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认为，人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他们有社交的需求，不能离群索居。主体的发展完善离不开与他者的交往。没有丰富的情感交流，主体就毫无归属感，空有一副躯壳。长此以往，精神错乱、孤独抑郁等精神病态现象丛生。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矛盾，是现代化的程度越高、社会化越盛行，人际交流和社会关系的网络越发达和高效，个体的意识反而变得更加孤绝和对“他人”的无视，焦虑、苦恼和孤独与日俱增。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建立及其体系的普遍应用，正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整体认知方式和生活体验。人工智能正在与各行各业进行深度融合，并对人类的生产生活领域发挥着全方位的影响^[4]。人工智能在较大程度上拓宽主体与他者交往的手段与形式，也丰富和深化对主体交往的认知和理解。然而，人工智能同样导致主体交往的异化，这也成为主体精神生态问题的新面向。

“时空压缩”的概念是由大卫•哈维在其《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的，在吉登斯等学者那里也有论述，亦有人称之为“时空的虚化”^[5]。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时空压缩是在现代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研究人际交往特征变化的理论，该变化乃是由时空变化所引起的。现代性以时间概念理解进步和发展，却忽视了空间的重要性。随着空间障碍的克服和骤减，空间范畴开始压倒时间范畴。大卫•哈维断言，时空浓缩的概念暗示着使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属性发生变革的那些进步……使用“浓缩”一词是因为空间障碍被大大克服，以至于有时觉得世界向内倾塌在人们身上^[6]。

在前现代社会，构成和主宰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是“在场可得性”很高的地方性活动。进入现代尤其后现代社会后，面对面的“在场”交往不再是社会互动的主要方式，处于不同场所的人们能够借助各种方式（科学技术提供了可能），如高度现代化的交通和高科技智能通讯工具，与远在异国他乡的“缺席”的他者快速地建立起联系（远距离互动）。构建场所的主导要素和决定者是隐藏在场所‘可见的外观’背后的空间的伸延关系，而非在场的事物^③。人际交流的缺失在这里显而易见。高速公路上飞速运行的车流将人们从此空间送到彼空间，却不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和人际接触；电视媒体在直接面对观众讲话的伪装下，单方面地蚕食着观众的此时与此在，并代之以超现实的、与观众具体情境毫无干系的时空话语^[7]。

后现代社会的空间已经被强大的抽象空间（如通讯网络）所淹没，成为“极为脆弱层面”上的存在。如今，人们对于社会空间的体验都是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和机械化，体验的真实性不再与该体验得以发生的场所精确匹配，导致绝大多数人与生命体验的结构性条件渐行渐远。由于主体间的距离限制变得越来越薄弱，全新的时空体验也就应运而生。“时间和空间加剧‘压缩’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在审美感受和表达时空方面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和焦虑。”^[8]

科技发展带给了人们全新的体验，智能技术为思索和体验时空提供了“物质基础”。人工智能使得主体间的交往打破了时空和语言交流障碍，交流成本随之降低。随着通讯设备和社交媒介的日益智能化，诸如微信、微博、智能手机、智能视频聊天软件等的出现，时空阻隔被成功突破，让身处异国他乡的人们数秒钟之内“见面”和畅聊，创造出新奇的时空体验。但这种“去现实化”的交往方式，即人的“面对面”交流由于被高科技支持的虚拟交流所取代，往往失去了真切的现场感。较之以往那种来之不易的、同一时空维度的交往，轻松随意的网络社交显然造成了仪式感和意义感的严重缺失。虚拟的“在场交流”与亲朋好友之间面对面的“握手言欢”和“促膝长谈”式交流带来的亲密情感体验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人们虽然可以通过智能社交软件中有趣的表情包功能表达自己的情感，甚至还可以根据人们要输入的文字自动匹配相应的表情包以供选择，但这些简单的表情包永远无法表征人们当时的复杂心绪和深层心理；借助智能软件，人们还可以足不出户地任意领略世界各地的风景，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PS出一张本人站在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如南极）的风景照。然而，这种图片式的风光浏览，无疑与亲自跋山涉水的户外活动所带来的酣畅淋漓的真实精神体验相去甚远；人们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上下载的京东、淘宝、当当、拼多多、天猫等APP进行网购。这种超越空间的购物活动，看似免去了街头奔波的劳累，节省了时间和体力，但虚拟的网上购物方式与那种带着三五好友，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挨个光顾实体门店所带来的虽筋疲力尽却满载而归的愉悦体验存在云泥之别。

