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第1期
2018, (1): 1-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863
摘要: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2018, (1): 9-1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281
摘要:
通过核密度分布和莫兰指数对中国2000—2015年30省份碳排放强度的动态趋势及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30省份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新常态以来低碳步伐加快；（2）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性具有高水平集中、低水平集聚特征，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增强；（3）本省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本省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邻省份的外商投资规模及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对本省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因此，未来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优化相邻省份间的产业空间布局以及大力发展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促进区域低碳转型的主要方向，同时生态城镇化以及继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也是减排潜力因子，省域间的减排空间溢出效果不容忽视。
通过核密度分布和莫兰指数对中国2000—2015年30省份碳排放强度的动态趋势及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30省份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新常态以来低碳步伐加快；（2）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性具有高水平集中、低水平集聚特征，空间溢出效应不断增强；（3）本省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本省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邻省份的外商投资规模及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对本省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因此，未来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优化相邻省份间的产业空间布局以及大力发展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促进区域低碳转型的主要方向，同时生态城镇化以及继续改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也是减排潜力因子，省域间的减排空间溢出效果不容忽视。
2018, (1): 17-2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917
摘要:
将发电环节从纵向一体化结构中剥离后引入竞争是输配售电环节改革的基础，也是建立电力竞争性批发市场，形成供给侧和需求侧互动响应的前提。在竞争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发电行业已形成国有发电企业、民营及外资发电企业并存的格局。在对微观发电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对发电行业竞争性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发现相比于产权改革，竞争引入后市场集中度的降低对发电行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通过核密度图以及BHC、GR分解方法对发电行业的资源配置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发电行业的资源配置状况随时间不断优化，但较低的“进入效应”预示着非国有资本进入发电行业的“玻璃门”仍然存在。因此，现阶段应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发电市场竞争，并逐步推进输配售电环节改革。
将发电环节从纵向一体化结构中剥离后引入竞争是输配售电环节改革的基础，也是建立电力竞争性批发市场，形成供给侧和需求侧互动响应的前提。在竞争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发电行业已形成国有发电企业、民营及外资发电企业并存的格局。在对微观发电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对发电行业竞争性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发现相比于产权改革，竞争引入后市场集中度的降低对发电行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通过核密度图以及BHC、GR分解方法对发电行业的资源配置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发电行业的资源配置状况随时间不断优化，但较低的“进入效应”预示着非国有资本进入发电行业的“玻璃门”仍然存在。因此，现阶段应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发电市场竞争，并逐步推进输配售电环节改革。
2018, (1): 25-3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841
摘要:
邻避运动的治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传统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基于利益补偿的“市场路径”，或是基于公众参与的“回应路径”。通过对R市10年核电历程的调查发现：传统邻避治理路径应对风险集聚类设施引发的邻避现象时，公众的“经济理性”和“价值观念”的交织会使市场路径失去成效；而“权力惯性”与“权利抗争”的互构也会导致回应路径陷入歧途。其失效的深层逻辑在于：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使传统治理路径无法有效应对预期损失较高的“风险集聚类设施”。鉴于此，提出基于目标重塑和主体重组的技术路径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回“邻避”有效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
