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第23卷 第6期
2021, 23(6): 1-1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061
摘要:
氢能，作为清洁能源载体，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氢能产业链长、技术多元化，“氢能热”的背后存在重复建设、无序规划等隐患，不利于氢能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通过梳理氢气制取、氢气储运和氢气使用三个环节的技术发展及成本特征，对比不同技术的优缺点，为氢能技术选择提供参考。通过文献计量法，对比全球、中国和美国在氢能制取、氢能储运和氢燃料电池技术领域的发展水平，为行业发展布局提供参考，并分析氢能在不同领域形成技术竞争力的时间。研究发现：氢气制取中短期内仍以化石能源制氢为主，到2030年之后，制氢文献研究渐近饱和期，可再生能源制氢可望与化石能源制氢在成本上形成竞争力。氢气储运方式多元化，需根据运输距离和输氢体量选择合适的输氢方式。在研究方面，需加强氢液化、固态储氢和有机溶液储氢技术的突破，相关文献研究将于2027年左右进入饱和期。氢气在工业、交通业、电热供应行业均有应用前景和减排潜力，但其渗透率取决于技术成本和与其他低碳技术的竞争力。最后，结合中国氢能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为推动中国氢能行业均衡、高水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氢能，作为清洁能源载体，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氢能产业链长、技术多元化，“氢能热”的背后存在重复建设、无序规划等隐患，不利于氢能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通过梳理氢气制取、氢气储运和氢气使用三个环节的技术发展及成本特征，对比不同技术的优缺点，为氢能技术选择提供参考。通过文献计量法，对比全球、中国和美国在氢能制取、氢能储运和氢燃料电池技术领域的发展水平，为行业发展布局提供参考，并分析氢能在不同领域形成技术竞争力的时间。研究发现：氢气制取中短期内仍以化石能源制氢为主，到2030年之后，制氢文献研究渐近饱和期，可再生能源制氢可望与化石能源制氢在成本上形成竞争力。氢气储运方式多元化，需根据运输距离和输氢体量选择合适的输氢方式。在研究方面，需加强氢液化、固态储氢和有机溶液储氢技术的突破，相关文献研究将于2027年左右进入饱和期。氢气在工业、交通业、电热供应行业均有应用前景和减排潜力，但其渗透率取决于技术成本和与其他低碳技术的竞争力。最后，结合中国氢能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为推动中国氢能行业均衡、高水平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2021, 23(6): 13-2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4401
摘要:
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城市绿色发展，考虑到上述背景以及经济行为存在空间交互影响的事实，在相关机理阐释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7年269个城市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在短期内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长期内总效应明显；城市创新水平对产业集聚和能源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能源政策会影响到地方产业集聚模式，短期内对能源效率产生较大影响；城市规模异质和经济发展分层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因此，应充分激发产业集聚短期内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尤其关注中小城市发展，从而更好地提高能源效率。
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城市绿色发展，考虑到上述背景以及经济行为存在空间交互影响的事实，在相关机理阐释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7年269个城市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在短期内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长期内总效应明显；城市创新水平对产业集聚和能源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能源政策会影响到地方产业集聚模式，短期内对能源效率产生较大影响；城市规模异质和经济发展分层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因此，应充分激发产业集聚短期内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尤其关注中小城市发展，从而更好地提高能源效率。
2021, 23(6): 27-4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7783
摘要: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2021, 23(6): 41-4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7113
摘要: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实施方案，是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途径。将参与式治理理论引介到“零污染”村庄治理场域之中，并以浙江省D村作为“零污染”村庄治理的典型案例，尝试探索“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 当前“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表现为，认同支持是基础、主体赋权是关键、协商合作是保障、自治共享是目标。在此基础上，应用斯托克的CLEAR模型可以将“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提炼为村民群众能够做（Can to）、自愿做（Like to）、使能够做（Enabled to）、被邀请做（Asked to）以及作为回应去做（Responded to），以此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
