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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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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常香云, 李银萍, 王珊, 范体军
2018, (6): 1-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862
摘要: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陷入“惩戒牢笼”:失信惩戒是否抑制了企业创新?——来自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的证据
尹建华, 弓丽栋, 王森
2018, (6): 9-1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5105
摘要:
失信惩戒对企业污染违规治理已初见成效,然而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却鲜有关注。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废水国控重点监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制度基础观理论提出失信惩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惩戒牢笼"假说,并通过使用地区腐败作为工具变量的截面数据模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发现:(1)失信惩戒与企业创新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因果关系,受"惩戒牢笼"所捕获的企业其研发创新活动受到了显著的抑制,惩戒强度越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越低;(2)国有企业正向调节失信惩戒与企业创新的负向因果关系,且主效应为正,这在于国有企业的"合法性"基因使其具有更强的惩戒免疫力,高压惩戒反而提升了其创新意愿,其研发创新与惩戒强度正相关。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投入的“拥塞效应”
郭高晶
2018, (6): 18-2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5501
摘要:
传统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评价使用的DEA模型采用强可处置假定,无法识别生产活动发生在非经济区域时能源过度投入产生的"拥塞效应"。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框架下,拓展了能源投入拥塞概念,运用改进的FGL模型测算2000-2015年中国省域工业部门能源投入的拥塞度,并将能源投入拥塞引致的无效率从全局能源无效率中分离出来。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投入确实存在"拥塞效应",不同省份存在差异,并且拥塞是造成能源使用无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在消除能源投入拥塞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认为:政府应该根据能源使用无效率的不同来源,因地制宜地制定节能减排政策,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双重目标。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区域生态效率——基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屈文波
2018, (6): 27-3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5179
摘要:
为考察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通过构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基于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的总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39 4和0.045 5,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04 7和0.028 7,且系数检验显著,对提升区域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直接效应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近地缘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环境规制彼此有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忽略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作用,有可能会得出有偏的结论。第三产业比率、国有比率、外资比率和研发强度提高对提升生态效率均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资本劳动比率、贸易开放度比率提高则不利于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
中国储能产业中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商业价值
张雷, 刘颖琦, 张力, 庞贝贝
2018, (6): 34-4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5206
摘要:
动力电池作为储能最佳的载体之一,是否具备商业价值成为影响储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对国内外储能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应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从发电侧、电网侧和用户侧以及辅助服务等方面对影响商业价值的成本和收益要素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引入碳排放政策下的环境收入等指标,系统梳理各成本/收入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构建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储能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利用VENSIM软件对中国首个"金太阳项目"——"张北风光储输示范项目"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的商业价值模型进行仿真模拟。研究表明: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储能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其商业价值的提高可以从电池成本、政府补贴以及峰谷价差等多角度来思考。未来随着电池成本下降、额定容量增加、峰谷电价差、国家补贴等因素的变化,中国储能产业中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商业价值将会更加显著。
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时空差异——以山东省为例
田红, 丁长安
2018, (6): 45-5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396
摘要:
碳排放问题是区域旅游业发展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之一。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按照"自下而上"分析法对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进行定量估算,并采用系统聚类法将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划分为高、中、低三类碳排放区域,具体剖析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碳排放总量、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是衡量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重要指标。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而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则逐年下降,旅游业节能减排取得一定成效。(2)区域旅游业三大部门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旅游交通是区域旅游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旅游活动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而旅游住宿碳排放波动性较大。2000-2015年山东省旅游业累积碳排放总量为4 764.05万吨,其中,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活动三大部门占比分别为66.52%、25.80%、7.68%。(3)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从空间分布上看,山东省旅游业碳排放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旅游业碳排放总量呈现出东部沿海 > 鲁中地区 > 鲁西地区,游客人均碳排放量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则是东部沿海 > 鲁西地区 > 鲁中地区;从碳排放指标上看,山东省大多数地市位于中高旅游业碳排放的行列,东部沿海是旅游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区。
共享经济监管机制对感知隐私风险、消费者信任及持续共享意愿的影响
贺明华, 梁晓蓓, 肖琳
2018, (6): 55-6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713
摘要: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检验共享经济监管机制对隐私感知风险、消费者信任和持续共享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政府监管对感知隐私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行业自律监管对感知隐私风险的负向影响不显著,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监管的交互组合对感知隐私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感知隐私风险对消费者信任及持续共享意愿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消费者信任对持续共享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国家创新型城市效率评价研究——基于两阶段DEA模型
王默, 魏先彪, 彭小宝, 段玉珍
2018, (6): 65-7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917
摘要:
采用共享投入型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并构建多环节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长三角地区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在未来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相关城市不仅要考虑科技创新,还应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资金投入方面,需要构建金融创新体系,深化资本市场的建设,提升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强化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在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应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鼓励自主创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快推进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股票市场信息流关联网络——基于转移熵的实证研究
邬松涛, 何建敏
2018, (6): 75-8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124
摘要:
以中国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对2005-2016年股票间信息流关联网络进行研究。利用转移熵对股票间非对称、非线性信息流进行测度;以此为关联性指标,基于阈值法和滚动时间窗方法构建随时间演化的股票间有向加权信息流关联网络。运用平均最短路径和聚集系数等复杂网络理论,以及蓄意攻击和随机故障等分析方法,对信息流关联网络的宏观拓扑特征、关键节点、小世界性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市场总体行情剧烈波动和相对平稳时期,股票间皆可能存在强烈的信息交互。随时间演化的网络拓扑结构具有结构性差异,部分时期的信息流关联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同时存在影响范围和影响力极大的关键节点股票,是潜在的风险窗口期。蓄意攻击和随机故障下的小世界性分析表明,关键风险节点股票在控制全局风险的同时可能会导致局部风险加剧。
房价波动、银行信贷与产业升级——基于银行信贷中介效应检验及区域差异对比分析
林小玲, 张凯
2018, (6): 84-9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562
摘要:
房价波动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阐述房价暴涨通过银行信贷中介效应传导机制对产业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并基于全国大中城市2007-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法检验房价波动通过银行信贷中介效应机制影响产业升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中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对产业升级产生负效应;第二,大中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会增加房地产银行信贷需求,挤出了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银行资金,从而抑制产业升级;第三,通过区域差异对比分析,东部大中城市银行信贷对房价波动与高新产业关系发挥中介效应,房价上涨通过吸收银行信贷挤出高新产业发展资金;中部大中城市房价上涨通过吸收银行信贷挤出第三产业发展资金;银行信贷没有对西部城市的房价波动与产业升级发挥中介效应。
农地闲置治理中的村民互助:地方经验与缺陷补正——以四川省G村为例
丁文, 冯义强
2018, (6): 96-10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3973
摘要:
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层面对农地闲置的治理问题进行探讨,其研究成果局限于制度构建,忽视了实践经验的重要作用。实践中多数不适宜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流转的地区采用村民互助的方式对闲置农地进行了有效治理,其中,以四川省G村最为典型。该村的村民互助经历了经济关系主导型、血缘关系主导型、地邻关系主导型3种类型的演变。目前,其采用的地邻关系主导型村民互助,包含着相邻居住型和农地相邻型两种实践类型,是一种为克服劳动力之不足而以地邻关系为纽带自发形成的临时性农业生产方式。G村的村民互助虽然在农地闲置治理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部分村民参与意愿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互助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应通过利用村两委和龙头企业提高村民的互助意愿;实施教育服务购买优化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理念;借力乡贤调解纠纷提高村民互助的可持续性等途径予以解决。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
汪晓文, 杜欣
2018, (6): 104-111.
