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22卷 第6期
2020, 22(6): 1-1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350
摘要:
前期研究重点关注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却较少关注公众参与这种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公众参与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检验公众参与是否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结果发现：（1）总体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但却存在地区差异，公众参与仅对东部地区降低环境污染起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影响。（2）公众参与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但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的作用尚不明显，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经济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能够起到抑制污染排放的作用。（3）环境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累加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并且环境污染的动态持续“累加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动态累加效应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说明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即使替换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以上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前期研究重点关注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却较少关注公众参与这种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三种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公众参与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检验公众参与是否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结果发现：（1）总体上公众参与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抑制污染排放，但却存在地区差异，公众参与仅对东部地区降低环境污染起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尚未表现出显著影响。（2）公众参与能够通过政府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产生影响，但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立法、环境执法的作用尚不明显，通过影响政府环境经济规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则能够起到抑制污染排放的作用。（3）环境污染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累加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并且环境污染的动态持续“累加效应”大于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动态累加效应更为明显，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说明中、西部地区污染治理形势更为严峻。即使替换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以上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2020, 22(6): 11-1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7870
摘要:
利用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分时段层面实证考察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内在联系，并检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强度。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东部、全国和西部；国家五年规划环境考核政策实施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但该政策产生的效果具有滞后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路径强度具有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路径和环境规制的基础设施建设路径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最重要的传导路径。
利用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分时段层面实证考察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内在联系，并检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强度。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东部、全国和西部；国家五年规划环境考核政策实施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但该政策产生的效果具有滞后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路径强度具有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路径和环境规制的基础设施建设路径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最重要的传导路径。
2020, 22(6): 20-3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145
摘要:
城市矿产开发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打造“无废城市”的重要抓手。从产业链脆弱性视角构建协同治理影响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借助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312份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协同治理的协同主体素质、协同结构质量和协同机制效力三个维度对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效应；动态协同能力在两者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协同感知力、协同适应力和协同恢复力三个构成维度在两者关系中产生显著但程度有别的部分中介效应；协同氛围在协同主体素质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在协同机制效力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环境不确定性在动态协同能力与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揭示出协同治理解决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问题的内在机制，为提升城市矿产开发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城市矿产开发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打造“无废城市”的重要抓手。从产业链脆弱性视角构建协同治理影响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借助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312份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协同治理的协同主体素质、协同结构质量和协同机制效力三个维度对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效应；动态协同能力在两者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协同感知力、协同适应力和协同恢复力三个构成维度在两者关系中产生显著但程度有别的部分中介效应；协同氛围在协同主体素质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在协同机制效力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环境不确定性在动态协同能力与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揭示出协同治理解决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问题的内在机制，为提升城市矿产开发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2020, 22(6): 32-4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469
