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23卷 第2期
2021, 23(2): 1-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7348
摘要:
“十四五”时期将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又一个重大历史转型期，“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发展与转型主题将更加鲜明，能源系统转型在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工作中的权重将显著增大，流入能源转型领域的各类资金将显著增多，智慧能源产业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并支撑能源系统转型。非化石能源规模和比重将大幅提升，化石能源需求有望接近峰值，工业用能进入下行区间，电气化水平再上大台阶。预计2025年全国能源需求总量接近55亿吨标准煤，单位GDP能耗下降16%~17%。可再生能源大发展、跨省跨区电力交易大迈步、国际能源建设合作大提升，将有力支撑中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十四五”时期将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又一个重大历史转型期，“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发展与转型主题将更加鲜明，能源系统转型在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工作中的权重将显著增大，流入能源转型领域的各类资金将显著增多，智慧能源产业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并支撑能源系统转型。非化石能源规模和比重将大幅提升，化石能源需求有望接近峰值，工业用能进入下行区间，电气化水平再上大台阶。预计2025年全国能源需求总量接近55亿吨标准煤，单位GDP能耗下降16%~17%。可再生能源大发展、跨省跨区电力交易大迈步、国际能源建设合作大提升，将有力支撑中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1, 23(2): 9-1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7260
摘要:
为应对当前社会经济和能源发展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一套体现新时代发展内涵的能源经济指数来探讨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行业视角，从宏观经济环境、中观产业发展和微观企业表现三个层次，选取宏观经济、政策支持、行业供需、行业高质量、股票指数和财务绩效六大维度，评估能源行业的经济表现。运用2014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二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测算，结合因子分析、层次分析等方法合成各能源行业得分，再根据各年份能源消费结构赋权合成能源经济指数。结果显示：2017年能源改革初见成效，能源经济指数达到高点；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冲击能源经济指数跌入低点，但2020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和能源经济开始明显回暖；多数能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其中光伏和新能源车行业最为突出。
为应对当前社会经济和能源发展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一套体现新时代发展内涵的能源经济指数来探讨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行业视角，从宏观经济环境、中观产业发展和微观企业表现三个层次，选取宏观经济、政策支持、行业供需、行业高质量、股票指数和财务绩效六大维度，评估能源行业的经济表现。运用2014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二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测算，结合因子分析、层次分析等方法合成各能源行业得分，再根据各年份能源消费结构赋权合成能源经济指数。结果显示：2017年能源改革初见成效，能源经济指数达到高点；2020年初受新冠疫情冲击能源经济指数跌入低点，但2020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和能源经济开始明显回暖；多数能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其中光伏和新能源车行业最为突出。
2021, 23(2): 17-2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7380
摘要: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继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后，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等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争取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强度下降6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5%等中长期战略目标。这一系列里程碑意义的新目标，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支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利用自主研发的国家能源技术经济模型（C3IAM/NET），从自下而上的行业视角，研究了中国中长期CO2排放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分析了不同经济增速和减排力度情景下，能源系统、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以及碳汇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全国CO2排放量有望于2025年实现达峰，峰值约108亿吨，最晚于2030年达峰。通过能源系统实施不同减排努力，并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部署，到2060年，与能源相关的CO2排放量仍将存在3亿~31亿吨，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需要森林、海洋碳汇来吸收。并针对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提出了建议。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继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后，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等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争取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强度下降6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5%等中长期战略目标。这一系列里程碑意义的新目标，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支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利用自主研发的国家能源技术经济模型（C3IAM/NET），从自下而上的行业视角，研究了中国中长期CO2排放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分析了不同经济增速和减排力度情景下，能源系统、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以及碳汇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全国CO2排放量有望于2025年实现达峰，峰值约108亿吨，最晚于2030年达峰。通过能源系统实施不同减排努力，并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部署，到2060年，与能源相关的CO2排放量仍将存在3亿~31亿吨，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需要森林、海洋碳汇来吸收。并针对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提出了建议。