“零污染”村庄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科学实施方案，是乡村振兴实现生态宜居目标的重要途径。将参与式治理理论引介到“零污染”村庄治理场域之中，并以浙江省D村作为“零污染”村庄治理的典型案例，尝试探索“零污染”村庄的参与式治理路径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 当前“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表现为，认同支持是基础、主体赋权是关键、协商合作是保障、自治共享是目标。在此基础上，应用斯托克的CLEAR模型可以将“零污染”村庄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提炼为村民群众能够做（Can to）、自愿做（Like to）、使能够做（Enabled to）、被邀请做（Asked to）以及作为回应去做（Responded to），以此提升“零污染”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目标。
2021, 23(6): 50-5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629
摘要: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且深刻的影响，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已有研究呈现碎片化状态，难以反映研究的热点及其政策导向。为厘清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经济研究的内核并发挥理论创新和政策引领作用，以中国1992—2020年共1 67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悖离及其成因与对策。结果表明：（1）已有研究构建“气候变化—风险生成—农户避险手段”的理论框架，主要讨论气候变化（外生的）如何影响到农业生产进而造成农户避险手段选择性偏好（内生的）。（2）理论研究目标是增强农户对冲风险能力，政策实践目标是减少气候致灾因子，两者呈现悖离性。为此，应从“政策助推—市场发育—认知响应”三个方面，促进理论与政策的协同发展，并搭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且深刻的影响，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已有研究呈现碎片化状态，难以反映研究的热点及其政策导向。为厘清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经济研究的内核并发挥理论创新和政策引领作用，以中国1992—2020年共1 67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悖离及其成因与对策。结果表明：（1）已有研究构建“气候变化—风险生成—农户避险手段”的理论框架，主要讨论气候变化（外生的）如何影响到农业生产进而造成农户避险手段选择性偏好（内生的）。（2）理论研究目标是增强农户对冲风险能力，政策实践目标是减少气候致灾因子，两者呈现悖离性。为此，应从“政策助推—市场发育—认知响应”三个方面，促进理论与政策的协同发展，并搭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2021, 23(6): 58-7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433
摘要:
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为探究区域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否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基于GLOBE文化模型，从三个维度研究区域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区域文化的未来导向、集体主义导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民营企业中，区域文化的未来导向越强，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强，而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调节效应不显著。（3）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越强，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弱，这种调节效应在民营企业中仍然显著，但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企业和国家制定创新策略时，应当考虑地区文化的差异，采取更加因地制宜的创新举措。
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为探究区域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否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基于GLOBE文化模型，从三个维度研究区域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区域文化的未来导向、集体主义导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民营企业中，区域文化的未来导向越强，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强，而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调节效应不显著。（3）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越强，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就越弱，这种调节效应在民营企业中仍然显著，但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企业和国家制定创新策略时，应当考虑地区文化的差异，采取更加因地制宜的创新举措。
2021, 23(6): 72-8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4309
摘要:
绿色创新效率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的融合点，已成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社会网络视角，对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域省际间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依赖关系与空间溢出渠道逐年增多，空间关联网络密度逐年提升，各省市皆受到其他地区和整体网络的影响，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逐渐被打破，网络结构也日趋稳定，但各地绿色创新效率的协同发展仍有待提升；网络中板块的形成打破了传统行政边界的桎梏，各省市逐渐由离散走向联合，扩散辐射作用使流域省市间形成集群化发展；板块间关联传导机制具有明显的梯度溢出特征，“马太效应”明显；此外，囿于流域间在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创新环境的较大差距，跨地域创新合作的意愿与动力被削弱，绿色创新效率的要素流动受阻，导致省市间存在关联的概率降低。因此，流域省市应依据其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角色与作用，从整体上把握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空间传递机制，形成“属性—关系”驱动型发展思路，缩小绿色创新环境差异，促进要素跨地区流动，进而实现全流域经济的绿色协同发展。
绿色创新效率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的融合点，已成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社会网络视角，对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域省际间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依赖关系与空间溢出渠道逐年增多，空间关联网络密度逐年提升，各省市皆受到其他地区和整体网络的影响，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逐渐被打破，网络结构也日趋稳定，但各地绿色创新效率的协同发展仍有待提升；网络中板块的形成打破了传统行政边界的桎梏，各省市逐渐由离散走向联合，扩散辐射作用使流域省市间形成集群化发展；板块间关联传导机制具有明显的梯度溢出特征，“马太效应”明显；此外，囿于流域间在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创新环境的较大差距，跨地域创新合作的意愿与动力被削弱，绿色创新效率的要素流动受阻，导致省市间存在关联的概率降低。因此，流域省市应依据其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角色与作用，从整体上把握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空间传递机制，形成“属性—关系”驱动型发展思路，缩小绿色创新环境差异，促进要素跨地区流动，进而实现全流域经济的绿色协同发展。
2021, 23(6): 84-9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5724
摘要:
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全国—区域（省份）—行业—企业”的多层级嵌套结构特征，现有的生产率分解研究对此缺乏专门分析。在动态的Olley-Pakes生产率分解模型中，通过增加区域和（或）行业层级的要素流动，将不同层级的要素流动效应进行了分离，这种多级分解思路在其他生产率分解模型中具有普适性。中国制造业在1998—2007年的经验分析表明：（1）基于增加值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高达11.57%并具有明显的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它为制造业增长做出了58.43%的相对贡献，其中企业学习效应的相对贡献最大（62.10%），要素流动效应次之（36.78%），而企业更替效应的促进作用很小；（2）模型中的要素流动层级结构越少，企业学习效应（要素流动效应）被高估（低估）得越多；（3）在剔除全要素生产率的异常值时，将所有观测值放在一起截尾，忽视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和行业异质性，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被低估。
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全国—区域（省份）—行业—企业”的多层级嵌套结构特征，现有的生产率分解研究对此缺乏专门分析。在动态的Olley-Pakes生产率分解模型中，通过增加区域和（或）行业层级的要素流动，将不同层级的要素流动效应进行了分离，这种多级分解思路在其他生产率分解模型中具有普适性。中国制造业在1998—2007年的经验分析表明：（1）基于增加值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高达11.57%并具有明显的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它为制造业增长做出了58.43%的相对贡献，其中企业学习效应的相对贡献最大（62.10%），要素流动效应次之（36.78%），而企业更替效应的促进作用很小；（2）模型中的要素流动层级结构越少，企业学习效应（要素流动效应）被高估（低估）得越多；（3）在剔除全要素生产率的异常值时，将所有观测值放在一起截尾，忽视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和行业异质性，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被低估。
2021, 23(6): 96-10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222
摘要:
基于2007—2019年中国37家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固定效应与系统广义矩估计相结合的方法，从收入来源、收入结构等多个维度对其中的关联机制与影响效应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整体上，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有较明显的负面冲击作用。（2）从收入来源看，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等均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其盈利能力。（3）从收入结构看，互联网金融对非利息收入占比、收入多元化等指标的影响尚不明显。（4）分类型看，互联网金融对区域性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全国性的大中型银行。
