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3期
2020, 22(3): 1-1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379
摘要:
聚焦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财政体制改革等热点问题，构建含有生态环境与财政分权变量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全面考察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以及研发创新等因素的环境影响机制；构建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针对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考虑交互效应则两者互相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削弱各自产生的污染效应，环境质量具有滞后加剧效应。（2）西部地区表现出税收改善环境趋势以及创新后发优势；中部地区表现出人力资本和人均GDP环境提升效应；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FDI占比环境提升效应。（3）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产生非线性环境影响，人均GDP与FDI占比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以上结论，在财税政策协调互补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的地理、经济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环境提升策略，最终达成环境保护与财政经济的和谐双赢局面。
聚焦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财政体制改革等热点问题，构建含有生态环境与财政分权变量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全面考察财政分权、税收负担以及研发创新等因素的环境影响机制；构建面板模型与门槛模型，针对区域异质性特征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考虑交互效应则两者互相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削弱各自产生的污染效应，环境质量具有滞后加剧效应。（2）西部地区表现出税收改善环境趋势以及创新后发优势；中部地区表现出人力资本和人均GDP环境提升效应；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FDI占比环境提升效应。（3）财政分权与税收负担均产生非线性环境影响，人均GDP与FDI占比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以上结论，在财税政策协调互补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的地理、经济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环境提升策略，最终达成环境保护与财政经济的和谐双赢局面。
2020, 22(3): 14-2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847
摘要:
利他诉求和利己诉求割裂导致的态度—行为偏差一直是绿色消费面临的主要障碍。为此，从有限道德假设和有限自利假设出发，基于改进后的目标框架理论构建一个媒体说服与绿色购买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型，期望破解绿色消费“知行不合一”的困境。研究结果显示：媒体说服通过激活环境责任感知（规范目标框架）和绿色感知价值（消费价值目标框架），进而共同影响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媒体说服对不同目标框架的形塑能力不同，导致各自发挥中介作用的差异；环境问题严重性感知负向调节了中介模型，从而发现绿色购买“脱敏”现象的发生机制。认为，媒体通过激活规范目标框架和消费价值目标框架是扩大绿色购买的有效途径，但在采取“恐惧诉求”策略时需要预防触发“脱敏”现象的发生机制。
利他诉求和利己诉求割裂导致的态度—行为偏差一直是绿色消费面临的主要障碍。为此，从有限道德假设和有限自利假设出发，基于改进后的目标框架理论构建一个媒体说服与绿色购买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型，期望破解绿色消费“知行不合一”的困境。研究结果显示：媒体说服通过激活环境责任感知（规范目标框架）和绿色感知价值（消费价值目标框架），进而共同影响居民绿色购买行为；媒体说服对不同目标框架的形塑能力不同，导致各自发挥中介作用的差异；环境问题严重性感知负向调节了中介模型，从而发现绿色购买“脱敏”现象的发生机制。认为，媒体通过激活规范目标框架和消费价值目标框架是扩大绿色购买的有效途径，但在采取“恐惧诉求”策略时需要预防触发“脱敏”现象的发生机制。
2020, 22(3): 26-3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439
摘要:
对中国2007—2017年上半年139条国家层面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进行收集和梳理，从政策力度和政策措施两个维度设计评分标准，构建政策协同度的量化模型，对新能源汽车政策和相关部门的协同及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管理已形成以国务院为最高决策层、各部委依职能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逐渐由依靠单一措施向综合利用多种措施演变，由“政策”驱动转向“政策+市场”驱动。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存在着政策措施协同程度不均衡，协同部门过于集中，部门协同形式有待改善等问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合理匹配政策措施力度和政策措施内容，激发系统合力；（2）加大金融、技术和法规管制措施与其他措施的协同，补齐政策短板。
对中国2007—2017年上半年139条国家层面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进行收集和梳理，从政策力度和政策措施两个维度设计评分标准，构建政策协同度的量化模型，对新能源汽车政策和相关部门的协同及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管理已形成以国务院为最高决策层、各部委依职能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模式，逐渐由依靠单一措施向综合利用多种措施演变，由“政策”驱动转向“政策+市场”驱动。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存在着政策措施协同程度不均衡，协同部门过于集中，部门协同形式有待改善等问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合理匹配政策措施力度和政策措施内容，激发系统合力；（2）加大金融、技术和法规管制措施与其他措施的协同，补齐政策短板。
