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文化、政党思想最核心的引领主体是其组织及成员。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队伍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路线、主张的坚定信仰者，也是党的思想进入群众脑海、深入群众心坎的忠实传播者。回顾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历程，党在锻造思想引领主体能力方面，坚持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的辩证统一：组织约束为刚，体系严密、分布广泛的党的组织是天然的思想传导网络，确保党的思想通过刚性组织纪律向全社会传达；思想武装为柔，常态化的党内学习和集中性的党内教育可柔性地影响党员队伍的理想信念和价值遵循。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4]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的组织构架，党的纪律约束便通过这一层级严密的组织架构展开，确保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5]。这是党的思想引领力的重要保证。其中，广泛分布的基层党组织更是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组织是宣传、落实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等各项工作的基础。自“三湾改编”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开启了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0年）、《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1951年）等重要决议和指示都作了相关部署。改革开放后，农村、国有企业、普通高等学校、党和国家机关等多个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陆续颁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形势任务变化，不断“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6]，对《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9年）等多个相关条例进行了修订。如今，在体系严密、纪律严明、分布广泛的党组织的领导下，各级宣传思想部门、媒体机关组织乃至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和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联系、凝聚在一起，直接接受党的组织领导和思想引领。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出常态化党内学习与集中性党内教育的思想武装途径，以不断淬炼党的队伍的先进性。就常态化党内学习而言，在延安时期便得到重视。毛泽东提出“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7]795的任务后，延安及各地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由中央学习组统一管理指导。党的十四大后，党委中心组学习形式在全党普遍确立，《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2017年）的颁布直接推动党内学习的组织化、制度化。此外，党的十六大以来形成的中央政治局定期集体学习制度也在全党产生了强大的以上率下的示范作用。就集中性党内教育而言，这是党内理论武装的重头戏，也是常态化学习的延续和深化。习近平指出：“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8]10无论是延安整风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整风整党，系统、集中的党内教育活动都淬炼了全党的理论性与战斗力。改革开放后，各届党中央根据党的建设新要求有组织、有计划地面向全党开展了诸如 “三讲” “三严三实” “两学一做”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等主题教育活动，强化了党内思想武装成效，也在全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引领效应。

一方面，组织约束为刚。体系严密、分布广泛的党的组织为理论武装的先进性示范队伍提供刚性纪律约束。政党必须以组织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一个重要保证在于严密的组织体系，而这一组织体系的重要保证又在于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组织规矩。中国共产党正风、肃纪、反腐等治党举措，保障了党的队伍始终保持健康的组织肌体，为思想统一提供了物质形态支撑。另一方面，思想武装为柔。“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7]875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思想引领力是自觉自愿的向心力，仅依靠刚性约束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常态化学习与集中性教育的张弛结合，以细水长流、水滴石穿的方式激发党内成员自我净化、自我锤炼，引领党的组织朝着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是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9]组织约束与思想武装一刚一柔，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辩证统一地为党的思想引领工作锤炼了一支具有强大政治能力和示范能力的队伍，为思想引领力提供了源源不竭的主体力量。

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有两大形态：政治形态和学术形态，习近平对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教学要求表明了这一点。作为政治形态，党的思想具有鲜明阶级属性，代表无产阶级根本政治利益。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政治形态直接表现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学术形态，中国共产党思想是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及研究队伍。这两种形态辩证统一：政治形态在价值论上反映“为谁服务”，为学术形态提供政治保障；学术形态在本体论上反映“是什么”，为政治形态提供合理性辩护。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7]1059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8]12。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未对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作出直接回答。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10]创造性形成毛泽东思想，成功指导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思想上升为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进一步成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催动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相继产生，指引党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于党的十九大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科学指导中华各族儿女奋力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回望百年，“‘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是中国共产党人常念常新、恒念恒新的‘真经’”^[11]，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的创新“密码”。历史足以表明，党的理论体系每在政治形态上向前一步，社会主义事业便会前进一步，党的思想引领力也会高涨一步。

所谓学术形态，即通过学术语言、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呈现的综合样态。百年党建历程中，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思想学术形态的返本开新，不断深化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论研究。一是不断推进术语革命。“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2]中国共产党思想学术形态的与时俱进，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不同时期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术语和概念的诞生，如 “新民主主义” “农村包围城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新常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这些术语概念并非零散的词汇，而是具有内在严密逻辑的学术语言，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厦的基石。二是不断重申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众多原创性理论贡献都是深入调查研究的产物，如“农民革命斗争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关于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论述等。也正是因为注重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方能始终与实践相结合，方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三是不断深化学科建设。学科是知识体系化分类的结果，也是学术经验化、程序化的重要单位。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期间就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陆续创办安源党校、北京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等。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于2004年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15年推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计划。在党中央的大力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13]，大批以党的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推陈出新。

一方面，学术形态为政治形态做辩护。“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4]11学术形态的返本开新，就是以理论本身的严密逻辑和科学的内部机理为遵循，用学术框架和学理逻辑不断彰显思想的力量和学术的魅力，进而为政治形态提供理论底色和学理支撑。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思想的术语革命、方法坚持和学科建设，其全部出发点和立足点均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政治形态为学术形态提供保障。理论演绎脱离政治，其理论成果就会变形走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术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9年）等重要会议均突出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研究的重要性。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相关会议精神，相关政策纷纷落地出台，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为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提供支持，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学术形态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始终辩证统一“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这两种思想引领手段：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型政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地位是在与众多纷繁复杂的错误思潮的论战中确立巩固的；作为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治理型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性理论成果总是在多元中对话、在差异中交流，以最大限度地凝聚思想共识、扩大社会认同。

