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22卷 第5期
2020, 22(5): 1-1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7314
摘要:
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扩大就业的背景下，环境规制能否同时实现环境保护、绿色就业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目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构建一种操作便捷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将其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及规制效应，在统一框架内剖析环境规制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机制，并使用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探究在各类人力资本因素调节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等途径影响高质量发展。（2）环境规制通过与人力资本溢价的动态匹配，能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助益高质量发展。（3）环境规制在人力资本因素调节下对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因素的改善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倒逼效应；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当前调控人力资本因素、释放环境规制高质量发展效应的政策重点。（4）中国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中缺乏协同治理，削弱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全局层面的高质量发展有较大提升空间。充分激发环境规制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从单纯注重人力资本“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实现区域协同治理，这对有效改善环境规制的高质量发展效应至关重要。
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扩大就业的背景下，环境规制能否同时实现环境保护、绿色就业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目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构建一种操作便捷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将其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及规制效应，在统一框架内剖析环境规制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机制，并使用联立方程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探究在各类人力资本因素调节下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升级、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等途径影响高质量发展。（2）环境规制通过与人力资本溢价的动态匹配，能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助益高质量发展。（3）环境规制在人力资本因素调节下对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因素的改善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倒逼效应；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当前调控人力资本因素、释放环境规制高质量发展效应的政策重点。（4）中国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中缺乏协同治理，削弱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全局层面的高质量发展有较大提升空间。充分激发环境规制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从单纯注重人力资本“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实现区域协同治理，这对有效改善环境规制的高质量发展效应至关重要。
2020, 22(5): 14-22,4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984
摘要: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2020, 22(5): 23-3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693
摘要:
以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出发，利用官员更替作为“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考察了政策不确定性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创新。这一发现在考虑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性、样本的组内相关性以及更替频率的潜在冲击等因素之后，依然稳健。从企业和城市两个维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正向调节政策不确定性与重污染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表明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抵御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同时，城市工业化发展水平越高，政策不确定性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越显著，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高工业化发展地区的企业创新。
以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出发，利用官员更替作为“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考察了政策不确定性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创新。这一发现在考虑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性、样本的组内相关性以及更替频率的潜在冲击等因素之后，依然稳健。从企业和城市两个维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正向调节政策不确定性与重污染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表明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抵御政策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同时，城市工业化发展水平越高，政策不确定性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越显著，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高工业化发展地区的企业创新。