基于2007—2019年中国37家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固定效应与系统广义矩估计相结合的方法，从收入来源、收入结构等多个维度对其中的关联机制与影响效应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整体上，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有较明显的负面冲击作用。（2）从收入来源看，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等均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其盈利能力。（3）从收入结构看，互联网金融对非利息收入占比、收入多元化等指标的影响尚不明显。（4）分类型看，互联网金融对区域性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要明显大于全国性的大中型银行。
2021, 23(6): 110-11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1847
摘要:
评比表彰作为一种常见的地方社会治理现象，如何科学解读其治理内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复合治理”框架是解释地方评比表彰执行行动逻辑的重要尝试。具体而言，上级设置评比表彰项目产生责任与激励约束机制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外在驱动力，复合治理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理性选择，呈现出治理核心逻辑、纵向逻辑和横向逻辑的复合统一。其中，地方成立评比领导小组统合党政力量是评比表彰项目有效执行的核心动力，推动了横向和纵向治理资源整合；条块耦合，塑造体制联动效应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纵向复合治理逻辑；寻求治理共识构建，谋求治理资源支持是复合治理横向整合逻辑。
评比表彰作为一种常见的地方社会治理现象，如何科学解读其治理内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复合治理”框架是解释地方评比表彰执行行动逻辑的重要尝试。具体而言，上级设置评比表彰项目产生责任与激励约束机制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外在驱动力，复合治理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理性选择，呈现出治理核心逻辑、纵向逻辑和横向逻辑的复合统一。其中，地方成立评比领导小组统合党政力量是评比表彰项目有效执行的核心动力，推动了横向和纵向治理资源整合；条块耦合，塑造体制联动效应是地方评比表彰执行的纵向复合治理逻辑；寻求治理共识构建，谋求治理资源支持是复合治理横向整合逻辑。
2021, 23(6): 119-12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4468
摘要: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日益频发。投资仲裁是国企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最主要的方法。然而，国企运用投资仲裁上存在长时间、高金钱的投入和高败诉率的困境。《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公约》的生效给投资调解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投资调解将成为投资仲裁的重要补充，为国企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提供有效的替代性解决方法。国企因其产权的特殊性在使用投资调解上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挑战，如当投资调解的结果使国企的实收账款远少于应收账款时，国企可能被指控造成国有资产的恶意流失或存在腐败行为。为有效应对上述法律困境，应提高国企对投资调解的认知和接受，建立国企参与投资调解的科学评估制度，设立国企投资调解报告制度以及推动公正有效投资调解机制的构建。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日益频发。投资仲裁是国企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最主要的方法。然而，国企运用投资仲裁上存在长时间、高金钱的投入和高败诉率的困境。《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公约》的生效给投资调解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投资调解将成为投资仲裁的重要补充，为国企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提供有效的替代性解决方法。国企因其产权的特殊性在使用投资调解上将面临一系列的法律挑战，如当投资调解的结果使国企的实收账款远少于应收账款时，国企可能被指控造成国有资产的恶意流失或存在腐败行为。为有效应对上述法律困境，应提高国企对投资调解的认知和接受，建立国企参与投资调解的科学评估制度，设立国企投资调解报告制度以及推动公正有效投资调解机制的构建。
2021, 23(6): 130-139, 15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2654
摘要:
中国自然资源类法律中的“责令恢复”类行政命令是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污染防治类法律中的“责令治理”“责令改正”类行政命令无法解释为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指向行为时属于矫正违法行为类命令，而指向结果时是应急性危害后果消除类行政命令。行政修复比司法修复更具制度优势和实践基础。立法者应在《环境保护法》和各单行环境法中就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做出原则规定，并制定专门的《生态环境行政命令实施办法》，系统设定该制度的发布程序、实施程序、异议程序、成本收回程序和制裁程序。行政机关启动司法修复应以用尽行政命令制度为前提，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启动的司法修复的定位是补充执法，政策修复应坚持“损害担责”“统一规划”原则。