2021, 23(2): 25-2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7342
摘要:
2020年，国际原油均价较2019年大幅降低，震荡幅度显著扩大。展望 2021 年，从基本面和非基本面着手，分析全球经济、供需、美元、期货、地缘政治和能源结构等因素未来动向，对国际原油价格走势进行整体展望和预测。预计2021年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呈现紧平衡态势，原油价格将震荡上行，但需警惕突发事件的短期冲击，Brent、WTI原油均价预测结果在44~54美元/桶和41~51美元/桶范围。
2020年，国际原油均价较2019年大幅降低，震荡幅度显著扩大。展望 2021 年，从基本面和非基本面着手，分析全球经济、供需、美元、期货、地缘政治和能源结构等因素未来动向，对国际原油价格走势进行整体展望和预测。预计2021年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呈现紧平衡态势，原油价格将震荡上行，但需警惕突发事件的短期冲击，Brent、WTI原油均价预测结果在44~54美元/桶和41~51美元/桶范围。
2021, 23(2): 30-4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846
摘要: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2021, 23(2): 44-5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045
摘要:
环境污染的公共品属性和产品剩余价值创造的激励特征导致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消极性和迎合性，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成为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性的核心要素。选取2016—2019年中国五大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产权性质、公司治理角度探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行为有明显的产权性质差异，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企业环境行为；董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兼任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负相关，同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因素的基础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民营企业环境行为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加显著。
环境污染的公共品属性和产品剩余价值创造的激励特征导致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消极性和迎合性，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成为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性的核心要素。选取2016—2019年中国五大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产权性质、公司治理角度探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行为有明显的产权性质差异，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企业环境行为；董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兼任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负相关，同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因素的基础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民营企业环境行为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加显著。
2021, 23(2): 56-6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184
摘要: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农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农地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划分为价值观念层→习惯习俗惯例层→村规民约层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其规范性和约束力越强，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越低，制度运行的成本就越低。当非正式制度所导致的制度成本小于正式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收益时，会发生有效制度变迁，否则相反。进一步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互相抵抗、冲突又彼此约束、补充，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演变路径和均衡状态。非正式制度主要影响制度变迁的速度，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制度变迁达至稳定状态的速度就越快。由此，政府除了积极引导农民价值观念以及尊重和维护对改革有正向作用的习惯习俗惯例外，还可将村规民约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
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农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农地制度变迁中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划分为价值观念层→习惯习俗惯例层→村规民约层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其规范性和约束力越强，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越低，制度运行的成本就越低。当非正式制度所导致的制度成本小于正式制度所带来的制度收益时，会发生有效制度变迁，否则相反。进一步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互相抵抗、冲突又彼此约束、补充，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演变路径和均衡状态。非正式制度主要影响制度变迁的速度，非正式制度的层次越高，制度变迁达至稳定状态的速度就越快。由此，政府除了积极引导农民价值观念以及尊重和维护对改革有正向作用的习惯习俗惯例外，还可将村规民约作为改革的重要抓手。
2021, 23(2): 69-8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4047
