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所谓“政党以主义而成立”^[5]23。“主义”的分野、意识形态的差异造就价值立场各异的政党，因此产生出不同的责任向度。但这绝非意味着观念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而是在“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6]152。也就是说，政治主体怎样认识责任、怎样认识责任的对象，直接影响到如何履行责任以及责任履行的效能。

自古以来，“人民”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话语。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起，历代帝王均以“爱民”为施政主张，可见“民”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中地位之重要。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为“吾党哲学的根据”^[7]4，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1031，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和立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分析，唯有革命的理论才能推动革命的实践。因而，人民取向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与行动的根本价值导向，有利于夯实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区别于整个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政党标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凝聚民心、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产生实现变革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9]11，这一价值与原则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想力支撑，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彰显，也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动力。

国际视野下，随着政治文明的演进，政党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政治场域的组织化力量。目前，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极力弱化阶级标签、多以“人民”或“人民性”作为宣誓性主张，因而“全民党”的政党定位呈现“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情况。表象上，责任的内嵌价值显示出东西方高度一致的人民取向。然而问题在于，人民取向何以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共识？政治话语是否能真正代表价值立场？谁是真正秉持人民责任向度的政党？

当前，西方政党在竞选纲领中反复提及“人民” “公民”乃至“工人”的概念，表明自身是可以带领民众实现全民福利、普遍利益的政党，极力营造“全民党”的假象。但是西方政党在意识形态的阐释中并未明确地指出“谁是人民” “为什么依靠人民” “如何为了人民”等根本性问题。故而在西方政党的政治实践中往往能够暴露出其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所谓坚持民主、为了人民，本质上都是为了争取多数选票获得执政地位，而实际权力运行中，资本逻辑凌驾于人民逻辑之上。换言之，“人民”只是换取执政合法性的口号，但是这种口号本质上却并不能换来人民群众真实的认同。一个政党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规范层面，要看政治所实现的价值是否与社会所追究的价值具有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在经验层面，要看政治实践的价值与社会对这种实践的认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10]3。比如，列宁曾一阵见血地批评西方政党以及政治体制与人民关系上的欺骗性，“在英国，人民对行政机关实行强有力的监督，然而即使在那里，这种监督也远不是完全的，官僚仍然保持着不少特权，他们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11]147审视当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西方政党的表现最能反映西方政党的资本取向。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利润无休止的追求和资本无限度的积累之上，在资本逻辑和实用理性的支配之下，政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惜将资本凌驾于生命、将物性取代人性，在疫情暴发期强行重启经济。为了掩饰这样的行径，西方执政党披着“人民”的外衣，鼓吹“人权” “自由”以达到恢复经济、达成资本家资本增殖目的的结果。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经济至上思维的主导下，“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受到挑战，人被依据创造价值的能力高低区分为三六九等，这一原则导致西方抗击疫情过程中出现了高龄老人被放弃医治的悲剧。可见，西方政党政治空有人民话语，而无人民性的实践，造成西方政党代表性逐渐丧失。

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为中心，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停留在话语层面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的。坚持人民取向，就要坚持贯彻落实“情为民所系”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出过朴素又深刻的阐释，“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切实解决好‘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政治问题，努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12]23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一切理论与实践都牢牢把握住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逻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3]15。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依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设“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4]44。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明确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之中，并在成为执政党后，一以贯之地将此作为根本宗旨。无论是群众路线、以人为本还是人民主题、以人民为中心……总之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人民” 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政治话语，与执政理念、政党纲领、意识形态融合在了一起。