在被赋予有灵的存在后，智能机器人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缓冲器，“但缓冲区的固化也使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成为常态”^[9]125。与正常的人—人交际模式不同，这种人机交互会使得人类社会更加碎片化。在不少会议报道中，智能媒体大显身手，充分利用移动互联、VR等智能技术，与网友实时互动，力图让网友能够近距离接触与会代表和感知会场气氛。一些节目跃跃欲试，试图通过语音合成技术模仿真实主持人的声音，从而推出智能虚拟主持人。人工智能的这些看似精彩的表现，表面上与人的表演一般无二，但实际上是在事先设定的程序和规则下的一种刻板僵硬的“表演”，并不具有人类那种灵活的应变能力和亲和感^④。

人类可以通过设计和编程让智能机器人理解人类的情感、意志和想法，如幻想中的情感型智能机器人主要为主体提供情感慰藉，弥补主体的情感空虚和损失。但机器人自身并不具备丰富的情感和精神诉求^[10]315，也不会主动表达情感，更不会与人类进行亲密的情感交流和互动，它充其量只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器，“智能机器人根本就没有意向状态，单纯受电路和程序支配，简单地来回运动而已”^[10]83。智能机器人的社会交往依然是一种程序化和事先设定的方式，聊天机器人也不例外，它的出现也只是为人机关系的呈现方式提供了更多想象，依然难以触及人的内心情感层面。机器人受感应范围的局限，其感应器只能对设定环境中的某些特定情况做出反应，却最终无法应对无限开放的世界。真正的人机交互应该是动态和互逆的，即人能在机器人的情感、行为和语言中看到自身的影子，真正的交互是一种共同影响的、共享和模仿的动态过程^[11]。那种被程序设计成具有情感性和自我意识的个体，从而能参与到与主体及机器的情感交流中的强人工智能，不过是人们对于未来的美好设想而已。

主体的交往形式日益丰富、联系也更加密切，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在场的且富有人情味的双向交流正在逐步被主体与智能机器的冷血交流所取代。这种单向的人—机交流模式意味着精神生态的缺席。智能机器虽然比较擅长计算和识别，但人的感受、情绪等因素却是无法量化和计算的。在服务等行业，智能服务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人工服务。人们可以一言不发地根据文字或图案指令完成各种操作和任务，人际交流荡然无存，遑论任何情感和情绪体验了；不可否认，智能技术将带来电视从业人员角色功能的转变^[12]。在播音主持行业，智能机器人可以增强交互性，能与网友在线互动聊天，并搭档其他主持人^[13]，但这些都是根据既定程序的设置做出的反应，智能机器主持人永远无法根据现场多变的情况灵活地调整主持策略和技巧，也无法观言察色，亦不能与观众进行眼神交流和心灵沟通，更无法承担用主持人的情绪来制造现场气氛的任务。至于在彰显主持人的个性和魅力方面，智能机器人更显得心余力绌；当前，在医疗领域流行着由智能机器人护理和照顾病人的做法，这当然可以大大减轻患者家属的时间压力^[14]。然而机器人护理的弊端显而易见：它只能从事一些指令性的简单的体力工作，除了“专注度”更高、更“任劳任怨”外，护理机器人并不能与病人进行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和对病人进行心理安慰。对于孤独的患者来说，亲情陪伴和心灵安抚才是关键。在满足病人深层精神需要方面，智能护理机器人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总之，人类在面对需要有创造力、灵活性、推理能力和共情性的工作任务时，其表现远远胜过人工智能，短期内也不可能被后者超越^[15]。