中国自然资源类法律中的“责令恢复”类行政命令是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污染防治类法律中的“责令治理”“责令改正”类行政命令无法解释为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指向行为时属于矫正违法行为类命令，而指向结果时是应急性危害后果消除类行政命令。行政修复比司法修复更具制度优势和实践基础。立法者应在《环境保护法》和各单行环境法中就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做出原则规定，并制定专门的《生态环境行政命令实施办法》，系统设定该制度的发布程序、实施程序、异议程序、成本收回程序和制裁程序。行政机关启动司法修复应以用尽行政命令制度为前提，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启动的司法修复的定位是补充执法，政策修复应坚持“损害担责”“统一规划”原则。
2021, 23(6): 140-15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2469
摘要: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具有高度的专属性与私密性，与个人隐秘的生理特征直接相关，彰显个人身份特质，因而需要特别保护。通过立法路径提供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使用与保护的框架，是规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滥用、实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关键。在立法模式上，结合中国的立法传统、现实需求以及法制发展现状，应当采用渐进式的综合立法模式。在立法理念上，为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在充分保护的基础上有限地利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立法应当秉持的核心理念。在立法内容上，需要界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概念、类别、属性，确立特殊保护原则，明确信息主体的权利，细化信息处理者的行为规范，以及设置多元化保护机制等。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具有高度的专属性与私密性，与个人隐秘的生理特征直接相关，彰显个人身份特质，因而需要特别保护。通过立法路径提供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使用与保护的框架，是规制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滥用、实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关键。在立法模式上，结合中国的立法传统、现实需求以及法制发展现状，应当采用渐进式的综合立法模式。在立法理念上，为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在充分保护的基础上有限地利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立法应当秉持的核心理念。在立法内容上，需要界定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概念、类别、属性，确立特殊保护原则，明确信息主体的权利，细化信息处理者的行为规范，以及设置多元化保护机制等。
2021, 23(6): 151-16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4277
摘要:
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提供了认识公众共用物共享权的两种不同路径。个人主义方法论从微观角度分析个人的行为选择，认为共享权是“作为个体的公众”享有的个体性权利；整体主义方法论从宏观角度认识公众共用物的基本属性，认为共享权是“作为整体的公众”享有的整体性权利。公众共用物共享权主体的不特定性、开放性，客体的公共性、共享性表明它是一项新兴的非排他性权利。这一权利特性决定了应当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论研究公众共用物共享权，其中，个人主义方法论体现在依据“生态人”假设、“请求权”理论与法律经济分析等方式研究共享权；整体主义方法论体现在对公众共用物的类型化研究与对共享权的综合化保护。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论有利于了解个人在公众共用物中的具体需求以及借助个人权利体系予以保护，有利于从整体观、系统论的角度保障公众共用物的持续供给。
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提供了认识公众共用物共享权的两种不同路径。个人主义方法论从微观角度分析个人的行为选择，认为共享权是“作为个体的公众”享有的个体性权利；整体主义方法论从宏观角度认识公众共用物的基本属性，认为共享权是“作为整体的公众”享有的整体性权利。公众共用物共享权主体的不特定性、开放性，客体的公共性、共享性表明它是一项新兴的非排他性权利。这一权利特性决定了应当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论研究公众共用物共享权，其中，个人主义方法论体现在依据“生态人”假设、“请求权”理论与法律经济分析等方式研究共享权；整体主义方法论体现在对公众共用物的类型化研究与对共享权的综合化保护。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论有利于了解个人在公众共用物中的具体需求以及借助个人权利体系予以保护，有利于从整体观、系统论的角度保障公众共用物的持续供给。
2021, 23(6): 161-168, 17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3270
摘要:
《九民纪要》第71条确立了“名为股权让与，实为债权担保”的裁判路径，对股权让与担保案件审理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尚有若干问题有待澄清：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转让公示的法律效果以及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最高法院司法政策确立的裁判路径在克服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手段超越经济目的”缺陷的同时，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技术上的困惑以及体系上的龃龉，实际上并不可取。新颁布的《民法典》对既有担保规范和制度进行调适，为股权让与担保裁判路径的重构提供实质性的保障。《民法典》所确立的担保体系下，应该承认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明确债权人的股东地位，尊重当事人运用股、债这两种融资工具所创设的交易模式来处理相关纠纷。针对股权让与担保的固有缺陷，法院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分股权的享有和行使，对债权人行使股东权利予以限制，以平衡当事人的利益，激活股权让与担保的融资潜力。