“以人民为中心” 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思想力支撑，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建政的基本原则。“人民为中心”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价值基准，反映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治国理政情怀。正如新制度主义中的话语制度主义流派指出，“观念是制度基石”。换言之，任何一种制度形态都需要一系列价值观念的支撑，以观念设计结构、塑造行动，让全社会受到责任政治中的价值导引^[3]95。中国共产党百年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均以强大的思想力统领实践，并有能力将思想转化为实然，即通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改变人民蒙难的境遇，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解放发展生产力，使得中国经济取得跨越式发展，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通过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统筹国家“五位一体”的全方位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可见，“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认同度的基础，也是促进国家繁荣发展的价值驱动。责任政治的人民向度有真实虚假之分，人民性的责任政治向度同责任政治行动一致才能实现建立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主体”理念彻底解决了现代政治中政党“对谁负责”的问题，真正贯彻了民主、平等等现代政治价值。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表明“为人民谋幸福”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深谙“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赋”的价值内核，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观念凝聚内部认同、争取外部共识，继而真正通过组织的力量，转化为全党上下“权为民所用”的责任行动。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15]341组织是政党力量得以聚合、政党责任得以落实的载体和基础， “组织目标可把参与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与组织有关的行动上”^[16]179。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化力量，政党本身也可以被视为组织，一个政党的组织形式、结合特征深刻地决定了国家转型与政治发展的起点与方向。有学者指出，近代国民党之所以不能够带动中国的民主转型与政治发展，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国民党组织内部的威权色彩，以军事独裁为特征的政党，无疑会使民主转型走向失败^[17]17。

国民党的失败映衬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如果假定政党的组织模式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那么无疑反证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成功。理解国家转型与政治发展，就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结合转型进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条件，从“社会存在”的角度分析转型的动力。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被列强的坚船利炮炸成了碎片，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名存实亡，军阀统治使中国陷入了实际的四分五裂之中，各阶级之间也存在着艰深的矛盾。故而，“中国现代转型的社会基础与运行逻辑决定了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前提是国家必须将人民整合为有机整体，否则，当家作主无从谈起”^[18]4。然而，近代中国的社会事实决定了人民自身难以组织起来，只能走上“以政党来凝聚人民”的道路。

没有政党的国家是脆弱的。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首先反映在自身的组织建设上，如果政党本身就是一盘散沙，那么就没有组织动员社会的能力，毋宁说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遵循着自我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15]382。历史地看，毛泽东在反思大革命和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红军的成分，以工人、农民和游民无产者为主，如果不能从雇佣军队的思维和作风中转变过来、不能转变为人民军队的性质，则必然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因此，毛泽东以党的组织建设确保党的领导，通过党组织建设中心下移、“支部建在连上”使得党的决定和部署在军队基层有了组织载体、进而能够转化为一致行动，增强了党的领导力和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不经改造，“这支军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19]562党的组织成功嵌入军队，使得军队的人民性与责任性更加凸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确保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的贯彻，培养出强烈的革命热情和军民鱼水情。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党的领导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从中国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人民共和国能够成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核心在于人民通过党实现有机聚合，从而能够在整体上成为掌握国家权力、当家作主的力量。这种战略模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将人民凝聚一体的党能够成为社会核心力量，从而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成长提供有力的依靠和支撑^[20]39。

从组织学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成功密码不仅在于将自身打造为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主体，而且将组织嵌入在制度结构中的各个要素之上，即对“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的有效延伸。从宏观角度看，强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就是要自上而下地织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以党组织的系统性、耦合性、协同性来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耦合性、协同性；以党组织的组织力与动员力在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力与动员力。质言之，只要国家治理延伸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要触及到哪里，只要国家治理覆盖了哪一领域，党组织就要在这一领域的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组织嵌入将政党治理的模式灌注到制度体系当中，使制度体系内在的价值以及功能彰显出政党治理的特色。借鉴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研究，本文沿用“组织嵌入”的概念来概括“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传统。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嵌入概念不同于企业管理中的组织嵌入，而更偏向于埃文斯（Peter B. Evans）在《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埃文斯认为，嵌入性指的是国家内部组织嵌入到一系列的社会联系（social ties）中，从而连接国家与社会。嵌入性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其能够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超越私人的利益。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嵌入指的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其组织网络将自身嵌入到行政体系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组织结构之中，从而获得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21]16。党的根基在于基层， “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政基础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在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遇到的新问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越是需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22]223

责任政治是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亦即参与政治生活的每个主体都要负责任地行动，进而构建一个责任网络。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是互构的，责任政治视角下的组织建设与嵌入，就是构建一个党建引领的系统格局^[21]15。