在某些领域，智能机器人能比人类更为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但在多系统和协同性方面，前者对后者还是望尘莫及的。智能机器人无法具有人类高贵的情感和复杂的心境情绪等体验，如战胜了世界围棋大师的智能机器人并不能从中体验到博弈的乐趣，更不能收获胜利的喜悦。“由于人类的意识（包括理性、情感和意志等）无法脱离人类身体存在，也当然就不可能在另一种物质基础上‘出现’。”^[16]由于没有自我意志，智能机器人只能被动执行人的主观意志。在遇到特殊情况或未在程序设定内的情况时，智能机器人（暂时？）不能根据客观情况及时做出反应和进行自我调整。

作为高新技术的人工智能全面“入侵”人类社会生活后，导致主体交往的间接性（交往必须通过智能中介才得以实现）和抽象性，这种缺少精神和心灵交流的生活模式将人类降格为思想和精神的“无产者”。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越高、交流再密切，二者之间形成的“关系”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建构起来的关系^[17]。人机交互只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跨越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在心灵和身体之间的鸿沟，是解决人工智能与自然人之间交流互动问题的关键。对此，现象学家胡塞尔给出了具体方案，即可以通过生活实践使自我与他人（包括机器人）之间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系统而达到融合的动态交互状态^[9]128。

社会日常生活是由众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本体的安全感又是每个成员参与社会互动过程的基本条件。这种安全感是“由人的实践意识所衍生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态度’，由此滋生出一种对生存环境的信任感”^[18]329。但本体安全感完全可能被焦虑的洪流淹没，该焦虑源于对自我、他人及客观世界的基本问题的质疑，因为这些质疑在社会所能提供的各种话语体系中不能得到有效的解答，因而也不能为人的生存提供有效、稳固的心理基础。现代性风险的存在，给主体的本体安全感形成了巨大压力，人工智能就是根源于人类自身的存在性风险之一^[19]。作为主体自身的创造物，人工智能导致了人类对本体安全感的普遍焦虑，并大大降低了其亲密交往的意愿。

获得本体安全感的一个基本途径是信任，它被视为对生存焦虑的一种情感性预防。在面对周围社会互动环境所蕴含的众多风险时，基本信任就像是一层保护茧，为人们制造出一种不受伤害的安全假象。主体与周围世界建立紧密联系是其获得心理满足和道德意义的基本要素。人工智能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人们彼此间的信任感和人际交往的频率与亲密度。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如数据采集、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和安全监控等，都构成了对人们隐私权的侵犯。现代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为了对抗混迹在公共空间里的陌生人和形形色色的暴力犯罪，一方面是私人警察力量的激增，各个社区纷纷装上铁门和栏杆；另一方面，公共和私人场所都安装了被戏谑为“街道上的眼睛”的、用于监视的智能监控设备^[20]。近年来，安防监控行业已经步入智能监控的时代。人工智能在安监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它将自然人的自由个性和激情贬低为完全个人感性的偶然因素，人类成为被放入“全景式监狱”里进行监管的非理性动物。这些星罗棋布的高清摄像头将人们的活动，无论公开的或是私密的，都尽收眼底。由于严重缺乏安全感和彼此间的信任感，导致当事人行为能力彻底瘫痪和崩溃，焦虑和恐惧油然而生，这种无意识层面上形成的情感紧张是一种“内在的危险”。此外，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和数据采集也让人们产生了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严重关切，语言交流和人际交往因此骤减。