2020, 22(3): 36-4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2085
摘要:
建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将中国划分为京津冀、环京津冀、中部、长三角、东北、西北、西南、珠三角和南部九个地区，并按雾霾严重程度划分为高污染地区和低污染地区两组。设定三种不同的模拟情景，从空气质量、硫税税率、减排成本、各行业总产出等多个维度评价政策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在基准情景中，直至2030年九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均无法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其中四个地区甚至不能达到二级标准。（2）当前环保法规定的硫税税率偏低，远低于减排成本，无法根本扭转雾霾问题。（3）减排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与当地经济对能源开采的依赖程度高度正相关，东北、西北等富煤地区的减排成本最高，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可达50~70万元/吨。相对而言，珠三角和南部地区由于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均较低，减排成本处于九个区域的最低水平，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仅为30~45万元/吨。（4）硫税等环保税政策导致煤炭行业严重萎缩，在最严厉的模拟情景（B03）中，2030年煤炭总产出相对于基准情景下降70%以上。（5）在各区域实施不同政策的情景（B01和B02）中，高污染产业会由紧约束地区转向宽约束、无约束地区，即存在所谓的“监管泄露”现象。
建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将中国划分为京津冀、环京津冀、中部、长三角、东北、西北、西南、珠三角和南部九个地区，并按雾霾严重程度划分为高污染地区和低污染地区两组。设定三种不同的模拟情景，从空气质量、硫税税率、减排成本、各行业总产出等多个维度评价政策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在基准情景中，直至2030年九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均无法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其中四个地区甚至不能达到二级标准。（2）当前环保法规定的硫税税率偏低，远低于减排成本，无法根本扭转雾霾问题。（3）减排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与当地经济对能源开采的依赖程度高度正相关，东北、西北等富煤地区的减排成本最高，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可达50~70万元/吨。相对而言，珠三角和南部地区由于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均较低，减排成本处于九个区域的最低水平，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仅为30~45万元/吨。（4）硫税等环保税政策导致煤炭行业严重萎缩，在最严厉的模拟情景（B03）中，2030年煤炭总产出相对于基准情景下降70%以上。（5）在各区域实施不同政策的情景（B01和B02）中，高污染产业会由紧约束地区转向宽约束、无约束地区，即存在所谓的“监管泄露”现象。
2020, 22(3): 48-5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475
摘要: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对实现白洋淀生态全面治理与修复，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雄安新区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定量研究相对欠缺，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公众参与下政府与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政府惩罚金额、补贴金额以及农户减污成本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两个因素，更加全面地研究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与演化轨迹。结果发现：政府实施惩罚、农户积极减污是主体可以实现的理想演变稳定状态。新区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提升、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加强、新区政府惩罚金额增加、农户减污成本降低有助于农户向积极减污的演化发展。对尽快实现理想稳态、确保水质达标、实现白洋淀生态修复具有重要影响。据此认为，下一步应重点加强新区政府对农户农药化肥使用的监管力度，高度重视农户减污成本对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响应意愿，积极建立公众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管理机制。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对实现白洋淀生态全面治理与修复，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雄安新区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定量研究相对欠缺，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公众参与下政府与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政府惩罚金额、补贴金额以及农户减污成本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两个因素，更加全面地研究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与演化轨迹。结果发现：政府实施惩罚、农户积极减污是主体可以实现的理想演变稳定状态。新区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提升、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加强、新区政府惩罚金额增加、农户减污成本降低有助于农户向积极减污的演化发展。对尽快实现理想稳态、确保水质达标、实现白洋淀生态修复具有重要影响。据此认为，下一步应重点加强新区政府对农户农药化肥使用的监管力度，高度重视农户减污成本对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响应意愿，积极建立公众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管理机制。