《九民纪要》第71条确立了“名为股权让与，实为债权担保”的裁判路径，对股权让与担保案件审理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尚有若干问题有待澄清：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权转让公示的法律效果以及债权人的法律地位。最高法院司法政策确立的裁判路径在克服股权让与担保中“担保手段超越经济目的”缺陷的同时，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技术上的困惑以及体系上的龃龉，实际上并不可取。新颁布的《民法典》对既有担保规范和制度进行调适，为股权让与担保裁判路径的重构提供实质性的保障。《民法典》所确立的担保体系下，应该承认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明确债权人的股东地位，尊重当事人运用股、债这两种融资工具所创设的交易模式来处理相关纠纷。针对股权让与担保的固有缺陷，法院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分股权的享有和行使，对债权人行使股东权利予以限制，以平衡当事人的利益，激活股权让与担保的融资潜力。
2021, 23(6): 169-17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3831
摘要:
“新闻专业主义”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议。中国传统传媒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将媒介视为精英式的、垄断的技术，进而构建新闻业专业壁垒的实践性新闻话语体系。在自媒体时代，这一套垄断性话语体系受到了挑战。基于自媒体话语空间实践，将媒介视为一套拥有自身运行方式的逻辑，在中国不断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中，面对自媒体结构性“下沉”而重构的新闻业，新闻专业主义已不再是仅属于专业媒体人的规训，因突破了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而成为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社会文化，进而成为监督社会的新形态，然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成为新型新闻专业主义的杂质。因此，媒介融合的理念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方法，并借此对社会的舆论形成监督和引导。自媒体所创造的新闻生产关系修正了原有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
“新闻专业主义”一词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议。中国传统传媒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将媒介视为精英式的、垄断的技术，进而构建新闻业专业壁垒的实践性新闻话语体系。在自媒体时代，这一套垄断性话语体系受到了挑战。基于自媒体话语空间实践，将媒介视为一套拥有自身运行方式的逻辑，在中国不断媒介化的社会环境中，面对自媒体结构性“下沉”而重构的新闻业，新闻专业主义已不再是仅属于专业媒体人的规训，因突破了原生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而成为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的社会文化，进而成为监督社会的新形态，然而非理性的情绪表达成为新型新闻专业主义的杂质。因此，媒介融合的理念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手段和方法，并借此对社会的舆论形成监督和引导。自媒体所创造的新闻生产关系修正了原有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
2021, 23(6): 176-18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1.2698
摘要:
在强势崛起的“人人时代”与微博内容生产中，用户是否发生着“泯然众人矣”趋同，这种削磨独特性与差异性的趋同具有怎样的路径和特征，是尚存争议的基本理论命题和亟需详细检验的现实问题。基于潜在语义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的文本挖掘和用户内容相似度计算，以及在对用户群体根据媒介使用度进行分层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微博用户在局部、全局意义上的多维趋同现象和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趋同化路径之间的内在关系，部分实证结果具有反经验直观性。用户在微博使用端作为“媒介的延伸”，存在着对微博媒介“越使用、越趋同”的现象，显现出社会化媒体“文化工业”对于主体性的“同一化”再生产。从三维使用度、四种趋同性的复合层面，对微博用户在媒介使用中产生内容趋同化的现象推进机理解析，实证审视多种趋同演化路径之间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深入认知社交媒体用户趋同结构的复杂机制和实践问题。
在强势崛起的“人人时代”与微博内容生产中，用户是否发生着“泯然众人矣”趋同，这种削磨独特性与差异性的趋同具有怎样的路径和特征，是尚存争议的基本理论命题和亟需详细检验的现实问题。基于潜在语义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的文本挖掘和用户内容相似度计算，以及在对用户群体根据媒介使用度进行分层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微博用户在局部、全局意义上的多维趋同现象和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趋同化路径之间的内在关系，部分实证结果具有反经验直观性。用户在微博使用端作为“媒介的延伸”，存在着对微博媒介“越使用、越趋同”的现象，显现出社会化媒体“文化工业”对于主体性的“同一化”再生产。从三维使用度、四种趋同性的复合层面，对微博用户在媒介使用中产生内容趋同化的现象推进机理解析，实证审视多种趋同演化路径之间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深入认知社交媒体用户趋同结构的复杂机制和实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