摘要:
经济增长方式向以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集约型增长转变是在经济新常态下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维度,基于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的分析,从资源配置效率与微观生产效率层面选取影响因素,利用中国2003-2015年30省区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技术引进、对外经济开放、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显著正相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各因素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效应呈现出区域差异,空间异质性因素为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空间一致性因素为对外经济开放、制度安排,因此,东、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与逻辑不尽相同。
国民经济动员立法的必要性及重难点
刘瑞强
2018, (6): 112-11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5771
摘要:
军民融合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动员作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中极为重要的领域,急需出台《国民经济动员法》予以规范和保障国民经济动员活动。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及政策法规。《国民经济动员法》需要解决何谓规范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对国民经济动员的新要求、综合性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国民经济动员的新功能、国民经济动员权责和程序及国民经济动员实施的动力机制等问题,需要理顺国民经济动员的主管机构、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职能及国民经济动员的指挥体制。
不动产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认定研究
赵秀梅, 尹小鹭
2018, (6): 119-12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503
摘要:
借名登记中出名人处分不动产的行为存在有权处分和无权处分两种不同的观点。出名人的处分应属于有权处分,第三人无论善意还是恶意,均得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取得不动产所有权,无须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冒名处分他人不动产有无权处分和无权代理两种不同观点。冒名处分不动产,应属于无权代理行为,不能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登记名义共有人处分不动产也有有权处分和无权处分两种不同观点。登记名义共有人处分不动产是无权处分行为,善意第三人可依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主张善意取得。
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变革论——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视角
冯帅
2018, (6): 127-13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409
摘要:
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因能弥补相关硬法的缺陷,而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和重视,并成为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主要治理形式。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在监管标准、主体、方式和路径等方面均无法达到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期待和要求,亟需变革。由于软法的作用和效力仍存有争议,且不同国家的利益差异较为明显,其变革之路必将困难重重。在人权规则的持续发展和南南合作与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下,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的变革方向逐渐明晰,或将在理念、制定和实施上有所革新。中国已经开始探索并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的国内转化路径及其范围与重点,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为了食品安全国际法治的早日实现,建议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并扩大国际影响力。
大数据视野下环境侵权诉讼证据制度的优化
刘志坚, 丁国民
2018, (6): 138-146.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979
摘要:
大数据时代对环境侵权诉讼证据制度既形成了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存在着技术鉴定与法庭审判"两张皮"的现象,学界主要精力大都投放于规则的设计之中,大数据对于破解环境侵权取证难、判断难等问题的突出作用尚未引起广泛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极为稀少。大数据不仅是一种依据,也是一种法律方法论。将大数据融入到环境侵权诉讼证据制度的优化进程中是当前环境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一大课题,也是贯彻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应有之义。对此,制度设计者一方面要突破法学,进行文理结合的前瞻性探索,构建环境侵权证据立法的大数据分析平台、环境侵权证据的全天候监测体系、环境侵权民事救济的大数据证据分析系统等多个大数据平台;另一方面要回归法学,在环境侵权诉讼证据制度中构建大数据的权利图谱,进行法学方法论革新,构建事前预判与事后及时取证相结合的新技术范式。
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研究
王东伟
2018, (6): 147-15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634
摘要:
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增加了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与原有的"滥用职权"共同构成了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标准。在现行审查标准体系下,"滥用职权"主要适用于审查行政机关具有主观恶性的行政行为,而"明显不当"主要适用于审查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等的行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混用、"明显不当"的具体判断标准难以法定化、客观化等问题。中国对行政裁量行为合理性审查制度的重构,应当在明确行政裁量行为范围的基础上,将"明显不当"的审查标准客观化、法定化,并将"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区分开来。
公共财政如何促进教育公平?——基于广东省“基础教育创强”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廖逸儿, 原珂
2018, (6): 153-16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1393
摘要:
教育支出是政府财政的重大支出,确保教育公平性是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以广东省"基础教育创强"专项资金涉及的91个区县为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合典型个案,探讨公共财政对教育公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该项资金显著提高了全省整体教育水平,缩小了县域内教育发展的差距。其中,区县政府作为、经费支出总量、市县经费占比以及社会捐献对改善教育公平的作用尤为明显,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对欠发达地区教育公平的影响不具参考意义。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基于现实状况及责任体制,应严控县区教育经费财政配套要求,支持区县政府教育管理创新,完善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与机制。
“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全要素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朱恬恬, 胡霞, 彭华荣
2018, (6): 163-169.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8.2779
摘要:
引入DEA-Malmquist指数方法评价了2011-2015年31所教育部直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全要素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结果显示:在考察的31所高校中,还有1/3左右高校的Malmquist指数小于1,导致所有高校的Malmquist指数平均值略小于1(0.983 0);B类高校的科技创新效率并不比A类高校逊色;农业类高校的科技创新效率高于综合类和工科类,而师范类高校相对较差;西部高校的科技创新效率优于东部高校,而东部高校优于中部高校;技术进步效率是各类高校提升科技创新效率的短板和未来继续深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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