邻避运动的治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传统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基于利益补偿的“市场路径”，或是基于公众参与的“回应路径”。通过对R市10年核电历程的调查发现：传统邻避治理路径应对风险集聚类设施引发的邻避现象时，公众的“经济理性”和“价值观念”的交织会使市场路径失去成效；而“权力惯性”与“权利抗争”的互构也会导致回应路径陷入歧途。其失效的深层逻辑在于：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使传统治理路径无法有效应对预期损失较高的“风险集聚类设施”。鉴于此，提出基于目标重塑和主体重组的技术路径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回“邻避”有效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
2018, (1): 36-4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950
摘要:
以2003—2014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城市规模与地区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通过3种互为补充的度量城市规模的指标，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发现现阶段扩大城市规模对地区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通过数量分组、地域分组等方法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大城市和华北地区城市规模扩大减缓环境污染的作用更加显著。在中国加速推进城镇化和治理环境污染的双重背景下，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大城市以改善日益恶化的地区环境质量。
以2003—2014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城市规模与地区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通过3种互为补充的度量城市规模的指标，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发现现阶段扩大城市规模对地区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通过数量分组、地域分组等方法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大城市和华北地区城市规模扩大减缓环境污染的作用更加显著。在中国加速推进城镇化和治理环境污染的双重背景下，认为应该通过发展大城市以改善日益恶化的地区环境质量。
2018, (1): 45-5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494
摘要:
在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的背景下，为研究环境税率的最优设计，从组织行为的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在静态环境税率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并验证该调整机制抑制演化过程中波动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是必要的；适当降低经济指标权重并提高环境指标权重、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降低政府监测成本均能有效提高排污企业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生产规模较小以及初始治污力度较高的排污企业最终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较低。认为应改善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加强税收部门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适当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加强对小生产规模排污企业的监管。
在排污费改为环境税的背景下，为研究环境税率的最优设计，从组织行为的视角，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建立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在静态环境税率的基础上提出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机制，并验证该调整机制抑制演化过程中波动的有效性。结果表明：环境税率动态调整是必要的；适当降低经济指标权重并提高环境指标权重、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降低政府监测成本均能有效提高排污企业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生产规模较小以及初始治污力度较高的排污企业最终采取完全治污策略的概率较低。认为应改善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加强税收部门和环保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适当提高环境税征收强度；加强对小生产规模排污企业的监管。
2018, (1): 52-6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922
摘要:
以区域水资源短缺程度为视角，运用物元可拓理论与关联函数建立水资源短缺指数测度模型，融合区域水资源禀赋、供需、开发利用和社会状态等要素构建其指数复合测度体系，对广东省水资源短缺指数分别进行纵向时序、横向截面和未来趋势的多维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水资源短缺指数于2004—2015年从“较差”状态到“中等”状态再到“较好”状态，整体上呈逐步好转的态势，但其指数等级均处于“安全”状态下，后期发展形式依然严峻；全省21地市水资源短缺指数已形成“三大梯度”，其中多处于“中等”与“较好”状态，同时水资源短缺指数具有相对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而其指数变动趋势则呈现分布相对离散的特点；在未来全省水资源短缺指数保持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强化人口密度分布和提高公众节水意识，注重城镇用水调控，提高水环境监管与考核范畴则成为水资源管理的重要驱动源。
以区域水资源短缺程度为视角，运用物元可拓理论与关联函数建立水资源短缺指数测度模型，融合区域水资源禀赋、供需、开发利用和社会状态等要素构建其指数复合测度体系，对广东省水资源短缺指数分别进行纵向时序、横向截面和未来趋势的多维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水资源短缺指数于2004—2015年从“较差”状态到“中等”状态再到“较好”状态，整体上呈逐步好转的态势，但其指数等级均处于“安全”状态下，后期发展形式依然严峻；全省21地市水资源短缺指数已形成“三大梯度”，其中多处于“中等”与“较好”状态，同时水资源短缺指数具有相对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而其指数变动趋势则呈现分布相对离散的特点；在未来全省水资源短缺指数保持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强化人口密度分布和提高公众节水意识，注重城镇用水调控，提高水环境监管与考核范畴则成为水资源管理的重要驱动源。