摘要: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反贫困是现代社会通用模式。基于2017年度全国低收入家庭调查微观数据，运用Logistic和Probit回归模型，从服务可及性、主观贫困、未来生活信心三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反贫困工作过程中存在社会服务种类少和社会服务可及性低的“双低困局”，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社会服务可及性顺次降低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问题，其反贫困效应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人口主观贫困，而且能够直接或通过主观贫困的中介作用间接地提高其未来生活信心。社会服务反贫困效应显著，凸显其作用的关键性。然而，残障康复、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不同类型社会服务的反贫困效应不同，凸显其影响的类型性。同时，社会服务对不同家庭类型贫困人口主观贫困和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凸显其效应的家庭结构性。所以，必须根据社会服务的类型属性及家庭特征，采取相应对策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反贫困工作可持续发展。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反贫困是现代社会通用模式。基于2017年度全国低收入家庭调查微观数据，运用Logistic和Probit回归模型，从服务可及性、主观贫困、未来生活信心三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反贫困工作过程中存在社会服务种类少和社会服务可及性低的“双低困局”，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社会服务可及性顺次降低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问题，其反贫困效应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人口主观贫困，而且能够直接或通过主观贫困的中介作用间接地提高其未来生活信心。社会服务反贫困效应显著，凸显其作用的关键性。然而，残障康复、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不同类型社会服务的反贫困效应不同，凸显其影响的类型性。同时，社会服务对不同家庭类型贫困人口主观贫困和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凸显其效应的家庭结构性。所以，必须根据社会服务的类型属性及家庭特征，采取相应对策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反贫困工作可持续发展。
2021, 23(2): 81-9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473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开始积极探索施行政府绩效管理，形成了诸多“模式”。但是在四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一度中断，因此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持续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从影响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中筛选出六项重要因素，选取23个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的典型案例，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两种路径：创新驱动与路径依赖，其中创新驱动分为治理创新型和管理创新型。治理创新型的驱动本质上是一种绩效管理的治理体系重构，管理创新型的驱动本质上是绩效管理的治理能力提升。未来推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应从法制建设和组织管理两方面进一步发力。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开始积极探索施行政府绩效管理，形成了诸多“模式”。但是在四十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一度中断，因此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持续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议题。从影响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中筛选出六项重要因素，选取23个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实践的典型案例，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得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的两种路径：创新驱动与路径依赖，其中创新驱动分为治理创新型和管理创新型。治理创新型的驱动本质上是一种绩效管理的治理体系重构，管理创新型的驱动本质上是绩效管理的治理能力提升。未来推进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持续发展应从法制建设和组织管理两方面进一步发力。
2021, 23(2): 92-10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741
摘要:
使用全球130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样本，将存款保险制度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通过PSM模型与双向固定面板模型，研究了存款保险制度如何影响公众存款人的市场信心，并得出以下结论：（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能够对公众存款人的市场信心产生明显的正向处置效应，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显示这种处置效应具有差异性，即相比于发展中经济体，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市场信心产生的正向处置效应在发达经济体中更为显著。（2）政府的法治信用情况，与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市场信心产生的处置效应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政府的法治信用状况越高，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存款保险制度为公众存款人提供的市场预期更具社会公信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制度效应，维护公众存款人对银行体系的市场信心。
使用全球130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样本，将存款保险制度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通过PSM模型与双向固定面板模型，研究了存款保险制度如何影响公众存款人的市场信心，并得出以下结论：（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能够对公众存款人的市场信心产生明显的正向处置效应，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显示这种处置效应具有差异性，即相比于发展中经济体，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市场信心产生的正向处置效应在发达经济体中更为显著。（2）政府的法治信用情况，与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市场信心产生的处置效应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政府的法治信用状况越高，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存款保险制度为公众存款人提供的市场预期更具社会公信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制度效应，维护公众存款人对银行体系的市场信心。