另外，现代人类对手机等智能产品产生了严重的依赖。一方面，“手不离机”会导致人类的精神和情绪状态变差。一旦离开手机，他们就会出现情绪不安和焦虑的症状^[21]；另一方面，这种依赖症改变了主体之间原有的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和人际交流正常需要，忽视人际交往，因而大大降低主体间交往的可能性。当前的情况是，无论在公共场所还是私密空间（如家庭），随处可见的“低头党”们构成了一幕幕奇特的后现代景观（如图1所示）。同样，在拥挤的汽车、火车、地铁、轮船等交通工具上，近在咫尺的人们往往因沉浸于手机世界而处于“相对无言”的尴尬境地。长此以往，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不再有与周围的人交往的意愿和冲动。一些有识之士担心，人类会因此丧失沟通和话语能力。由于情感麻木，缺少交流的人们会就此陷入孤独无依、万劫不复的困境。如今的身体被网络所包围，在网络构建的虚拟现实中，人的身体分化为另一个“自我”，充满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几乎沦为空洞、虚无和飘移的能指^[22]148。

图 1沉迷于智能手机的乘客（拍于长沙和广州地铁）

洛克认为，自我的身份之所以显得尤为重要，乃是因为它是构成道德责任的基础。他将自我定义为“有意识地思考着的事物……感觉或意识到快乐和痛苦，能够开心或忧伤，在意识所及的范围内关心着自己”^[23]。莱布尼茨也坚持自我意识对富有道德责任的主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24]。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单独孤立的自我主体观被确立起来。

进入后现代时期，主体问题迅速突显，甚至到了被称为危机的地步。一方面是因为新的知识立场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上越来越快的变化。主体性危机必然被当做身份的危机和自我感的危机来感受和体验。中心消解或碎片化的身份对应着非一元的主体，这些不同身份、缺少一个连贯的或整合的自我，失去了统一性（全球化、时空浓缩、技术文明等扰乱了人对自我的感觉）。吉登斯尖锐地指出，时空分离、脱出机制以及行动反射性调节，导致了日常生活组织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影响了信任机制和风险环境的变迁，并侵入了自我认同和个人情感的领域^[25]。在现代性的生存境况下，个体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困惑和焦虑丛生，极易发生各种轻重不一的心理疾病：现代性与对整体性的彻底怀疑的关系，对个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较大压力；现代生活的反射性特征使人们的心理与精神层面受到的冲击更为强烈。在现代性这样一个后传统的秩序中，“我该怎样活着”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决定如何行动、穿戴和饮食乃至自我认同的世俗性展示的核心问题。

在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洪流中，人类被裹挟着前进，无力反抗（人们对各种智能产品的依赖）而只能“专制式顺从”。人类完全放弃了自我，全盘接受智能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类型，与其他人变得毫无二致。如此一来，虚假的自我占据了统治地位，它将代表个体真实动机的思想、情感和意愿一扫而空，只有在其他人认可他的行为属于适当得体或合理的情形下，人们才会获得心理上的安宁。有专家就尝试将机器与自然人进行合体来制造出所谓的“赛博人”。不管愿望能否实现，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赛博人”是否是一个完整的人？它高于人类或者低于人类，抑或是与人类一样的物种？而此时的人类是在“缸中”还是在“脑中”？“我是谁”的身份问题将再次被激活。当机器被嵌入人体时，机器身份和自然人的身份合体所形成的新身份，让人类对自己的新身份产生严重怀疑，人机的身份边界也因此变得模糊难辨^[9]125。

现代人个体面对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技术时，普遍产生深深的无能为力之感。马克思的异化观念便是对人们这种不幸境遇的真实描述。个人越来越失去对他自身生活状况的控制，在处于占统治地位的人工智能的影响和操控之下愈来愈无力自拔。人发生了异化，感到被外界无法抗拒的力量剥夺了自主性，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无孔不入的人工智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感愈加严重，怀疑成了一种普遍化的精神状态。在强大的人工智能面前，理性、思维和意识都将不再是人类所独有的本质特征了。人机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显得清晰可辨。康德力图在由自然法则规定的世界体系中寻找人的尊严与自由的努力，也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各种试图超越人类立场的全新观念不断产生，对既有理论体系和处事原则构成巨大的威胁，并直接将人类置于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