摘要: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政府、民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基于利益相关者和制度理论之视角，选取2009—2016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大中型钢铁企业为样本，应用非期望产出的SBM超效率模型深入探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第二，进一步把利益相关者分成两个子群体，并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子群体的环境偏好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相关实证结果同样呈现出“倒U形”关系。第三，实证研究还表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第四，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建议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应更好地权衡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并由此建立起长期的环境战略和计划。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政府、民众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基于利益相关者和制度理论之视角，选取2009—2016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大中型钢铁企业为样本，应用非期望产出的SBM超效率模型深入探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呈现“倒U形”关系。第二，进一步把利益相关者分成两个子群体，并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子群体的环境偏好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相关实证结果同样呈现出“倒U形”关系。第三，实证研究还表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第四，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建议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应更好地权衡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并由此建立起长期的环境战略和计划。
2020, 22(6): 43-51,6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363
摘要:
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的双元性视角，在将产学知识流动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知识转化阶段的基础上，以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效率DEA模型分别测度知识创新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并使用面板Tobit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流动双元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产学知识流动双元效率在地区间存在不均衡现象，且知识创新效率均值高于知识转化效率均值；（2）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倒U形”影响，但是对产学知识转化效率的影响不显著；（3）在高校类型的调节效应下，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创新效率的“倒U形”影响得到加强，并且对产学知识转化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4）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流动双元效率的影响针对创新集聚程度和地理分布特征存在异质性。
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的双元性视角，在将产学知识流动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知识转化阶段的基础上，以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效率DEA模型分别测度知识创新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率，并使用面板Tobit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流动双元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产学知识流动双元效率在地区间存在不均衡现象，且知识创新效率均值高于知识转化效率均值；（2）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创新效率存在显著“倒U形”影响，但是对产学知识转化效率的影响不显著；（3）在高校类型的调节效应下，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创新效率的“倒U形”影响得到加强，并且对产学知识转化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4）政府支持对产学知识流动双元效率的影响针对创新集聚程度和地理分布特征存在异质性。
2020, 22(6): 52-6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555
摘要: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基于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在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企业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国有控股程度对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效率，且相对控股的治理模式比绝对控股更有利于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提升。而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分组检验显示，在垄断行业中，绝对控股的治理模式优于相对控股。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效率提升更大。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基于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在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企业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国有控股程度对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效率，且相对控股的治理模式比绝对控股更有利于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提升。而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分组检验显示，在垄断行业中，绝对控股的治理模式优于相对控股。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效率提升更大。