2020, 22(5): 32-4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300
摘要: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农村能源转型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以陕西关中C县F村生活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为切入点，构建起基于“碳源—碳汇”平衡及“碳中和”评价框架的“零碳乡村”实践理念，通过对427户农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走访，掌握第一手数据及资料，对F村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该村农户的炊事、取暖等生活能源仍以煤炭、秸杆、柴薪等固体燃料为主，可再生清洁能源使用量几乎为零；农户环保意识强但环保常识匮乏；结合关中地区资源禀赋特性认为，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替代传统能源具有可行性，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规模2.34千瓦即可实现清洁能源替代和零碳化，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5千瓦，不仅能实现能源自给，还有具大的收益空间；F村商品性能源碳排放比例高于非商品性能源，其中，散煤燃烧碳排放占比在47%~50%之间，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代替传统的秸杆、煤炭、柴薪、煤电等，可为环境减排1 225.6吨~1 436吨的CO2，环保性能突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农村能源转型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以陕西关中C县F村生活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为切入点，构建起基于“碳源—碳汇”平衡及“碳中和”评价框架的“零碳乡村”实践理念，通过对427户农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和入户走访，掌握第一手数据及资料，对F村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利用方式进行详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该村农户的炊事、取暖等生活能源仍以煤炭、秸杆、柴薪等固体燃料为主，可再生清洁能源使用量几乎为零；农户环保意识强但环保常识匮乏；结合关中地区资源禀赋特性认为，利用分布式光伏发电替代传统能源具有可行性，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规模2.34千瓦即可实现清洁能源替代和零碳化，户均安装分布式光伏5千瓦，不仅能实现能源自给，还有具大的收益空间；F村商品性能源碳排放比例高于非商品性能源，其中，散煤燃烧碳排放占比在47%~50%之间，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代替传统的秸杆、煤炭、柴薪、煤电等，可为环境减排1 225.6吨~1 436吨的CO2，环保性能突出。
2020, 22(5): 42-4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065
摘要:
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是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提升资源再利用率的重要途径，该模式的稳定运营依赖于农业生产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的持续参与。受季节交替影响是农业生产的显著特征，构建季节交替下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双方参与策略选择，以江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两个农业废弃物集中处理项目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研究表明，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稳定性受季节交替影响而存在两种周期性变化规律，但具体表现出何种变化规律取决于农业生产者合规处理废弃物与违规处理废弃物成本之间的大小关系；提高农业生产者违规处理废弃物成本、降低双方的参与成本均能有效提升第三方治理的稳定性。建议政府根据周期性变化规律制定针对性的短期政策并与长期政策相结合，利用组合政策推动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的长期稳定运营。
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是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提升资源再利用率的重要途径，该模式的稳定运营依赖于农业生产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的持续参与。受季节交替影响是农业生产的显著特征，构建季节交替下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双方参与策略选择，以江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两个农业废弃物集中处理项目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研究表明，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稳定性受季节交替影响而存在两种周期性变化规律，但具体表现出何种变化规律取决于农业生产者合规处理废弃物与违规处理废弃物成本之间的大小关系；提高农业生产者违规处理废弃物成本、降低双方的参与成本均能有效提升第三方治理的稳定性。建议政府根据周期性变化规律制定针对性的短期政策并与长期政策相结合，利用组合政策推动农业废弃物第三方治理的长期稳定运营。
2020, 22(5): 49-5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511
摘要:
运用2003—2019年宏观季度数据，构建随机波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分阶段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存在非对称影响效果。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消费、经济产出和价格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消费和经济产出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呈现正向但影响强度显著降低。从时间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价格水平的作用时间较短，对投资、消费和经济产出的影响在中长期持续存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货币政策自身对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控效力，因此，中央银行应把握货币政策调整节奏，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保障货币政策调控有效。
运用2003—2019年宏观季度数据，构建随机波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分阶段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存在非对称影响效果。在经济周期上行阶段，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消费、经济产出和价格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消费和经济产出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呈现正向但影响强度显著降低。从时间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价格水平的作用时间较短，对投资、消费和经济产出的影响在中长期持续存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货币政策自身对宏观经济的逆周期调控效力，因此，中央银行应把握货币政策调整节奏，降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保障货币政策调控有效。
2020, 22(5): 59-6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859
摘要: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2020, 22(5): 68-7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945
摘要:
政策执行偏差会导致政策执行的非预期结果。基于对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的案例分析，探讨中国政策执行的不良偏差问题在荒漠化防治中的表现与机制。基于政策偏差程度和偏差成因两个维度构成的四象限，将荒漠化防治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归纳为四类：扭曲的地方利益观和政绩观导致的象征性执行、制度约束缺乏导致的替代性执行、政策执行素质以及创造性政策执行缺乏导致的机械性执行、目标群体参与性不足导致的抵制性执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执行偏差矫正对策。
政策执行偏差会导致政策执行的非预期结果。基于对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的案例分析，探讨中国政策执行的不良偏差问题在荒漠化防治中的表现与机制。基于政策偏差程度和偏差成因两个维度构成的四象限，将荒漠化防治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归纳为四类：扭曲的地方利益观和政绩观导致的象征性执行、制度约束缺乏导致的替代性执行、政策执行素质以及创造性政策执行缺乏导致的机械性执行、目标群体参与性不足导致的抵制性执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执行偏差矫正对策。
2020, 22(5): 76-8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152
摘要:
城市绿地空间既有助于调节城市生态环境，也可以改善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促进社会整合，在城市人文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以绿地空间为切入点，探讨不同发展阶段下，城市治理思路对土地空间使用方式的影响。基于中国336个城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绿地空间的面积和占比越大。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差距存在交互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差距较大时，城市治理目标以经济导向为主，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空间使用的社会生态效益，绿地面积较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乡差距较小时，城市治理呈现多元化价值导向，强调空间使用的综合效益，绿地面积提高。研究结果从侧面论证了同时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可能性。
城市绿地空间既有助于调节城市生态环境，也可以改善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促进社会整合，在城市人文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以绿地空间为切入点，探讨不同发展阶段下，城市治理思路对土地空间使用方式的影响。基于中国336个城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绿地空间的面积和占比越大。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差距存在交互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差距较大时，城市治理目标以经济导向为主，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空间使用的社会生态效益，绿地面积较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乡差距较小时，城市治理呈现多元化价值导向，强调空间使用的综合效益，绿地面积提高。研究结果从侧面论证了同时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可能性。
2020, 22(5): 86-9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665
摘要:
以组织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建构了联合社演化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联合社建群者特征形塑了联合社建群者的生态圈效应和生态位效应，在联合社成立之初，建群者效用决定了其初始生态位的选取与生态圈的形态，并形成联合社建群者的效应印记，联合社生态圈宽度、均衡度、资源能力的互补度以及生态圈与生态位的匹配度之间所建构的因果反馈机制构成了生态圈的要素联结路径，如果建群者效用通过要素联结路径能够顺利转化为生态耦合效用，联合社就会规范成长，如果要素联结分化导致耦合效用畸变，联合社就会质性漂移，异化为企业，如果要素联结失败，联合社内外耦合都失败，联合社就会沦为空壳社、僵尸社。