第一，组织嵌入实现了组织和制度之间的观念耦合，将党组织中的责任作为规制性要素和规范性要素注入到制度体系当中。从规制性角度看，通过党纪法规对制度中的个体进行约束，并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加以保障，即通过责任结构中的定责与究责要素构建一个保证制度合理运行、合法运行、有效运行的控制系统^[3]96。从规范性要素看，规范性要素指代价值观对制度的引导、约束与激励，强调的核心就是责任与义务^[23]66-67。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肩负历史使命，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作为政党组织的内驱力和每个党员的首要激励因素，因此具有使命型政党的典型特质^[16]11。从这个意义上，一个由肩负历史使命的政党必然会构建起一整套价值观念，并成为其所嵌入的制度体系中内化为制度运作的规范系统。“规范系统会对社会行为施加限制，但它们同时也赋予社会行动以力量，对社会行动具有赋权和使能作用”^[23]67。由此，政党的责任就成为了制度体系的责任，政党责任的方向就成为了制度体系责任的目标，进而以负责任的政党建设带动了负责任的制度建设。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嵌入实现了不同制度要素之间的相互协同，能够通过政治与社会全领域的深入嵌入构建由政党组织网络带动塑造的国家治理协同网络，实现了制度体系功能的最大化。《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24]21这意味着，党组织不仅仅是对行政体系的嵌入，更是对社会全领域组织机构的嵌入。这种组织嵌入模式不仅有利于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也契合了国家治理的系统性特征，通过党组织的引领整合了社会领域中不同主体的角色以及不同制度要素的功能，发挥制度体系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进而以党的领导实现国家治理的协同共治。例如，在基层治理中，党通过“整合型嵌入”的模式将条块部门与社会、市场等主体予以整合，通过理顺权责关系、重新分配资源等具体方法打通碎片化结构中的政策执行梗阻，从内在的制度主体和外在的协同治理结构两个方面激励制度主体执行复杂的治理任务^[25]79。质言之，在党的统一统筹安排下，不同的治理主体能够在国家治理的总体要求和治理的具体任务下落实分工，既保证所有的治理主体都能够面向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承担应尽的责任，又保障责任的分配符合治理主体的角色、功能与特征^[21]15。

政党是行动者，但是为何行动、如何行动，是区分政党类型的标准之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共产党宣言》指出，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6]413。问题在于，如何将人民的利益贯彻到实处，满足人们对其利益的期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实践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向度，并通过组织建设与组织嵌入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将政党的责任深刻地注入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当中，以塑造负责任的制度。然而，责任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也不仅仅是特定的权责结构与问责机制，也是一种回应特定对象的行动^[3]94。如果缺失了行动，责任本身就失去了意义。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治理是一种自主的、内生的过程，通过各类相互影响的行为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国家治理本身也是一种行动的表达。制度优势的彰显与激发，需要通过特定的治理行动来塑造^[4]186。

由此，责任成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枢纽。遵循责任政治的基本逻辑，责任在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中扮演着执行力的角色。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力的锻造与提高，要在制度执行力上下工夫，解决好为谁执行、如何执行的问题。从政党与政党体制研究出发，政党执行力的关键要素是回应问题。所谓回应，就是对某种要求做出反应^[26]46。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也是一个回应型政党。这意味着，如果说使命型政党赋予了政党观念层面的责任，那么回应型政党突出了将责任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强调了责任型政党的行动逻辑^[21]12。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执行力就体现在回应最广大人民的期待之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27]

第一，满足人民期待，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行力，以构建低成本利益表达渠道和深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方式，在庞大的治理规模与治理负荷中持续地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进而锚定回应的基本目标与方向，切实全面地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期待，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中国国家治理面对着庞大的治理规模与治理负荷，十四亿的人口以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为治理带来了强大的挑战。尤其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需求的多元性、差异性、层次性日益凸显，回应人民群众需要成为国家治理中的“棘手问题”。然而，中国共产党始终怀揣人民期待，通过多向度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保障人民的利益诉求能够被感知、被了解、被落实。“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是主动了解人民群众需求的重要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制度载体。“群众路线”使得党能够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入各个基层，广泛搜集第一手关于人民群众需求的信息，并将其整合到政治系统中。这种“逆向参与”模式规避了人民群众通过利益表达渠道主动参与的不足，将党内民主、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整合起来，实现了程序性民主与实质性民主的有机统一。