2020, 22(6): 65-7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913
摘要:
融资约束的微观经济后果对于事务所和客户关系的影响深远，并影响了审计契约的稳定性。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声誉机制，通过收集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5—2018年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并采用多元判别和排序逻辑回归两种方法构建融资指数，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事务所变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可能性越大，且事务所的变更越可能从高声誉变更到低声誉；（2）事务所变更后，客户获得了更清洁的审计意见，事务所的行业集中度减弱，客户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但客户的融资成本和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变化，说明客户更换事务所主要是为了融资，事务所未起到公司治理作用，客户可能购买了审计意见；（3）只有客户产权性质和审计延迟调节了融资约束对事务所变更的影响。研究结论提醒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当更加重视事务所变更可能带来的影响。
融资约束的微观经济后果对于事务所和客户关系的影响深远，并影响了审计契约的稳定性。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声誉机制，通过收集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5—2018年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并采用多元判别和排序逻辑回归两种方法构建融资指数，分析了融资约束与事务所变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可能性越大，且事务所的变更越可能从高声誉变更到低声誉；（2）事务所变更后，客户获得了更清洁的审计意见，事务所的行业集中度减弱，客户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但客户的融资成本和投资效率并没有显著变化，说明客户更换事务所主要是为了融资，事务所未起到公司治理作用，客户可能购买了审计意见；（3）只有客户产权性质和审计延迟调节了融资约束对事务所变更的影响。研究结论提醒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当更加重视事务所变更可能带来的影响。
2020, 22(6): 78-8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4055
摘要:
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知识流动对于协同创新和产业链升级有着重要意义，而其内部创新主体的知识位势分布特征是影响知识流动的关键因素。根据创新主体的知识存量和知识扩散的方向，将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企业分为高知识位势企业、中间知识位势企业和低知识位势企业。通过构建三方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知识流动行为、消极参与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知识广度势差有利于创新生态系统内的知识流动，而过大的知识深度势差则不利于知识流动行为的产生；知识吸收转化能力和内部知识流动的通畅性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向知识流动良性循环的路径演化；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知识流动行为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故应在合作形成的初期就避免消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由于核心企业或行业领导者与新创企业或集群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知识势差，使得知识的转移与吸收过程变得艰难，中间知识位势主体此时则扮演了知识流动中介和辅助者的角色。
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知识流动对于协同创新和产业链升级有着重要意义，而其内部创新主体的知识位势分布特征是影响知识流动的关键因素。根据创新主体的知识存量和知识扩散的方向，将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企业分为高知识位势企业、中间知识位势企业和低知识位势企业。通过构建三方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知识流动行为、消极参与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知识广度势差有利于创新生态系统内的知识流动，而过大的知识深度势差则不利于知识流动行为的产生；知识吸收转化能力和内部知识流动的通畅性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向知识流动良性循环的路径演化；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的知识流动行为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故应在合作形成的初期就避免消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由于核心企业或行业领导者与新创企业或集群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知识势差，使得知识的转移与吸收过程变得艰难，中间知识位势主体此时则扮演了知识流动中介和辅助者的角色。
2020, 22(6): 88-9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323
摘要: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自媒体创业逐渐成为中国青年创业的主流趋势。但在互联网红利逐渐消失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自媒体创业者的创业成功率已然成为双创时代的重要课题。为使青年自媒体创业者对其创业环境建立起系统认知，从而引导他们对自身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作出正确评估，采用SWOT（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分析法，从创业者的个人优势及劣势、宏观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及挑战四个维度对青年自媒体创业者的创业环境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显示：多业态组合策略能够有效提升自媒体创业的盈利能力，相关平台及机构的支撑可以帮助创业者规避行业风险，引入MCN（Multi-Channel Network）模式能够保证创业者的高质量内容输出，而导入产业资本则能够助力自媒体创业者加速转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年自媒体创业者应当不断根据自身现状调整其创业策略，从而实现其最终的创业目标。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自媒体创业逐渐成为中国青年创业的主流趋势。但在互联网红利逐渐消失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自媒体创业者的创业成功率已然成为双创时代的重要课题。为使青年自媒体创业者对其创业环境建立起系统认知，从而引导他们对自身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作出正确评估，采用SWOT（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分析法，从创业者的个人优势及劣势、宏观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及挑战四个维度对青年自媒体创业者的创业环境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显示：多业态组合策略能够有效提升自媒体创业的盈利能力，相关平台及机构的支撑可以帮助创业者规避行业风险，引入MCN（Multi-Channel Network）模式能够保证创业者的高质量内容输出，而导入产业资本则能够助力自媒体创业者加速转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青年自媒体创业者应当不断根据自身现状调整其创业策略，从而实现其最终的创业目标。
2020, 22(6): 96-10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7006
摘要:
构建一体化应急应战体系是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内容。然而，现阶段中国一体化应急应战组织模式尚不清晰，机构间协调关系有待明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以部际横向协调机制为视角，绘制了一体化应急应战协作网络。在构建“核心度百分比排名—限制度百分比排名”二维框架的基础上，从时间维度分析网络形态、机构角色定位和机构间互动关系的演化情况以及协作网络的演化逻辑。结果表明：中国一体化应急应战协作网络呈现出整体结构不断优化与核心机构功能提升相互促进的演化模式，网络中机构职能的逐步整合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体网络结构的不断优化。同时，中国应急应战协作网络中的核心机构集合呈现出由“多元弱核心”→“稳定强核心”的变迁过程，应急应战体系也由单一危机事件或单一灾种的导向特征转变为统筹协调、多危机事件多灾种耦合的应急应战响应模式。在网络演化逻辑方面，中国应急应战体系呈现出机构改革推动与国家危机管理需求拉动的双向驱动模式。在此基础上，从“管理机制”“力量建设”“资源共享”等三个方面对中国一体化应急应战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构建一体化应急应战体系是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内容。然而，现阶段中国一体化应急应战组织模式尚不清晰，机构间协调关系有待明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以部际横向协调机制为视角，绘制了一体化应急应战协作网络。在构建“核心度百分比排名—限制度百分比排名”二维框架的基础上，从时间维度分析网络形态、机构角色定位和机构间互动关系的演化情况以及协作网络的演化逻辑。结果表明：中国一体化应急应战协作网络呈现出整体结构不断优化与核心机构功能提升相互促进的演化模式，网络中机构职能的逐步整合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体网络结构的不断优化。同时，中国应急应战协作网络中的核心机构集合呈现出由“多元弱核心”→“稳定强核心”的变迁过程，应急应战体系也由单一危机事件或单一灾种的导向特征转变为统筹协调、多危机事件多灾种耦合的应急应战响应模式。在网络演化逻辑方面，中国应急应战体系呈现出机构改革推动与国家危机管理需求拉动的双向驱动模式。在此基础上，从“管理机制”“力量建设”“资源共享”等三个方面对中国一体化应急应战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2020, 22(6): 107-11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7104
摘要:
体制机制问题是区域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构建的核心，而破解和理顺其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边界问题有助于体制机制问题的解决。对此，通过引入边界渗透的概念并借助建构扎根理论，以成德绵地区某产业功能区为案例，构建区域军民融合中边界形成和移动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由于整个体系处于一种制度复杂性的环境之下，异质行动者基于不同的制度逻辑，呈现出边界强化、边界跨越和边界模糊等不同的边界状态，并形成了流散型结盟、被动式松耦型结盟、主动式松耦型结盟和紧密型结盟等不同的结盟模式，从而影响到军民融合过程中技术、资本和资源等的流动效率和配置效果。
体制机制问题是区域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构建的核心，而破解和理顺其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边界问题有助于体制机制问题的解决。对此，通过引入边界渗透的概念并借助建构扎根理论，以成德绵地区某产业功能区为案例，构建区域军民融合中边界形成和移动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由于整个体系处于一种制度复杂性的环境之下，异质行动者基于不同的制度逻辑，呈现出边界强化、边界跨越和边界模糊等不同的边界状态，并形成了流散型结盟、被动式松耦型结盟、主动式松耦型结盟和紧密型结盟等不同的结盟模式，从而影响到军民融合过程中技术、资本和资源等的流动效率和配置效果。
2020, 22(6): 115-122,15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615
摘要:
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如何界定，涉及到民法、破产法乃至金融交易法等诸多法理问题。比特币作为一种基于密码学原理存在于计算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电子支付系统，不属于物理意义上的有体物，并非传统民法上的物。数字货币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只要能够满足所有者对其控制与支配，所有权权能具有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全部内容，所有权权属与变动能够以明确的方式予以公示即可。日本与中国私法体系同宗同源，对数字货币的认识大致相同，中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作法超前于日本。不过，日本近年来的立法持较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中国则全面禁止数字货币交易与ICO。数字货币的私法意义应该结合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在未来之立法中，根据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将其纳入到现行法律框架之中。
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如何界定，涉及到民法、破产法乃至金融交易法等诸多法理问题。比特币作为一种基于密码学原理存在于计算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电子支付系统，不属于物理意义上的有体物，并非传统民法上的物。数字货币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只要能够满足所有者对其控制与支配，所有权权能具有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全部内容，所有权权属与变动能够以明确的方式予以公示即可。日本与中国私法体系同宗同源，对数字货币的认识大致相同，中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作法超前于日本。不过，日本近年来的立法持较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中国则全面禁止数字货币交易与ICO。数字货币的私法意义应该结合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关规定，在未来之立法中，根据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将其纳入到现行法律框架之中。
2020, 22(6): 123-12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227
摘要:
作为区块链技术的载体和应用产物，ICO在发挥现代商业拉动经济模式转变的同时也滋生许多新型违法犯罪活动。传统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采取“一刀切”式的限制立场，这将导致传统刑法理论和法条规则与新型网络信息技术的关系日益紧张。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传统刑法的理论和立法在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ICO行为法律属性的解读、ICO与其他犯罪行为的分界等方面都未加以明确。中国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的刑法创新规制宜进一步突出对“募集对象”的规制路径；以非法经营罪作为刑法规制ICO行为的兜底条款；并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形分别进行刑法认定，以完善ICO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
作为区块链技术的载体和应用产物，ICO在发挥现代商业拉动经济模式转变的同时也滋生许多新型违法犯罪活动。传统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采取“一刀切”式的限制立场，这将导致传统刑法理论和法条规则与新型网络信息技术的关系日益紧张。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传统刑法的理论和立法在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ICO行为法律属性的解读、ICO与其他犯罪行为的分界等方面都未加以明确。中国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的刑法创新规制宜进一步突出对“募集对象”的规制路径；以非法经营罪作为刑法规制ICO行为的兜底条款；并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形分别进行刑法认定，以完善ICO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