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充分的维护和肯定。人文主义高擎理性主义大旗，人类的主体性地位终于得以确立。现代哲学的身份观坚信，人类存在着一个自我或内核。虽然身份将会有不同的发展可能，但在人的一生中，它的本质基本保持不变，人们的连续感和自我认知也由此得以产生^[26]。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和康德“人为自然立法”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存在特征。马克思强调，只有现实的人，才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正是主体性原则，现代世界才得以建立起一套不同于传统的规范，才能被合理的筹划推向前进。现代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人的现代性身份认同感和尊严感。但在后现代意象中，情感和主观性都消失了，以往作为中心的主体或精神出现了去中心化^[18]91。

在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人类智慧的人工智能出现后，一个病态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即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性的蚕食和消解。人类在其强大的记忆和计算功能、深度的学习能力的“映照”之下，毫无优势可言，甚至是劣势尽显。尽管一些学者对人工智能是否能超越和主宰人类持怀疑和否定态度^⑤，甚至还有倾向于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一种能维持生态平衡、趋近自然而非远离自然的反生态技术^[27]，但理论上，还是存在着人类成为智能机器的奴隶以及陷入精神生态困境的风险，从而使人类彻底丧失隐私、自由与尊严。鲍德里亚指出，不同于过去，现在的主体再也无法控制客观世界，主体的位置变得岌岌可危了。现在轮到客体掌握控制权，“客体常被认为比主体更聪明、更玩世不恭、更足智多谋，它埋伏在每个角落处等着主体落网。客体的变形、策略和计谋胜过了主体的理解力”^[28]。

首先，人的主体地位与尊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使得一向以“人类中心”自居的人们可能感到严重不适甚至危机感。“作为行动元，人类在当代这个聚合性的世界网络中的介入能力正在不可避免地被迅速地边缘化”^[29]。表面上看，人类发明的人工智能得到广泛应用，应该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确认。事实是，隐藏在背后的乃是去主体化，因为人类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无数可能的主体实现方式。在更本质层面上，它表现为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操控和侵占^[30]。主体开始沦为虚无的存在或形式上的傀儡。人工智能特别是超人工智能竟然成为人类为自身制造的“劲敌”，对人类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主导地位和尊严形成严峻挑战和巨大冲击。人工智能的诞生彻底地动摇了人为“万物之灵”的主体地位，窘迫万分的人类不得不开始思考“人是什么”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定位问题。这也构成了现代性的深层悖论。于是，人类的自信心在人工智能的惊艳表现前开始动摇，主要体现为对自身劳动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人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份额和权重也随之降低，从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自我价值迷失的困境^[31]。

其次，人工智能对自然人的控制不仅体现在身体层面，还深入到自然人的心灵、智力和情感之中，从而彻底地掌控自然人的整个生命。在就业方面，因为大量的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工人们不再是死机器的活的附属物，而是面临着一种形式上的可有可无的尴尬处境。而一旦离开其工作领地，人们就进入了被人工智能控制的生活领域，于无奈之中受人类发明的产品的奴役和摆布；在生活领域，人们的认知方式和生活体验被今日头条、微博、热搜、抖音等智能软件所绑架。一旦脱离了它们，人们立即会被一种无处释放的焦虑感、疏离感和虚无感所包围、吞噬。

在高度智能化的现代管理系统面前，人们（包括科学家和专家们）往往显得既“呆”又“笨”，不仅难以主导其运作过程，甚至连辅助性参与也存在着困难。人类一直引以为荣的大脑愈来愈力不从心、难以为继，“并因为自动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自身缺乏足够的实践机会而导致‘技能退化’”^[32]。大多数人在发达的智能技术面前难逃“落伍”的厄运，完全沦为后者的“附庸”或“零部件”，或成为“智能机器的奴隶”，并出现智能机器人对自然人的排斥、代替、控制、奴役等新的异化现象^[33]。