2020, 22(3): 57-6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6424
摘要: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有必要从分配正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风险分配正义由风险分配的逻辑前提、价值理念、基本原则等内容系统性构成。人的有限理性和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所有人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风险，处于极端风险中的人们还会加剧和扩散风险，这是风险分配的逻辑前提。对人的生命权和自由平等权的保障，以及对人因拥有不同的禀赋和不同的条件所具有的不同抗拒风险能力的维护，使得风险分配必须坚持“不平等的平等”理念。根据该理念，风险分配正义应该坚持对称性分配的基本原则，具体包括风险分配与生产风险的责任对称原则、风险分配与获取风险的收益对称原则、风险分配与抵御风险的能力对称原则。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有必要从分配正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风险分配正义由风险分配的逻辑前提、价值理念、基本原则等内容系统性构成。人的有限理性和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所有人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风险，处于极端风险中的人们还会加剧和扩散风险，这是风险分配的逻辑前提。对人的生命权和自由平等权的保障，以及对人因拥有不同的禀赋和不同的条件所具有的不同抗拒风险能力的维护，使得风险分配必须坚持“不平等的平等”理念。根据该理念，风险分配正义应该坚持对称性分配的基本原则，具体包括风险分配与生产风险的责任对称原则、风险分配与获取风险的收益对称原则、风险分配与抵御风险的能力对称原则。
2020, 22(3): 65-7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6524
摘要:
以2016年12月完成授予股权激励的A公司全部292名激励对象为研究样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引入股权激励认同程度、风险承担意愿、离职倾向和员工创新行为四个量表，从员工的角度分析股权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具有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且该作用主要是通过员工对组织互惠的感知发挥的。（2）相比于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方式下员工对组织互惠的感知程度更高。（3）作用机制方面，风险承担意愿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在两种激励方式下有所不同：在限制性股票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股票期权与创意产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股票期权与创意执行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离职倾向的中介作用并未得到验证。
以2016年12月完成授予股权激励的A公司全部292名激励对象为研究样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引入股权激励认同程度、风险承担意愿、离职倾向和员工创新行为四个量表，从员工的角度分析股权激励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具有促进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且该作用主要是通过员工对组织互惠的感知发挥的。（2）相比于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方式下员工对组织互惠的感知程度更高。（3）作用机制方面，风险承担意愿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在两种激励方式下有所不同：在限制性股票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股票期权与创意产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股票期权与创意执行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离职倾向的中介作用并未得到验证。
2020, 22(3): 76-8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012
摘要:
理论上，从风险收益匹配性的视角探讨了风险投资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并着重对比了市场运营和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异质影响，同时阐释了不良贷款阻碍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实证上，通过熵权法加权14项统计指标，构建了中国29省2005—2014年的产业转型升级指数，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会产生预算软约束、多级委托—代理、绩效评价困难、决策偏差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而不良贷款会导致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和阻碍创造性破坏的熊彼特动态，也不利于推动中国产业升级。最后，结合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理论上，从风险收益匹配性的视角探讨了风险投资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并着重对比了市场运营和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异质影响，同时阐释了不良贷款阻碍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实证上，通过熵权法加权14项统计指标，构建了中国29省2005—2014年的产业转型升级指数，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会产生预算软约束、多级委托—代理、绩效评价困难、决策偏差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而不良贷款会导致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和阻碍创造性破坏的熊彼特动态，也不利于推动中国产业升级。最后，结合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020, 22(3): 88-9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062