以组织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建构了联合社演化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联合社建群者特征形塑了联合社建群者的生态圈效应和生态位效应，在联合社成立之初，建群者效用决定了其初始生态位的选取与生态圈的形态，并形成联合社建群者的效应印记，联合社生态圈宽度、均衡度、资源能力的互补度以及生态圈与生态位的匹配度之间所建构的因果反馈机制构成了生态圈的要素联结路径，如果建群者效用通过要素联结路径能够顺利转化为生态耦合效用，联合社就会规范成长，如果要素联结分化导致耦合效用畸变，联合社就会质性漂移，异化为企业，如果要素联结失败，联合社内外耦合都失败，联合社就会沦为空壳社、僵尸社。
2020, 22(5): 96-10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936
摘要:
弹性为动员链应对多种中断事件提供了新的可能。从主体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入手，解释国民经济动员链的内涵，论证其与商业供应链的区别；阐述国民经济动员链弹性的本质，论证动员链弹性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理；从离散和连续视角提出动员链弹性的测度方式。研究发现：动员链和商业供应链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风险程度、需求模式、战略目标、构成要素和运作方式等方面。国民经济动员链弹性是动员链遭受中断事件影响和冲击后，有效应对中断事件的不确定性，并能快速恢复正常状态或者理想状态的能力。动员链弹性具有自组织特性，其作用过程主要包含检查、激活、响应和学习等环节。
弹性为动员链应对多种中断事件提供了新的可能。从主体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入手，解释国民经济动员链的内涵，论证其与商业供应链的区别；阐述国民经济动员链弹性的本质，论证动员链弹性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理；从离散和连续视角提出动员链弹性的测度方式。研究发现：动员链和商业供应链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风险程度、需求模式、战略目标、构成要素和运作方式等方面。国民经济动员链弹性是动员链遭受中断事件影响和冲击后，有效应对中断事件的不确定性，并能快速恢复正常状态或者理想状态的能力。动员链弹性具有自组织特性，其作用过程主要包含检查、激活、响应和学习等环节。
2020, 22(5): 107-11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628
摘要:
为研究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安全能力构成并对主要工业领域科技安全能力进行评价，从运行能力、促进能力、保障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为适应评价对象主观性、小样本的特性，运用改进的组合赋权法计算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运用Topsis法对国防科技工业六大工业领域的安全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促进能力、保障能力是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安全能力的核心，运行能力是基础；工业领域发展水平越高，对应科技安全能力越强；促进能力和保障能力分别为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安全能力最强和最薄弱的方面。
为研究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安全能力构成并对主要工业领域科技安全能力进行评价，从运行能力、促进能力、保障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为适应评价对象主观性、小样本的特性，运用改进的组合赋权法计算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运用Topsis法对国防科技工业六大工业领域的安全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促进能力、保障能力是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安全能力的核心，运行能力是基础；工业领域发展水平越高，对应科技安全能力越强；促进能力和保障能力分别为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安全能力最强和最薄弱的方面。
2020, 22(5): 113-12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178
摘要:
区块链应用已经开始影响经济系统、法律系统乃至全社会系统的运作。作为一种新兴社会信用共识机制，它将颠覆传统信用机制，进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新一轮赋能和改造。社会系统论认为，区块链内部欠缺反思性，自治能力不足。与此同时，区块链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与扩张倾向，会对社会系统及其结构耦合产生激扰。倘若区块链的扩张倾向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将会加剧全社会的“去界分化”风险。并且，该风险还将危及基本权利。面对区块链应用对于全社会各领域的影响，法律系统通过对区块链的法律规制做出回应。因此，在对区块链的法律规制作出整体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应以风险预防和基本权利保护为导向，作出思路和方向的调整。
区块链应用已经开始影响经济系统、法律系统乃至全社会系统的运作。作为一种新兴社会信用共识机制，它将颠覆传统信用机制，进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新一轮赋能和改造。社会系统论认为，区块链内部欠缺反思性，自治能力不足。与此同时，区块链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与扩张倾向，会对社会系统及其结构耦合产生激扰。倘若区块链的扩张倾向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将会加剧全社会的“去界分化”风险。并且，该风险还将危及基本权利。面对区块链应用对于全社会各领域的影响，法律系统通过对区块链的法律规制做出回应。因此，在对区块链的法律规制作出整体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应以风险预防和基本权利保护为导向，作出思路和方向的调整。
2020, 22(5): 126-13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8200
摘要:
就流转架构和信息机制而言，中国突发事件应急物资保障系统依然奉行集中模式，这种自上而下和单点辐射的管理思维阻碍了应急物资的高效管理和精准配送，亟待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科技支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路，顺应应急物资流转的网络化特征，建立扁平式的统一供应链系统，并将区块链嵌入供应链系统，利用区块链算法实现链下链上信息沟通，促使应急物资信息公开透明、真实、完整、共享和可追溯。联盟区块链可以对网络节点的权限进行区分，保证主管机构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实现对应急物资的精准追溯，纳入监督机关或民众以构成对“公共资产”分配的多重监管，形成优质大数据，以供主管机构在突发事件决策和统计信息时作为依据。