第二，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实现民族复兴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性问题，找准突破口、敢咬硬骨头，着力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主动担当、积极履责、攻坚克难，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久久为功、继续推动乡村振兴，以更好地满足人民期待。自古以来，中国人便有“小康”梦想，但是劳苦大众始终深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窠臼。古今中外，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扶贫、扶真贫，秉持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精神，举全国之力扶贫和减贫，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摆脱和战胜贫困。四十多年来，经过不懈努力，中国 7 亿多人摆脱贫困，完成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和百年梦想，为世界减贫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是中国共产党对责任的担当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把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作为崭新的奋斗起点，视“三农”问题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刻认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28]2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解决掣肘城乡均衡发展、人民共同富裕因素的决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站在人民为中心认识责任，而且具备斗争精神担负责任。

第三，责任行动具有深刻的反思性，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地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各领域涌现出的新问题，在责任行动的动态调整中提升制度创新能力，进而塑造强有力的政党韧性。责任行动较为核心的特征就是“反思性”。“反思性”是行动者能动性的体现，是重塑制度的动力。借助社会学的分析，“行动者的能动性，就体现在这种理解过程中，而通过这种理解过程，人们与展开的情境持续地对话，并归纳出各种可能的选择，评估这些选择的优劣，随机地重新做出各种选择”^[23]97。负责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负责需要在负责的全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责任的目标。然而，外部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也不断有新问题、新矛盾出现，尤其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复杂环境更为执政带来了挑战。公众的需求亦复如是。因此，中国共产党才以与时俱进为原则，通过提升政党适应性来回应外部变化，不断地创新体制机制，坚持自我革新，在行动中动态地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总之，这种动态的负责任的行动有利于塑造一种“政党韧性”，一方面，政党能够时刻从容地面对外部风险，通过自身的调整实现同外部环境特征的耦合；另一方面，政党能够不断地根据公众需求的变化来推进制度创新，让制度更有效率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将自身的行动紧扣在责任的轨道之上。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党责任”，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成功经验的总结，亦是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指明了方向。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责任为目标，树立历史使命、完善组织机制、积极落实行动，将人民的根本利益落到实处，体现出了深刻的责任政治逻辑。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先进性的“责任型政党”，责任是政党的根本工作指南。

沿着责任政治的分析框架，责任是观念、结构与行动的统一体。这意味着，以责任强化自身建设、积极履行责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思想力、组织力与执行力的三位一体建设高度契合了责任政治的基本逻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以责任政治强化政党建设并推进国家治理：第一，夯实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观念，将人民主体牢牢印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与行动当中，用观念强化行动的主动性、强化行动的自为性。观念是制度建设与主体行动的重要基础，失去了观念，就等于失去了行动的指南。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一个“使命型政党”，正是在于其始终树立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使命。第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既要优化党组织内部的结构，也要进一步构建党组织与制度体系深入融合的机制。政党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组织结构，只有具有强大组织力、动员力的政党，才能够实现全面领导，才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此外，党组织的建设发展要及时跟进国家治理节奏、扎根国家治理体系，在国家治理全领域全范围实现党建引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基础。第三，强化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能力。行动不仅仅是“动起来”的问题，更是真正地解决问题。制度本身并没有执行力，制度的执行力是由制度中鲜活的个体赋予的，政党的行动能力就取决于党员干部的行动能力。为此，党员干部要行动起来，在人民为中心的观念牵引下，积极去搜集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求，并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问题，让人民群众的期待得到满足。

政党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在应然的推动力与实然的抗拒力中前进的。新时代为政党责任赋予的新的内容，政党责任也将是中国共产党一往无前的强大动力。归根结底，在责任政治之下，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走向了深度融合，也实现了二者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