摘要: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期，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首要。以生态脆弱区黄河三角洲为研究对象，采用云理论与关联函数构建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潜力测度模型，集成产业吸引、产业承接、产业选择和产业发展能力建立其潜力测度指标体系，对黄河三角洲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潜力进行纵向、横向与趋势三维度分析。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潜力在2008—2017年由较弱到常规潜力等级，再到较高潜力等级，总体上呈现出稳定提升的趋势，但其潜力等级均位于理想潜力等级之下，尚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境内19个地区的潜力变化已呈现“三大梯度”的发展状态，而且各地区具有多样性的后期变动趋势，同时地区之间还存在相对明显的“都市联动”特征；趋势变迁分析中，黄河三角洲整体潜力维持相对稳定的态势，但仍存在局部短板指标影响其潜力的提升，尤其是后期发中需要注重“资本入乡、信息强乡、科技兴乡”等。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期，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首要。以生态脆弱区黄河三角洲为研究对象，采用云理论与关联函数构建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潜力测度模型，集成产业吸引、产业承接、产业选择和产业发展能力建立其潜力测度指标体系，对黄河三角洲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潜力进行纵向、横向与趋势三维度分析。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潜力在2008—2017年由较弱到常规潜力等级，再到较高潜力等级，总体上呈现出稳定提升的趋势，但其潜力等级均位于理想潜力等级之下，尚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境内19个地区的潜力变化已呈现“三大梯度”的发展状态，而且各地区具有多样性的后期变动趋势，同时地区之间还存在相对明显的“都市联动”特征；趋势变迁分析中，黄河三角洲整体潜力维持相对稳定的态势，但仍存在局部短板指标影响其潜力的提升，尤其是后期发中需要注重“资本入乡、信息强乡、科技兴乡”等。
2020, 22(3): 99-11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565
摘要:
在全面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银行业竞争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手动收集的中国各省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上市企业财务数据，考察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银行业竞争显著地增加了企业投资水平，但是并未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地，银行业竞争虽然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加强债务治理来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但是融资作用的发挥也可能会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因而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将取决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相对程度。同时，银行业竞争通过加强债务治理作用抑制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来减弱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进而共同促进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在全面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银行业竞争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手动收集的中国各省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上市企业财务数据，考察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银行业竞争显著地增加了企业投资水平，但是并未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地，银行业竞争虽然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加强债务治理来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但是融资作用的发挥也可能会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因而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将取决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相对程度。同时，银行业竞争通过加强债务治理作用抑制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来减弱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进而共同促进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2020, 22(3): 111-12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661
摘要:
项目团队内的知识转移是项目情境下的常态范式，成功的知识转移将有效提升项目管理绩效。基于MOA模型识别出项目知识转移效果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通过收集建筑企业项目团队的234个样本，深入剖析项目团队个体从“心动”到知识转移“行动”实施的过程中不同动机质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机会和能力在知识转移效果的保障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结果表明：团队成员知识转移自主动机对知识转移效果呈正向作用，而受控动机在两者关系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成员间联结强度与知识转移动机的交互性对知识转移效果起正向作用，但知识转移能力对上述关系的正向影响作用未得到证实。此外，三项交互的结果显示，联结强度和知识转移能力的不同匹配对动机和知识转移效果的关系产生差异化作用。