2018, (1): 62-6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246
摘要:
实证主义是绝大多数管理研究“不言自明”的哲学根基。在深入分析实证主义因果关系的本质及管理本体与研究者能动性后，认为当前管理研究在实证主义哲学根基下，对经验事件间“恒常联系”的追求将继续加剧管理理论“丛林”现象，管理理论的粹片化会更明显。而批判实在论以分层本体论为基础的因果关系解释模式可以弥补实证研究中对因果机制检验不足的缺陷。通过将该因果关系解释模式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步骤，并将其与主流管理研究方法结合，可以为更严格地检验管理理论中的因果关系提供启示。
实证主义是绝大多数管理研究“不言自明”的哲学根基。在深入分析实证主义因果关系的本质及管理本体与研究者能动性后，认为当前管理研究在实证主义哲学根基下，对经验事件间“恒常联系”的追求将继续加剧管理理论“丛林”现象，管理理论的粹片化会更明显。而批判实在论以分层本体论为基础的因果关系解释模式可以弥补实证研究中对因果机制检验不足的缺陷。通过将该因果关系解释模式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步骤，并将其与主流管理研究方法结合，可以为更严格地检验管理理论中的因果关系提供启示。
2018, (1): 70-8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352
摘要:
债券市场作为非集中化场外交易市场，如何准确地度量其流动性是金融市场微观结构领域中的关键问题。基于2008—2014年中国公司债券市场的高频逐笔交易数据，计算了4种交易成本和一种价格响应指标作为高频流动性基准指标，拓展了Corwin和Schultz的High-Low估计方法，综合考虑更多的矩条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基于价格极值的有效价差估计，通过比较多种低频流动性指标与高频基准指标间的估计误差和相关系数，研究不同的低频流动性指标对中国债券市场的适用性。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低频交易成本指标，FHT估计总是具有最小的估计误差和最强的相关性，拓展的基于价格极值的High-Low估计和Roll估计次之；对于低频价格响应指标，Amihud指标的相关性最强。不同流动性实证研究对流动性低频指标的要求侧重不同：交易策略和资产配置以及市场有效性等相关研究侧重于低频流动性指标的估计精度；资产定价等相关问题侧重于流动性指标的相关性强弱。实证研究中可以根据对中国债券市场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选择恰当的流动性度量指标。
债券市场作为非集中化场外交易市场，如何准确地度量其流动性是金融市场微观结构领域中的关键问题。基于2008—2014年中国公司债券市场的高频逐笔交易数据，计算了4种交易成本和一种价格响应指标作为高频流动性基准指标，拓展了Corwin和Schultz的High-Low估计方法，综合考虑更多的矩条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基于价格极值的有效价差估计，通过比较多种低频流动性指标与高频基准指标间的估计误差和相关系数，研究不同的低频流动性指标对中国债券市场的适用性。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低频交易成本指标，FHT估计总是具有最小的估计误差和最强的相关性，拓展的基于价格极值的High-Low估计和Roll估计次之；对于低频价格响应指标，Amihud指标的相关性最强。不同流动性实证研究对流动性低频指标的要求侧重不同：交易策略和资产配置以及市场有效性等相关研究侧重于低频流动性指标的估计精度；资产定价等相关问题侧重于流动性指标的相关性强弱。实证研究中可以根据对中国债券市场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选择恰当的流动性度量指标。
2018, (1): 81-8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148
摘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国家先后进行了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英国、美国和南非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3个典型国家。当前，中国正在着力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有助于缩小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改进公共服务质量。通过借鉴通用评估框架，从改革背景、改革参与者、伙伴关系、改革手段、服务标准、改革成就6个维度对英国、美国和南非的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以三国的改革经验为借鉴，中国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着力，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章立制，奖惩分明；政府公开，社会参与；重视基层，综合培养；细化标准，具体明确；完善监督，前后兼顾。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国家先后进行了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英国、美国和南非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3个典型国家。当前，中国正在着力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有助于缩小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改进公共服务质量。通过借鉴通用评估框架，从改革背景、改革参与者、伙伴关系、改革手段、服务标准、改革成就6个维度对英国、美国和南非的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以三国的改革经验为借鉴，中国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着力，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章立制，奖惩分明；政府公开，社会参与；重视基层，综合培养；细化标准，具体明确；完善监督，前后兼顾。
2018, (1): 88-9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002
摘要:
在汽车行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的大背景下，研究54家汽车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财务数据，在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公司业绩综合指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来考察资本结构对业绩的非线性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汽车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业绩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企业负债水平从低到高，资产负债率的上升最初能够显著促进业绩的提高，而后对其提升幅度变小，在最后阶段，资产负债率的变化将不会对企业业绩产生显著影响。
在汽车行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的大背景下，研究54家汽车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财务数据，在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公司业绩综合指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来考察资本结构对业绩的非线性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汽车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业绩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企业负债水平从低到高，资产负债率的上升最初能够显著促进业绩的提高，而后对其提升幅度变小，在最后阶段，资产负债率的变化将不会对企业业绩产生显著影响。
2018, (1): 95-10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191
摘要:
使用1995—2015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构建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使用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两因素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中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时间累积效应。前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空间溢出，后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空间负溢出；（2）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同时受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3）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速度提升的影响不显著。
使用1995—2015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构建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使用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两因素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中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时间累积效应。前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空间溢出，后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空间负溢出；（2）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同时受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3）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速度提升的影响不显著。
2018, (1): 102-10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049
摘要:
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患者就医体验对满意评价的影响及不同健康认知的患者就医体验对满意评价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患者就医体验过程中的就医环境舒适性、就医费用合理性、服务态度友善性及诊疗过程质量的规范性都会对患者的整体满意评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患者就医等待时间体验对患者满意评价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在考虑患者健康认知与就医体验的交互作用后，就医环境及诊疗质量与健康认知的交互作用对患者满意评价影响显著，而等待时间、服务态度、就医费用与健康认知的交互作用对患者满意评价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健康认知会影响患者的满意评价，对于健康认知程度高的患者，其就医体验后的满意评价也高，而对于健康认知程度低的患者，其就医体验后的满意评价相对较低。由此，需要有效提升患者的健康认知，差异化管理不同健康认知程度的患者，提高医疗服务的有效传递，以此实现医患之间的共同满意。
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患者就医体验对满意评价的影响及不同健康认知的患者就医体验对满意评价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患者就医体验过程中的就医环境舒适性、就医费用合理性、服务态度友善性及诊疗过程质量的规范性都会对患者的整体满意评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患者就医等待时间体验对患者满意评价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在考虑患者健康认知与就医体验的交互作用后，就医环境及诊疗质量与健康认知的交互作用对患者满意评价影响显著，而等待时间、服务态度、就医费用与健康认知的交互作用对患者满意评价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健康认知会影响患者的满意评价，对于健康认知程度高的患者，其就医体验后的满意评价也高，而对于健康认知程度低的患者，其就医体验后的满意评价相对较低。由此，需要有效提升患者的健康认知，差异化管理不同健康认知程度的患者，提高医疗服务的有效传递，以此实现医患之间的共同满意。
2018, (1): 110-11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843
摘要:
如何应用大数据提升国防动员潜力调查的效率是当前政府重点关注的话题。从国防动员潜力大数据的定义和特征着手，分析大数据下国防动员潜力调查所具备的优势，发现仍然存在思维局限、指标不统一、体制不健全、技术缺乏及数据共享与防护难协同等困境。通过思维意识、管理体制、指标体系、核心技术、专业人才、安全共享等六大模块，打破“数据不可用、数据不会用”的现实瓶颈，实现整合国防动员数据资源、延展数据内容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标。
如何应用大数据提升国防动员潜力调查的效率是当前政府重点关注的话题。从国防动员潜力大数据的定义和特征着手，分析大数据下国防动员潜力调查所具备的优势，发现仍然存在思维局限、指标不统一、体制不健全、技术缺乏及数据共享与防护难协同等困境。通过思维意识、管理体制、指标体系、核心技术、专业人才、安全共享等六大模块，打破“数据不可用、数据不会用”的现实瓶颈，实现整合国防动员数据资源、延展数据内容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标。
2018, (1): 118-12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759
摘要:
国际航天合作对在“一带一路”区域实现信息的互通互联必不可少，因而对该倡议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相关政策，卫星应用、尤其是通过卫星应用建立“空间信息走廊”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进行国际航天合作的核心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众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不一，法律完善程度和各类具体制度差异甚大，航天发展水平和需求也参差不齐。在此背景下，国际技术转让、相关权益的分配及保护、卫星应用的相关法律规制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应采取“双管齐下”的规制路径，在国际层面，一方面利用既存资源促成国际合作，另一方面采用软法以及条约的形式搭建新的合作框架；在国内层面，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全方面完善相关立法，以达到逐渐实现航天活动透明化，乃至促进国际合作的目的。
国际航天合作对在“一带一路”区域实现信息的互通互联必不可少，因而对该倡议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相关政策，卫星应用、尤其是通过卫星应用建立“空间信息走廊”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进行国际航天合作的核心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众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不一，法律完善程度和各类具体制度差异甚大，航天发展水平和需求也参差不齐。在此背景下，国际技术转让、相关权益的分配及保护、卫星应用的相关法律规制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应采取“双管齐下”的规制路径，在国际层面，一方面利用既存资源促成国际合作，另一方面采用软法以及条约的形式搭建新的合作框架；在国内层面，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全方面完善相关立法，以达到逐渐实现航天活动透明化，乃至促进国际合作的目的。
2018, (1): 128-13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749
摘要:
国家义务是保障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工具。确定国家义务内容主要诉诸基本权利功能、人权保障和规范主义3种路径。但以上路径过于强调国家义务内容的组成，从而带来理论层级设计混乱、语词选择不一、内部逻辑不明、理论功能不完善、整体性建构缺失等弊端。欲解决以上诸问题，层级化、递进式的国家义务构造理论为可行方案。其中，自由权向社会权的转向决定其实质内容，需求层次理论形塑内部层级结构，而融贯体系化和系统构造论则提供外部理论支持。功能主义系统论和内容理论的积淀最终建构了以尊重、保护和给付为基本要素的“二元三层次多位阶”的国家义务构造论。
国家义务是保障公民权利不可或缺的工具。确定国家义务内容主要诉诸基本权利功能、人权保障和规范主义3种路径。但以上路径过于强调国家义务内容的组成，从而带来理论层级设计混乱、语词选择不一、内部逻辑不明、理论功能不完善、整体性建构缺失等弊端。欲解决以上诸问题，层级化、递进式的国家义务构造理论为可行方案。其中，自由权向社会权的转向决定其实质内容，需求层次理论形塑内部层级结构，而融贯体系化和系统构造论则提供外部理论支持。功能主义系统论和内容理论的积淀最终建构了以尊重、保护和给付为基本要素的“二元三层次多位阶”的国家义务构造论。
2018, (1): 136-14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757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已在世界多个国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行使保护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极大地推进了保护工作的发展。但该法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指向错误、统筹性不足、法自主性缺乏、元理论缺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日韩等国外的经验。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立法应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理顺私益主体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用商谈理论重构保护主体构成，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与其他法律及制度的有效衔接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已在世界多个国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行使保护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极大地推进了保护工作的发展。但该法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指向错误、统筹性不足、法自主性缺乏、元理论缺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日韩等国外的经验。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立法应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理顺私益主体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用商谈理论重构保护主体构成，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与其他法律及制度的有效衔接等。
2018, (1): 143-15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965