2021, 23(2): 101-11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035
摘要:
基于2011—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实验组、非国有上市公司为对照组，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方法检验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控股企业的限薪效果，并分析了股权激励对限薪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以判断限薪和股权激励的混合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层薪酬升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缩小高管和普通员工薪酬差别方面并不显著。同时，高管限薪出现了负面效应，包括离职率升高、代理成本升高，股权激励可以对某些负面效应起到抑制作用。
基于2011—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实验组、非国有上市公司为对照组，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方法检验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控股企业的限薪效果，并分析了股权激励对限薪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以判断限薪和股权激励的混合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层薪酬升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缩小高管和普通员工薪酬差别方面并不显著。同时，高管限薪出现了负面效应，包括离职率升高、代理成本升高，股权激励可以对某些负面效应起到抑制作用。
2021, 23(2): 112-12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1211
摘要:
基于居民通勤模式选择视角，从出行效用和出行成本两个维度对私家车主和乘客的出行决策变量进行解构，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探讨私家车合乘共享服务的演化规律。研究发现：只有当供需两侧的初始规模超过临界规模时，才能激发正向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实现全民参与合乘共享；供给侧临界规模相对较低，以供给侧拉动需求侧，演化时间更短。私家车主对合乘共享服务的接受速度与交通运行指数、私密性效用和价格水平正相关，与抽成比例负相关；乘客对合乘共享的接受速度与交通运行指数、舒适性效用正相关，与价格水平负相关。因此，平台既要在短期内对供给侧实行倾斜补贴，还需通过调整抽成比例、合理定价、完善技能培训和评价机制等措施，持续提升服务性价比和用户满意度。政府应合理确定每日接单上限，适当提高价格上限，设置合乘车道，鼓励通勤时段的合乘共享。
基于居民通勤模式选择视角，从出行效用和出行成本两个维度对私家车主和乘客的出行决策变量进行解构，运用演化博弈模型探讨私家车合乘共享服务的演化规律。研究发现：只有当供需两侧的初始规模超过临界规模时，才能激发正向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实现全民参与合乘共享；供给侧临界规模相对较低，以供给侧拉动需求侧，演化时间更短。私家车主对合乘共享服务的接受速度与交通运行指数、私密性效用和价格水平正相关，与抽成比例负相关；乘客对合乘共享的接受速度与交通运行指数、舒适性效用正相关，与价格水平负相关。因此，平台既要在短期内对供给侧实行倾斜补贴，还需通过调整抽成比例、合理定价、完善技能培训和评价机制等措施，持续提升服务性价比和用户满意度。政府应合理确定每日接单上限，适当提高价格上限，设置合乘车道，鼓励通勤时段的合乘共享。
2021, 23(2): 123-13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894
摘要:
宅基地三权分置本质上是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权能扩充与重塑，在权能构造时应体现出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定位，既需平衡好福利性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又需在恪守义利合一准则下促使中国宅基地制度改革走向真集体主义，还权于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地方试点经验透射出农户退出宅基地受阻、宅基地出租在《合同法》规则中的缺位以及试点中的权能分置转让模式导致土地权源多元化等问题。有必要扩展宅基地使用权权能以应对实践难题，将宅基地资格权分离出分配资格权和行使资格权，农户可依资格权将宅基地使用权中的使用权能转让出去获取收益；明晰使用权权能内容包含利用权、再流转权、抵押权、征收补偿权等，使资格权与使用权形成权利独立、相互配合的权利架构。
宅基地三权分置本质上是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权能扩充与重塑，在权能构造时应体现出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定位，既需平衡好福利性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又需在恪守义利合一准则下促使中国宅基地制度改革走向真集体主义，还权于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地方试点经验透射出农户退出宅基地受阻、宅基地出租在《合同法》规则中的缺位以及试点中的权能分置转让模式导致土地权源多元化等问题。有必要扩展宅基地使用权权能以应对实践难题，将宅基地资格权分离出分配资格权和行使资格权，农户可依资格权将宅基地使用权中的使用权能转让出去获取收益；明晰使用权权能内容包含利用权、再流转权、抵押权、征收补偿权等，使资格权与使用权形成权利独立、相互配合的权利架构。
2021, 23(2): 131-14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4686
摘要:
环境税的引入和运作，使中国现行税制在结构上更趋合理。《环境税法》立法采取“费改税”平稳过渡的思路，其中的实质条款基本是将条例原有规定作“平移”处理。一方面，由于环境税税制建构照搬原有规定，而原条例规定的宗旨、内容与传统税收中性原则相违背，对此，应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特征，宏观上审视税收中性原则并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其含义中，使该原则在环境税语境下实现内涵与外延的统一；另一方面，在明确环境税税收性质的前提下，参考域外经验，充分考量环境税的累退性特征，优化设计税基、税率并合理采行税收调节机制，科学建制，从而使环境税税制统一于修正后的税收中性原则的统辖范围之内。
环境税的引入和运作，使中国现行税制在结构上更趋合理。《环境税法》立法采取“费改税”平稳过渡的思路，其中的实质条款基本是将条例原有规定作“平移”处理。一方面，由于环境税税制建构照搬原有规定，而原条例规定的宗旨、内容与传统税收中性原则相违背，对此，应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特征，宏观上审视税收中性原则并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其含义中，使该原则在环境税语境下实现内涵与外延的统一；另一方面，在明确环境税税收性质的前提下，参考域外经验，充分考量环境税的累退性特征，优化设计税基、税率并合理采行税收调节机制，科学建制，从而使环境税税制统一于修正后的税收中性原则的统辖范围之内。