人工智能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提供了无数便利的机会和条件，人们也获得了深刻认识和提升自己的机会，但学习并掌握这些复杂而高深的人工智能技术（如各种软件的操作流程等）会给很多人带来严重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在中老年群体中则更为常见。这就是“技术压力”和“技术不安症”^[34]，指不会使用（或不适应）高科技设备，却由于单位或周围环境的原因，而不得不强迫自己学习并使用这些智能产品而产生的严重心理压力和情绪不安。这种现象在人工智能高速换代的情形下尤为普遍。

为此，黄凯锋等学者指出，发展人工智能应该以不让人们因为学习困难而产生技术压力为前提。当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之一，是降低使用者的技术门槛，让操作简单化、便利化。人工智能产品的升级换代应该是循序渐进，而不是对之前的操作环节进行全盘否定^[35]。

当人工智能开始涉足诗歌、绘画、作曲和编剧等文艺创作领域时，人类最后一块精神领地就彻底宣告失守了。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介入，对传统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审美体验构成了冲击和挑战。众所周知，传统的艺术审美体验及评价是与人类的感性或情感密不可分的，艺术家对外部环境具有选择的能动性，艺术创作关系到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生活经历和体验、所处时代和社会文化等方面，艺术作品凝结了艺术家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艺术创作与人的身体有密切联系”^⑥[36]。柏拉图认为艺术家创作时会进入极度狂喜的“迷狂”状态，这是只有人才具有的情绪状态。人工智能显然不具备这些素质，它试图通过“可见”或“可计算”获得意义，依据设定程序从数据库中提取数据，按照某种预设的模型进行艺术创作。“‘生命的内容’，即作为人的‘经验内容’而言的‘生命’被逻辑结构无情拆解。”^[37]136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只是在操纵没有温度和意义的冰冷符号及编码^[22]144，不具有情感上的体验和身体上的接触，亦不能将主观的情感体验融入到作品中。“以语言乃至形式逻辑所逼近的人的感性活动的尝试，在面对具体的人及其所表现的那些意向性的审美体验时不免显得羸弱。”^[37]136而审美体验恰恰强调的是“语言”“符号”背后蕴含的普遍性的情感体验，美的感性指向应该是语言符号与经验之间构筑起的某种模糊性体验。人类艺术创作更多的是内心情感的宣泄和升华。人工智能艺术目前却（暂时？）停留在数据推算和模型运用的阶段，它严重违背了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美具有不可分析性的规律。

此外，从美的欣赏方面来说，人工智能对审美体验也有其不利影响的一面。人工智能由于提供了大量雷同的艺术体验而易使欣赏者产生审美疲劳，并导致欣赏者的情感体验和感官体验趋同化和单一化^[38]。

强人工智能仅仅存在人们的想象或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中^[39]，作为先进的技术文明，一切现代科技所具有的弊端在它身上亦不能幸免。需要努力营造一种关注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氛围，深入全面地考虑人类整体的利益，“处理人机关系的关键仍在人际关系”^[40]。对人工智能进行合理限制和良性的筹划，乃是思考其未来发展和出路的重头戏。汉斯•乔纳斯就鼓励发展一种预防性、前瞻性的责任意识，通过提高设计主体的责任来规约人工智能的发展^[41]。应该采取“底线思维”，以预防为准则，以防止和化解未来不可预知的风险，而不是单纯考虑将伦理价值与道德标准程序化为道德符码，置入其算法和程序中^[42]。这需要对人工智能进行社会治理，应当以生态文明的理念来引领和规约其发展，将其形塑成能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新形态。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是辩证的，二者共同服务于人类社会实践，二者的失衡正是现代性风险产生的根源。就本质而言，后技术时代的隐忧源于工具理性的扩张和价值理性的缺失。为了避免人类“役于物”而造成本质上的异化，人工智能应当避免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重视其价值理性的一面。健全的人工智能能深化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和理解，使人的主体地位得以呈现和突出，人的精神境界和精神关怀也更加具有终极色彩。人工智能必须能够重振颓废和空虚的人类主体精神，竭力营造出心灵契合、人际和谐和情感丰富的健全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主体彻底走出孤独冷漠、紧张和疏离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