2020, 22(6): 130-141.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4785
摘要:
《民法典》对违背公序良俗合同的后果沿用了《民法总则》与《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后应当返还的规定，而应当返还规则的社会妥当性已遭到质疑，相应的司法补救也难以治愈。应当返还规则的问题症结在于不区分无效原因，缺少背俗合同返还规则的固有法理。在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之间法益均衡的背俗合同返还规则应当是一般拒绝、例外允许。一般拒绝返还旨在惩戒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当事人与避免否定合同无效的评价。例外允许返还发生在给付人遭受的利益剥夺与背俗程度不相称的情况下，此时可基于当事人之间背俗程度的差异，并结合不返还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在个案中允许返还。民法典时代背俗合同返还的认定可基于《民法典》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和应当返还规则，在解释论上实现一般拒绝、例外允许。
《民法典》对违背公序良俗合同的后果沿用了《民法总则》与《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后应当返还的规定，而应当返还规则的社会妥当性已遭到质疑，相应的司法补救也难以治愈。应当返还规则的问题症结在于不区分无效原因，缺少背俗合同返还规则的固有法理。在社会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之间法益均衡的背俗合同返还规则应当是一般拒绝、例外允许。一般拒绝返还旨在惩戒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当事人与避免否定合同无效的评价。例外允许返还发生在给付人遭受的利益剥夺与背俗程度不相称的情况下，此时可基于当事人之间背俗程度的差异，并结合不返还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在个案中允许返还。民法典时代背俗合同返还的认定可基于《民法典》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和应当返还规则，在解释论上实现一般拒绝、例外允许。
2020, 22(6): 142-15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807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税制演进与征管创新对稽征经济原则的偏离严重。稽征经济理论对此无法加以解释与规范，理论与实践错位突出。在诠释税法中“简约与复杂”的逻辑关系后，通过简约税法与稽征经济的理论联结，同步考察域内外实践，提出稽征经济的实质是结构性简约税法，并架构起“四梁八柱”的新理论体系。一方面，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税制总是呈现出有繁有简的结构性特征，税制的复杂化生长有助带动税法简约成为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税制设计与征管创新若能契合简化税制要素、精选税制工具、致力透明税制、减少例外规定、降低征管费用、压缩合规成本、便利救济渠道、实现内外协调等目标要义，将过分的复杂税制尽力简化，对简约税制巩固成效，有利减少因税制复杂化失当带来的效率减损，不断提高征管经济性。在结构性简约税法理论指引下，税制简化的审查工具类型更加丰富、简化指标更为科学，助力增强税法建制原则的解释力、规范力。通过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的实体与程序税制进行相关性反思、修正，沿循新的理论路径，助力深化税改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税制演进与征管创新对稽征经济原则的偏离严重。稽征经济理论对此无法加以解释与规范，理论与实践错位突出。在诠释税法中“简约与复杂”的逻辑关系后，通过简约税法与稽征经济的理论联结，同步考察域内外实践，提出稽征经济的实质是结构性简约税法，并架构起“四梁八柱”的新理论体系。一方面，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税制总是呈现出有繁有简的结构性特征，税制的复杂化生长有助带动税法简约成为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税制设计与征管创新若能契合简化税制要素、精选税制工具、致力透明税制、减少例外规定、降低征管费用、压缩合规成本、便利救济渠道、实现内外协调等目标要义，将过分的复杂税制尽力简化，对简约税制巩固成效，有利减少因税制复杂化失当带来的效率减损，不断提高征管经济性。在结构性简约税法理论指引下，税制简化的审查工具类型更加丰富、简化指标更为科学，助力增强税法建制原则的解释力、规范力。通过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的实体与程序税制进行相关性反思、修正，沿循新的理论路径，助力深化税改成果。
2020, 22(6): 153-16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293
摘要:
中美关系决定着21世纪国际政治走向和全球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妥善处置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而言均有重要意义。以2017—2018年中美两国民众世界观调查为主要依据，详细分析中美两国民众心目中的两国国家形象以及对彼此国家的认知状况，发现两国民众在对彼此国家的关注和了解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对彼此国家的认知途径与报道满意度方面趋同。此外，在认同彼此国家大国形象的基础上在国家好感度、国家领导人好感度以及两国政治与公共外交形象等细分领域也存在明显分歧。而民众对一国是否感兴趣、是否了解以及民众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国际新闻接触率是影响民众国家形象认知的重要因素。
中美关系决定着21世纪国际政治走向和全球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妥善处置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而言均有重要意义。以2017—2018年中美两国民众世界观调查为主要依据，详细分析中美两国民众心目中的两国国家形象以及对彼此国家的认知状况，发现两国民众在对彼此国家的关注和了解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对彼此国家的认知途径与报道满意度方面趋同。此外，在认同彼此国家大国形象的基础上在国家好感度、国家领导人好感度以及两国政治与公共外交形象等细分领域也存在明显分歧。而民众对一国是否感兴趣、是否了解以及民众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国际新闻接触率是影响民众国家形象认知的重要因素。
2020, 22(6): 164-17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4890
摘要:
在性别研究中，人类发展中的技术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具有典型的男性特质，女性被安排为技术边缘群体。这种固有的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认知具有深厚的传统并成为刻板共识。但在新媒体等新技术发展的环境下，一种乐观的看法是弱势人群特别是女性由于技术接近和使用的可能性增加，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或社会参与权。但现实中女性在技术使用与技术占有方面存在障碍。从人类历史上的技术性别归属、技术的性别分层与性别气质、新媒体与女性赋权以及赛博格的性别重构等方面对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进行探讨，有利于审慎看待新环境中的“赋权”想象。
在性别研究中，人类发展中的技术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具有典型的男性特质，女性被安排为技术边缘群体。这种固有的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认知具有深厚的传统并成为刻板共识。但在新媒体等新技术发展的环境下，一种乐观的看法是弱势人群特别是女性由于技术接近和使用的可能性增加，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或社会参与权。但现实中女性在技术使用与技术占有方面存在障碍。从人类历史上的技术性别归属、技术的性别分层与性别气质、新媒体与女性赋权以及赛博格的性别重构等方面对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进行探讨，有利于审慎看待新环境中的“赋权”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