项目团队内的知识转移是项目情境下的常态范式，成功的知识转移将有效提升项目管理绩效。基于MOA模型识别出项目知识转移效果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通过收集建筑企业项目团队的234个样本，深入剖析项目团队个体从“心动”到知识转移“行动”实施的过程中不同动机质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机会和能力在知识转移效果的保障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结果表明：团队成员知识转移自主动机对知识转移效果呈正向作用，而受控动机在两者关系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成员间联结强度与知识转移动机的交互性对知识转移效果起正向作用，但知识转移能力对上述关系的正向影响作用未得到证实。此外，三项交互的结果显示，联结强度和知识转移能力的不同匹配对动机和知识转移效果的关系产生差异化作用。
2020, 22(3): 124-13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1698
摘要:
中国地方政府的发展型特征，决定其为发展而获取金融资源的职能与为保障地方或区域金融安全而应承担的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等职能存在冲突。除扮演了融资者、调控者、监管者等角色外，部分地方政府“金融办”还在履行地方性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与地方性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监管者”的职能，此局导致“金融办”成为不同角色之多元利益、多元价值倾向的矛盾集合体，继而影响到“金融办”所承担金融调控、金融监管以及地方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等各项职能行使的效果，并与制度设计初衷相背离。全面提升金融管理绩效的现实诉求，决定了应对地方政府“金融办”所承担金融管理职能之目标定位进行功能性转换，即对地方政府“金融办”的金融调控、金融监管以及地方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等职能进行功能性调整或适当分离。
中国地方政府的发展型特征，决定其为发展而获取金融资源的职能与为保障地方或区域金融安全而应承担的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等职能存在冲突。除扮演了融资者、调控者、监管者等角色外，部分地方政府“金融办”还在履行地方性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与地方性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监管者”的职能，此局导致“金融办”成为不同角色之多元利益、多元价值倾向的矛盾集合体，继而影响到“金融办”所承担金融调控、金融监管以及地方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等各项职能行使的效果，并与制度设计初衷相背离。全面提升金融管理绩效的现实诉求，决定了应对地方政府“金融办”所承担金融管理职能之目标定位进行功能性转换，即对地方政府“金融办”的金融调控、金融监管以及地方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等职能进行功能性调整或适当分离。
2020, 22(3): 135-14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200
摘要:
理论界对于共有物分割诉讼性质的诸多争议造成实务审理极大的分歧与误区，实践中即频频产生将分割诉讼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诉讼或共有物确权诉讼的认知偏差，进而造成法院突袭裁判、审理不尽、执行依据不明确等问题。分割诉讼系委诸于法院的裁量权，依个案酌定适当的分割方法，具有非讼事件本质；而分割事件诉讼化审理可赋予共有人更充分的程序保障，并能合理化解分割事件上诉程序存在的逻辑难题，此为分割诉讼性质的二元化属性。分割诉讼中，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的切入点应为分割方法之确定，交错适用的结合点应为形式上形成之诉的定性。中国物权法未规定裁判分割方法的形成要件，法官审判的作业程序不重在认定形成权的要件事实，而重在直接实现其合目的性的“行政行为”，故将法规适用于事实的司法性格在分割诉讼中被淡化，共有物分割诉讼是形式上的形成诉讼。
理论界对于共有物分割诉讼性质的诸多争议造成实务审理极大的分歧与误区，实践中即频频产生将分割诉讼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诉讼或共有物确权诉讼的认知偏差，进而造成法院突袭裁判、审理不尽、执行依据不明确等问题。分割诉讼系委诸于法院的裁量权，依个案酌定适当的分割方法，具有非讼事件本质；而分割事件诉讼化审理可赋予共有人更充分的程序保障，并能合理化解分割事件上诉程序存在的逻辑难题，此为分割诉讼性质的二元化属性。分割诉讼中，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的切入点应为分割方法之确定，交错适用的结合点应为形式上形成之诉的定性。中国物权法未规定裁判分割方法的形成要件，法官审判的作业程序不重在认定形成权的要件事实，而重在直接实现其合目的性的“行政行为”，故将法规适用于事实的司法性格在分割诉讼中被淡化，共有物分割诉讼是形式上的形成诉讼。
2020, 22(3): 144-15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9462
摘要:
个人信用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利益衡量予以解决。个人信用信息的不当公开，将对隐私权造成侵害。个人信用信息公开的内在动因是克服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信息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不同需求的利益博弈。个人信用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并通过技术手段予以协调。个人信用信息公开可以抽象为评级符号，并通过经济因素、声誉风险以及社会监督等多种路径予以规制。个人信用信息公开首先要不超越事先设定目的，其次要强调目的与结果的协调，最后需要信息主体的特定授权，进而有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个人信用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利益衡量予以解决。个人信用信息的不当公开，将对隐私权造成侵害。个人信用信息公开的内在动因是克服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信息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不同需求的利益博弈。个人信用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并通过技术手段予以协调。个人信用信息公开可以抽象为评级符号，并通过经济因素、声誉风险以及社会监督等多种路径予以规制。个人信用信息公开首先要不超越事先设定目的，其次要强调目的与结果的协调，最后需要信息主体的特定授权，进而有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2020, 22(3): 151-15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431
