因素和因素的影响程度均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应因地制宜开展大厅服务模式创新；推动大厅建设标准制定；落实审批事项全面进驻大厅，丰富大厅服务种类，优化服务结构。
政务大厅在积极开展创新实践的同时，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部门协调难、窗口忙闲不均等诸多问题。量化政务大厅的服务效能，有效识别影响服务效能的关键因素，对于更快更好发挥大厅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献回顾与理论推演相结合提炼出大厅服务效能评价指标以及效能影响因素指标，基于普查数据量化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服务效能，构建回归模型，同时考虑大厅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分别从总体和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服务模式、生产要素、服务内容均会对大厅服务效能产生影响，且各区域大厅的具体影响因素和因素的影响程度均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应因地制宜开展大厅服务模式创新；推动大厅建设标准制定；落实审批事项全面进驻大厅，丰富大厅服务种类，优化服务结构。
2019, (4): 113-11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3403
摘要:
针对P2P网络借贷平台成交量及数量减少的现象，运用网络爬虫技术等方法，获取了上市系、国资系、风投系、创业系4个类别共40个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实际数据；建立了基于品牌信用、交易信用、人气信用、服务信用4个维度的P2P网络借贷平台信用评估模型；运用csQCA方法对其平台信用影响因素进行构型分析。研究表明：交易信用中的信息透明度是影响P2P网络借贷平台信用的主要要素，其次是品牌信用中的合规程度；高品牌信用是上市系和创业系P2P网络借贷平台高信用值产生的必要条件；高交易信用是国资系P2P网络借贷平台高信用值产生的必要条件。政府和P2P网络借贷平台应重点关注品牌信用和交易信用的变化，为借款人和出借人营造良好的交易氛围。
针对P2P网络借贷平台成交量及数量减少的现象，运用网络爬虫技术等方法，获取了上市系、国资系、风投系、创业系4个类别共40个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实际数据；建立了基于品牌信用、交易信用、人气信用、服务信用4个维度的P2P网络借贷平台信用评估模型；运用csQCA方法对其平台信用影响因素进行构型分析。研究表明：交易信用中的信息透明度是影响P2P网络借贷平台信用的主要要素，其次是品牌信用中的合规程度；高品牌信用是上市系和创业系P2P网络借贷平台高信用值产生的必要条件；高交易信用是国资系P2P网络借贷平台高信用值产生的必要条件。政府和P2P网络借贷平台应重点关注品牌信用和交易信用的变化，为借款人和出借人营造良好的交易氛围。
2019, (4): 120-12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566
摘要:
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城市间分享经济的微观机制。研究得出：（1）城市间分享经济来源于对方城市中个人在生产产品时的专业化经济，且随着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2）城市间分享经济的产生需要城市间进行分工，而城市间分工的形成必须要求城市间交易成本系数减小到一定的临界值。（3）城市间分享经济的增加可使城市间分工所要求的城市间交易成本系数减小幅度更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并总结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含义。
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城市间分享经济的微观机制。研究得出：（1）城市间分享经济来源于对方城市中个人在生产产品时的专业化经济，且随着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2）城市间分享经济的产生需要城市间进行分工，而城市间分工的形成必须要求城市间交易成本系数减小到一定的临界值。（3）城市间分享经济的增加可使城市间分工所要求的城市间交易成本系数减小幅度更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并总结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含义。
2019, (4): 127-13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2762
摘要:
以军民融合视角下"民参军"知识转移绩效的驱动因素与策略匹配优化问题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分析方法确定"民参军"知识转移过程的相关驱动因素和策略组合，构建"民参军"知识转移过程相关因素关系概念模型，使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对驱动因素、策略组合与知识转移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其相互之间的定量交互关系；采用基于QSIM理论改进的定性模拟算法，以电子信息工业行业为例，对"民参军"知识转移过程进行动态演化模拟，针对不同阶段的初始状态，获得知识转移绩效到达相对至高点时的最优策略组合，并提出可以促进知识转移绩效增长的相关管理启示。
以军民融合视角下"民参军"知识转移绩效的驱动因素与策略匹配优化问题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分析方法确定"民参军"知识转移过程的相关驱动因素和策略组合，构建"民参军"知识转移过程相关因素关系概念模型，使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对驱动因素、策略组合与知识转移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其相互之间的定量交互关系；采用基于QSIM理论改进的定性模拟算法，以电子信息工业行业为例，对"民参军"知识转移过程进行动态演化模拟，针对不同阶段的初始状态，获得知识转移绩效到达相对至高点时的最优策略组合，并提出可以促进知识转移绩效增长的相关管理启示。
2019, (4): 137-14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134
摘要:
权力清单有着行政与法治两种不同的构建方式，并相应地存在着内部自律与法律规范两种不同的控权路径。当前通过行政手段构建的行政政策性权力清单采取的是内部自律性控权思路，该类权力清单存在推行思路错序、推行主体单一和推行方式不规范等问题。现阶段亟需在遵循基本法理和改革的应时性与立法的规范性相协调的原则下，采取法治手段通过三层级规范路径将权力清单由仅作为行政机关自律控权的政策性规范转变为具有规范控权功能的行政法律规范即由行政政策性向行政法律化转变，从行政系统内外两方面发挥权力清单作为行政法成文法源的法律规范控权效力的制度价值。
权力清单有着行政与法治两种不同的构建方式，并相应地存在着内部自律与法律规范两种不同的控权路径。当前通过行政手段构建的行政政策性权力清单采取的是内部自律性控权思路，该类权力清单存在推行思路错序、推行主体单一和推行方式不规范等问题。现阶段亟需在遵循基本法理和改革的应时性与立法的规范性相协调的原则下，采取法治手段通过三层级规范路径将权力清单由仅作为行政机关自律控权的政策性规范转变为具有规范控权功能的行政法律规范即由行政政策性向行政法律化转变，从行政系统内外两方面发挥权力清单作为行政法成文法源的法律规范控权效力的制度价值。
2019, (4): 145-15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106
摘要:
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适格性分析是研究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属、定性以及行为责任承担的前提，关涉著作权法律制度逻辑的自恰性。以认识论为视角，运用文本、比较和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后可知，人工智能主体适格性与其特定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扮演"工具"角色，不可作为著作权主体，其行为视为自然人的机能器官的延伸，行为产生侵权责任由制造者或使用者承担。类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意识，可作为创作者层面上的作者，具备著作权主体资格，在涉及著作权侵权时，如若侵权行为属于独立行为，则应独立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具体损害赔偿责任可采取著作权侵权保险方式予以承担；如若侵权行为属于制造者或使用者控制或者指示下的行为，则应按照"雇主责任"方式处理，由制造者或使用者替代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
人工智能著作权主体适格性分析是研究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属、定性以及行为责任承担的前提，关涉著作权法律制度逻辑的自恰性。以认识论为视角，运用文本、比较和逻辑分析方法分析后可知，人工智能主体适格性与其特定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弱人工智能与强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扮演"工具"角色，不可作为著作权主体，其行为视为自然人的机能器官的延伸，行为产生侵权责任由制造者或使用者承担。类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意识，可作为创作者层面上的作者，具备著作权主体资格，在涉及著作权侵权时，如若侵权行为属于独立行为，则应独立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具体损害赔偿责任可采取著作权侵权保险方式予以承担；如若侵权行为属于制造者或使用者控制或者指示下的行为，则应按照"雇主责任"方式处理，由制造者或使用者替代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
2019, (4): 155-16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311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法定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农村土地和资产上市作出法律回应，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盘活民间金融资源，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展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法律的完善应当注重整体统筹，促进立法取向的协调稳定，为金融支农、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法定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农村土地和资产上市作出法律回应，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盘活民间金融资源，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展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法律的完善应当注重整体统筹，促进立法取向的协调稳定，为金融支农、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2019, (4): 162-17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520
摘要: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2019, (4): 171-18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293
摘要:
以美国科学引文（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8-2017年社交媒体相关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展开文献计量分析，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示社交媒体研究的知识结构与热点前沿。研究发现，国外社交媒体研究的关注点经历了从用户个体行为转至信息传播机制，再转至媒体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过程，反映出从微观至中观再至宏观视野的整体线索。基于技术赋权带来用户生产内容的背景，社交媒体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使用行为和网络公共空间民主化两个议题上。同时，社交媒体研究的发展前沿分布在两个维度，即对社会效果的探讨以及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关注。
以美国科学引文（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8-2017年社交媒体相关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展开文献计量分析，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示社交媒体研究的知识结构与热点前沿。研究发现，国外社交媒体研究的关注点经历了从用户个体行为转至信息传播机制，再转至媒体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过程，反映出从微观至中观再至宏观视野的整体线索。基于技术赋权带来用户生产内容的背景，社交媒体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互联网使用行为和网络公共空间民主化两个议题上。同时，社交媒体研究的发展前沿分布在两个维度，即对社会效果的探讨以及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关注。
2019, (4): 181-18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9.1459
摘要:
大数据时代，数据专家的公信力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为"塔西佗陷阱"现象——数据专家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被公众信任；一种为"豪猪法则"现象——公众一边质疑，一边不得不依赖数据专家。造成前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专家无法摆脱利益和权力的影响""专家无法解决偶然性问题"和"数据方法存在非理性特征"等因素。造成后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存在高度分工" "直觉无法给予公众安全感" "公众信任真空区亟需填补"和"同行评议可资信赖"等因素。这两种现象互相矛盾，相互依存，共同表明了： "客观" "理性"只是数据专家在舆论场中的身份修辞。
大数据时代，数据专家的公信力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为"塔西佗陷阱"现象——数据专家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被公众信任；一种为"豪猪法则"现象——公众一边质疑，一边不得不依赖数据专家。造成前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专家无法摆脱利益和权力的影响""专家无法解决偶然性问题"和"数据方法存在非理性特征"等因素。造成后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存在高度分工" "直觉无法给予公众安全感" "公众信任真空区亟需填补"和"同行评议可资信赖"等因素。这两种现象互相矛盾，相互依存，共同表明了： "客观" "理性"只是数据专家在舆论场中的身份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