2021, 23(2): 141-15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010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规定了涉外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案件的法律适用。通过对援引该法条的163份裁判文书统计整理，从不同维度研究涉外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法律适用现状，以期探明司法运行状况。经分析发现法律适用中存在识别不当、适用系属公式无法律依据、法律推理过程逻辑错误、忽视意思自治中的默示选法和法院地法适用比例高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加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完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以实现法典化，进一步加强司法制度建设，同时强化提升司法人员业务素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规定了涉外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案件的法律适用。通过对援引该法条的163份裁判文书统计整理，从不同维度研究涉外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法律适用现状，以期探明司法运行状况。经分析发现法律适用中存在识别不当、适用系属公式无法律依据、法律推理过程逻辑错误、忽视意思自治中的默示选法和法院地法适用比例高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加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完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以实现法典化，进一步加强司法制度建设，同时强化提升司法人员业务素质。
2021, 23(2): 152-16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406
摘要:
税法中不确定概念下的理论空间以及税务行政的实践需求共同营造了税务行政裁量的制度空间，而不规范的税务行政裁量则为不规范的税收执法提供了操作机会。通过对税法文本中不确定概念理论缘由的寻求，以及税收征管中实践动因的梳理，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化确有必要性。为达成税法运行各司其职中的彼此制衡，有必要强化比例性原则在税务行政裁量中的运用，以此限制税权介入纳税人私域的范围与限度，并提供明确化的宏观指引；利用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自制”与“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借助标准化的文本修正，为规范化的税收执法预设行为轨迹、构建外在制约并压缩裁量空间；以纳税人的同意权为基础，设计符合税法特殊性的程序规则，形成立体化的纳税人救济路径。最终形成税务行政裁量权积极运作与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
税法中不确定概念下的理论空间以及税务行政的实践需求共同营造了税务行政裁量的制度空间，而不规范的税务行政裁量则为不规范的税收执法提供了操作机会。通过对税法文本中不确定概念理论缘由的寻求，以及税收征管中实践动因的梳理，税务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化确有必要性。为达成税法运行各司其职中的彼此制衡，有必要强化比例性原则在税务行政裁量中的运用，以此限制税权介入纳税人私域的范围与限度，并提供明确化的宏观指引；利用行政裁量基准“行政自制”与“规则之治”的双重品质，借助标准化的文本修正，为规范化的税收执法预设行为轨迹、构建外在制约并压缩裁量空间；以纳税人的同意权为基础，设计符合税法特殊性的程序规则，形成立体化的纳税人救济路径。最终形成税务行政裁量权积极运作与规范运行的制度环境。
2021, 23(2): 161-17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4052
摘要:
在不同法域，检察考核均是优化检察权运行和绩效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基于语境的比较，美国与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分别选择了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等不同的检察运行模式，在检察绩效的考核方法上却均表现出“以考核个体为重心”的共通特征，在“考核指标的量化程度”和“外部评估的实践效果”等方面也存在重要差别。表层趋同与内涵差疏映射着两种检察体制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即以检察独立为主的美国模式乃根植于协作型的权力结构，更强调社区参与的价值；以检察一体为主的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模式乃生发于科层式权力结构，更强调量化指标的上行下效。中国大陆地区类似于欧陆法系的检察一体模式，检察功能也更多元，因此，以“条线考核”和“内部考核”为特征的考核体系可能还会维系较长时期，未来可通过完善检察人员分类考核、重视个人考评结果、建立双向互动的检察考核模式，来解决个体激励不足和缺乏民主监督的实践弊端。
在不同法域，检察考核均是优化检察权运行和绩效管理的重要举措之一。基于语境的比较，美国与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分别选择了检察独立和检察一体等不同的检察运行模式，在检察绩效的考核方法上却均表现出“以考核个体为重心”的共通特征，在“考核指标的量化程度”和“外部评估的实践效果”等方面也存在重要差别。表层趋同与内涵差疏映射着两种检察体制的深层结构和逻辑，即以检察独立为主的美国模式乃根植于协作型的权力结构，更强调社区参与的价值；以检察一体为主的法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模式乃生发于科层式权力结构，更强调量化指标的上行下效。中国大陆地区类似于欧陆法系的检察一体模式，检察功能也更多元，因此，以“条线考核”和“内部考核”为特征的考核体系可能还会维系较长时期，未来可通过完善检察人员分类考核、重视个人考评结果、建立双向互动的检察考核模式，来解决个体激励不足和缺乏民主监督的实践弊端。
2021, 23(2): 173-18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484
摘要:
作为一种深入社会生活领域的技术性存在，人工智能逐渐控制人的生物特征和生命特征，导致社会关系特别是人际交流方式的重塑，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发生异化，并衍生出一系列的精神生态问题，主要包括主体交流的异化和主体的现代性迷失。主体交流的异化主要体现为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情感交流缺席，并将人类面对面的双向交流变为冷血的单向交流，人工智能还降低了人们亲密交流的可能性。智能时代主体的现代性迷失主要包括自我认同的焦虑、主体地位与尊严的虚无感、智能技术压力下主体的精神困扰以及人工智能剥夺艺术活动中主体的审美情感体验等。应该防止人工智能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重视其价值理性的一面；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凸显人的主体地位，通过生活实践实现人机之间和谐互动的交互状态。
作为一种深入社会生活领域的技术性存在，人工智能逐渐控制人的生物特征和生命特征，导致社会关系特别是人际交流方式的重塑，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发生异化，并衍生出一系列的精神生态问题，主要包括主体交流的异化和主体的现代性迷失。主体交流的异化主要体现为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情感交流缺席，并将人类面对面的双向交流变为冷血的单向交流，人工智能还降低了人们亲密交流的可能性。智能时代主体的现代性迷失主要包括自我认同的焦虑、主体地位与尊严的虚无感、智能技术压力下主体的精神困扰以及人工智能剥夺艺术活动中主体的审美情感体验等。应该防止人工智能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重视其价值理性的一面；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凸显人的主体地位，通过生活实践实现人机之间和谐互动的交互状态。
2021, 23(2): 181-18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142
摘要: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