摘要:
以审委会为代表的案件讨论机制的实践合理性正日益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由此产生审委会决策机制的功能限缩问题。在审委会实际角色作用逐渐转变的过程中，法官会议讨论程序逐渐浮现并得到制度化。法官会议所具有的“正反校验”作用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中法律适用的权威来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替代审委会规范法律适用的功能。法院内部案件集体讨论机制的流变，反映的是法院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差异，即从审委会的功能限缩到法官会议的制度化呈现出从集体决策权到集体讨论权的权力变迁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权力方面渐进的规模化、结构化、自主化，集体理性走向个体理性的过程得到强化。
以审委会为代表的案件讨论机制的实践合理性正日益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由此产生审委会决策机制的功能限缩问题。在审委会实际角色作用逐渐转变的过程中，法官会议讨论程序逐渐浮现并得到制度化。法官会议所具有的“正反校验”作用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中法律适用的权威来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替代审委会规范法律适用的功能。法院内部案件集体讨论机制的流变，反映的是法院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差异，即从审委会的功能限缩到法官会议的制度化呈现出从集体决策权到集体讨论权的权力变迁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权力方面渐进的规模化、结构化、自主化，集体理性走向个体理性的过程得到强化。
2020, 22(3): 159-16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9050
摘要:
通过分析资本主导的传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内在局限，探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讨论全球化的转型动力及新全球化的未来方向。传统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导和资本驱动的，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大资本成为全球化的关键推手。全球化内在局限产生的自我否定导致了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理念，为全球化的未来指明方向。在全球化转型动力的推动下，全球化将会进入新阶段，并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的发展。
通过分析资本主导的传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内在局限，探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讨论全球化的转型动力及新全球化的未来方向。传统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导和资本驱动的，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大资本成为全球化的关键推手。全球化内在局限产生的自我否定导致了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理念，为全球化的未来指明方向。在全球化转型动力的推动下，全球化将会进入新阶段，并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的发展。
2020, 22(3): 166-17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0.3085
摘要:
自然主义方法预设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同一，这一理论思想对西方各工程社团职业伦理章程的制定、实施、评估、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主义方法忽视“我”“你”“它”之间关系的生成性与复杂性，继而忽略“我”与自身、“我—你”“我—它”之间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关联，从而导致自然主义方法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中造成“是”与“应当”的断裂。场景叙事研究方法直面工程生活实践本身，一方面从哲学上预演了“做得好”和“活得好”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结合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我”与“脸”的相遇表达出“我”伦理性存在的意义，同时又以时间为向度确证“好的生活”是“我”同“你”“它”一起的生活。通过构造“我”朝向工程生活的现实践履“应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进而认识、理解、接纳“我”“你”“它”在工程—人—自然—社会中多元复杂的价值关联，场景叙事研究方法打通了传统工程伦理研究中“方法的断裂”。
自然主义方法预设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同一，这一理论思想对西方各工程社团职业伦理章程的制定、实施、评估、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主义方法忽视“我”“你”“它”之间关系的生成性与复杂性，继而忽略“我”与自身、“我—你”“我—它”之间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关联，从而导致自然主义方法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中造成“是”与“应当”的断裂。场景叙事研究方法直面工程生活实践本身，一方面从哲学上预演了“做得好”和“活得好”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结合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我”与“脸”的相遇表达出“我”伦理性存在的意义，同时又以时间为向度确证“好的生活”是“我”同“你”“它”一起的生活。通过构造“我”朝向工程生活的现实践履“应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进而认识、理解、接纳“我”“你”“它”在工程—人—自然—社会中多元复杂的价值关联，场景叙事研究方法打通了传统工程伦理研究中“方法的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