就流转架构和信息机制而言，中国突发事件应急物资保障系统依然奉行集中模式，这种自上而下和单点辐射的管理思维阻碍了应急物资的高效管理和精准配送，亟待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科技支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路，顺应应急物资流转的网络化特征，建立扁平式的统一供应链系统，并将区块链嵌入供应链系统，利用区块链算法实现链下链上信息沟通，促使应急物资信息公开透明、真实、完整、共享和可追溯。联盟区块链可以对网络节点的权限进行区分，保证主管机构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实现对应急物资的精准追溯，纳入监督机关或民众以构成对“公共资产”分配的多重监管，形成优质大数据，以供主管机构在突发事件决策和统计信息时作为依据。
2020, 22(5): 134-14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196
摘要:
运行在区块链上的加密数字货币因技术特性而与社会经济产生了多样性的互动，作为交易对象和支付手段的价值受到技术的影响，其技术安全性与系统稳定性问题有待监管的介入与规则的保障。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目的并非对技术和经济职能维护，保障其作为货币的区块链共识结果，而是应当以监管评估其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共识，并经过一致性同意，且必须作为宏观政策工具的一环，服务于货币对经济实体行为的刺激与法定义务的分配，央行对待加密数字货币的态度也取决于央行调控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基于技术、经济和政治职能的认知，各国对待加密数字货币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模式，但也反映出部分相同的监管趋势。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通过双联模式的技术应用，行政权力行使中的价值强化，合作模式中的行政责任承担走向合作治理的路径，进而践行对象包容、手段多元、主体和责任排他性设计的监管制度逻辑。
运行在区块链上的加密数字货币因技术特性而与社会经济产生了多样性的互动，作为交易对象和支付手段的价值受到技术的影响，其技术安全性与系统稳定性问题有待监管的介入与规则的保障。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目的并非对技术和经济职能维护，保障其作为货币的区块链共识结果，而是应当以监管评估其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共识，并经过一致性同意，且必须作为宏观政策工具的一环，服务于货币对经济实体行为的刺激与法定义务的分配，央行对待加密数字货币的态度也取决于央行调控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基于技术、经济和政治职能的认知，各国对待加密数字货币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模式，但也反映出部分相同的监管趋势。加密数字货币的监管，通过双联模式的技术应用，行政权力行使中的价值强化，合作模式中的行政责任承担走向合作治理的路径，进而践行对象包容、手段多元、主体和责任排他性设计的监管制度逻辑。
2020, 22(5): 144-14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221
摘要: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2020, 22(5): 150-15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607
摘要:
动态质押的客体和交付符合物权法的强制要求，较普通动产质押并无不同，应从特定性和交付层面分析质权是否成立。尽管动态质押是担保物权，但质权对出质人的保护侧重于变价后阶段，而非变价前阶段。由于不可分的特性，加之对质押物的抽象约定，动态质押也会产生事后担保过度问题，导致质权人的合法担保权利和债务人的正常经营权利发生冲突。通过简单和补充的合同解释可以解决这一权利冲突，核心是基于交易习惯肯定债务人的法定交还请求权。实质结果是正常的经营权利优先于超额的担保权利，在此过程中质权人不存在损失，债务人因此不需要支付补偿，最终解决了权利冲突。动态质押能够在既有规范体系下得到解释，以实践交易模式为对象的规定会产生限缩金融创新空间的后果，民法典物权编并无必要对动态质押进行明文化规定。
动态质押的客体和交付符合物权法的强制要求，较普通动产质押并无不同，应从特定性和交付层面分析质权是否成立。尽管动态质押是担保物权，但质权对出质人的保护侧重于变价后阶段，而非变价前阶段。由于不可分的特性，加之对质押物的抽象约定，动态质押也会产生事后担保过度问题，导致质权人的合法担保权利和债务人的正常经营权利发生冲突。通过简单和补充的合同解释可以解决这一权利冲突，核心是基于交易习惯肯定债务人的法定交还请求权。实质结果是正常的经营权利优先于超额的担保权利，在此过程中质权人不存在损失，债务人因此不需要支付补偿，最终解决了权利冲突。动态质押能够在既有规范体系下得到解释，以实践交易模式为对象的规定会产生限缩金融创新空间的后果，民法典物权编并无必要对动态质押进行明文化规定。
2020, 22(5): 159-16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9492
摘要:
空间（χωρα）作为事物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在《蒂迈欧篇》的宇宙创生图景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文本的模糊性，对此概念的理解始终存在着多重困境。莫尔将其类比为镜子或媒介，并将在其中的事物都称为影像，将空间与可感事物类比为一种镜像关系。相比于康福德，莫尔更是将空间的镜子类比深化到本体论层次，在他看来，柏拉图所说的空间并没有实体意义上的承载功能，本质上只能作为一种映射能力而存在，但莫尔的镜子类比却造成了对理解柏拉图文本的诸多疑难。因此致力于论述并批判莫尔对柏拉图空间概念的镜子类比，认为此类比不仅造成了与《蒂迈欧篇》文本的冲突，而且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从空间与元素痕迹相互奠基的维度将其还原为一种关系性概念，并探讨关系性空间的性质，进而理解柏拉图空间的本质特征。
空间（χωρα）作为事物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在《蒂迈欧篇》的宇宙创生图景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文本的模糊性，对此概念的理解始终存在着多重困境。莫尔将其类比为镜子或媒介，并将在其中的事物都称为影像，将空间与可感事物类比为一种镜像关系。相比于康福德，莫尔更是将空间的镜子类比深化到本体论层次，在他看来，柏拉图所说的空间并没有实体意义上的承载功能，本质上只能作为一种映射能力而存在，但莫尔的镜子类比却造成了对理解柏拉图文本的诸多疑难。因此致力于论述并批判莫尔对柏拉图空间概念的镜子类比，认为此类比不仅造成了与《蒂迈欧篇》文本的冲突，而且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从空间与元素痕迹相互奠基的维度将其还原为一种关系性概念，并探讨关系性空间的性质，进而理解柏拉图空间的本质特征。
2020, 22(5): 167-17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299
摘要: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