摘要: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司法文书为调查的数据来源，不再以特定腐败犯罪的“立案数”“涉案人数”等作为参数标准，而是以“相对测量”为理论基础，以“潜伏期”“数额”“次数”3个核心参数来重新构建客观测量标准，可消解腐败实际状况与打击腐败努力之间的矛盾，也能够对中国不同时期、地区、行业的腐败状况进行更合理、全面的分析。运用新型客观测量标准，以“受贿、贪污、挪用公款”3类典型的腐败犯罪为分析依托，对沈阳、广州等6个副省级城市2013—2016年的司法数据进行统计，西安地区的廉洁状况最好、南京地区的腐败状况最严重；整体的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廉洁状况有所提升。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司法文书为调查的数据来源，不再以特定腐败犯罪的“立案数”“涉案人数”等作为参数标准，而是以“相对测量”为理论基础，以“潜伏期”“数额”“次数”3个核心参数来重新构建客观测量标准，可消解腐败实际状况与打击腐败努力之间的矛盾，也能够对中国不同时期、地区、行业的腐败状况进行更合理、全面的分析。运用新型客观测量标准，以“受贿、贪污、挪用公款”3类典型的腐败犯罪为分析依托，对沈阳、广州等6个副省级城市2013—2016年的司法数据进行统计，西安地区的廉洁状况最好、南京地区的腐败状况最严重；整体的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廉洁状况有所提升。
2018, (1): 151-15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974
摘要:
实证考察中国1999—2015年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书发现，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在适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时比较混乱，存在请求主体不统一、适用条件及适用逻辑未厘清等问题。其重要原因是二者功能定位仍存困惑，且相关立法或空白、或不一致。为解决这两种责任形式适用混乱的问题，应重新界定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适用目的，并从请求主体、适用范围、适用限度及适用边界等多方面予以制度化，从而有效回应互联网竞争主体的正当诉求，规范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
实证考察中国1999—2015年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书发现，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在适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时比较混乱，存在请求主体不统一、适用条件及适用逻辑未厘清等问题。其重要原因是二者功能定位仍存困惑，且相关立法或空白、或不一致。为解决这两种责任形式适用混乱的问题，应重新界定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适用目的，并从请求主体、适用范围、适用限度及适用边界等多方面予以制度化，从而有效回应互联网竞争主体的正当诉求，规范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
2018, (1): 158-16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701
摘要:
基于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年龄18岁以下在校中小学生及其父母2 000份问卷的抽样调查数据，使用普通ols回归建立模型，研究家庭资本对未成年人科学素养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父母人口学特征、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家庭结构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对未成年人科学素养产生了影响。需要在中小学校加强科学教育的基础上，针对贫困家庭的未成年人展开精准科普。
基于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年龄18岁以下在校中小学生及其父母2 000份问卷的抽样调查数据，使用普通ols回归建立模型，研究家庭资本对未成年人科学素养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父母人口学特征、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家庭结构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对未成年人科学素养产生了影响。需要在中小学校加强科学教育的基础上，针对贫困家庭的未成年人展开精准科普。
2018, (1): 165-17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641
摘要:
媒介融合催生了新闻媒体的数字化转型，确立了用户的主体地位。掌握用户对于媒体的使用动机、选择理由及满意程度，逐渐成为媒体发展的核心竞争资本。为分析媒介融合背景之下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发展，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借助问卷分析法具体探究青年群体对新闻媒介的接触状况，及使用动机满足程度与媒介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用户对非官方新闻媒介的使用频率较高；而以新闻微博与移动新闻客户端为对象，媒介接触会影响新闻媒体对用户动机的满足程度和用户对新闻媒体的媒介满意程度；媒介使用动机的满足程度与媒介满意度间存在正向相关。为提升用户对新闻媒介的满意度，实现用户依赖与忠诚，必须在信息动机上强化内容定制，在便利动机上完善信息分聚，在娱乐动机上重视用户创造，在社交动机上追求社交化、本地化与移动化的有机整合，进而塑造具有品牌特色的移动新闻客户端。
媒介融合催生了新闻媒体的数字化转型，确立了用户的主体地位。掌握用户对于媒体的使用动机、选择理由及满意程度，逐渐成为媒体发展的核心竞争资本。为分析媒介融合背景之下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发展，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借助问卷分析法具体探究青年群体对新闻媒介的接触状况，及使用动机满足程度与媒介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用户对非官方新闻媒介的使用频率较高；而以新闻微博与移动新闻客户端为对象，媒介接触会影响新闻媒体对用户动机的满足程度和用户对新闻媒体的媒介满意程度；媒介使用动机的满足程度与媒介满意度间存在正向相关。为提升用户对新闻媒介的满意度，实现用户依赖与忠诚，必须在信息动机上强化内容定制，在便利动机上完善信息分聚，在娱乐动机上重视用户创造，在社交动机上追求社交化、本地化与移动化的有机整合，进而塑造具有品牌特色的移动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