恩格斯提到：“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15]，指明批判论战在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中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成果是在与陈独秀右倾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等不同时期党内外错误思潮的论战和批判中诞生与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亦是如此。邓小平理论在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旗帜鲜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解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科学发展观在“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中提高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类社会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形势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深入发展中更加突出，冲击威胁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对错误思潮 “一定要有鲜明的态度、坚定的立场，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16]195，“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17]27。通过 “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17]28，党在政治、学术、文艺等各个领域廓清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模糊认识，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制的方法去解决”^[18]。面对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的 “红” “灰” “黑” 三个地带，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策略：除对黑色地带的各类反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论战批判外，对红色地带的马克思主义同质性社会思潮和灰色地带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共产党都主动进行交流对话和思想引导，以争取吸收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或将其转化入红色地带。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体现地尤为明显。改革开放后，不同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日益分化，思想舆论领域多元社会思潮丛生。其中，在红色地带，部分思潮是对现实利益关系的客观表达，是部分民众价值立场、道德观念的真实体现。中国共产党采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鼓励思想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且注重吸收和借鉴积极向上的思想养分用以滋养和发展自身理论体系。灰色地带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体现出部分民众的思想迷茫、困惑、分歧。习近平强调：“对灰色地带，要大规模开展工作，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17]30党的十八大以来，灰色思潮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的转化引导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19]310。

论战批判是团结对话基础上的论战批判。没有“多元”便没有所谓的“主导”，多元化是人类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正常状态。包容多元、团结对话，有利于促进思想解放、激发社会活力，也有利于提升主流思想的包容力，为现代化建设汇聚合力。而，团结对话并非是对各种思潮的无底线、无原则的让步。倘若一个社会的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杂乱无序，那么物质存在和经济基础也难以长期稳定发展。“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17]27

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的二元对立。历代共产党人清晰地认识到，过度强调论战批判，党的思想容易禁锢僵化，渐而丧失内容活力和引领效力；过度强调团结对话，容易造成思想领域的蛮荒无序，进而威胁甚至瓦解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为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20]；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21]；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要求，既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也 “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9]33。作为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习近平也多次在重要会议和讲话中强调，既要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要 “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22]335，体现出共产党人对论战批判与团结对话辩证统一的鲜明自觉。

纵观人类思想传承史，载体的外在表现形态主要包括显性和隐性两大类^[23]。其中，显性载体的功能发挥较为直接，往往以显性形式承载和传递思想内容，如宣传教育；隐性载体的功能发挥具有渗透性和间接性，通常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的认知与行为，如语言文化。显性宣传教育与隐性引导蕴化的结合可以最大化汇聚载体合力，这既是思想传播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绵延百年的经验总结。

宣传教育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显性工具，是思想发挥引领导向功能的重要载体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便注重对工人、农民等社会各阶级的宣传教育：《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主张通过宣传和工人学校^[24]4-5传播党的纲领；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制定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专门介绍了可侧重的宣传方针和教育方法^[24]352-356；党的四大制定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 “独立地进行本党公开的宣传”^[25]。建国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任务要求运用好戏剧、电影、美术等各种宣传工具，刘少奇强调“要把这些宣传工具都搞好，都加强，统统动员起来，运用起来”^[26]。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更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陈云强调，共产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27]。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强调“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17]44，“让主旋律和正能量主导报刊版面、广播电台、电视荧屏，主导网络空间、移动平台等传播载体”^[22]186。在党的有力领导下，党的宣传思想战线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在全社会开展了广泛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力提振了亿万人民群众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思想引领力在互联网空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等关键阵地和关键平台明显提升。

话语 “是人类社会中最方便、最复杂、最通用、最重要的信息载体系统”^[28]。我们选择的话语，承载着我们认可的价值观念，不仅参与建构我们的知识世界，还会影响我们介入实体世界的方式，具有心理暗示和行动干预的潜隐性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话语承载思想理论、团结动员群众方面的隐性蕴化功能，围绕党和国家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中心任务，不断推进为之服务的思想引领的话语跃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 “孰敌孰友” “打土豪分田地” 等概念以话语的力量实现了阶级的身份区隔，强化了工农阶级的内部凝聚力；“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 “自力更生” 等词汇高度凝练和概括了无产阶级革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提升了党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通过 “人民” “民族” “集体” 等话语的运用，强化了民众不畏困苦、团结一致，投身祖国建设的意识形态。当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等经济标语和 “造反有理” 等政治话语也无形中参与影响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改革与发展为主题、包括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可持续发展” 等在内的大量既一脉相承又具有阶段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汇聚了强大精神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强起来” “向第二个百年奋进” 等极具感染力的民族复兴话语，同样为民族复兴伟业积蓄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工作中的显性宣教与隐性蕴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一方面，二者相互独立。如前文所言，显性载体的功能发挥具有外显性和组织性，是直接、正面地向受众传导、灌输系统性的引领内容；与之相较而言，隐性载体的功能发挥便相对隐蔽灵活，偏向于不易察觉地将思想引领内容浸润与弥散在受众日常生活，讲究引领效果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另一方面，二者相互依存。隐性蕴化承载的内容具有一定随意性，效果也具有不可控性；外显的显性宣教便旗帜鲜明地公开思想引领的承载内容和目标导向，正面、鲜明地巩固党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在全社会的领导地位。显性宣教的灌输、说教性质可能会引起受众的排斥和反感情绪，隐性蕴化便以隐匿、润物无声的方式补充强化显性宣教的承载内容，二者在功能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

中国共产党对显性宣教与隐性蕴化辩证统一的认识与实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显性宣教为主”到“隐性蕴化凸显”再到“显性宣教与隐性蕴化整合”的过程。这是唯物辩证法发展观的鲜明体现，是时代和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革命、建设时期，受“扫除一切旧的野蛮制度”和“扫除一切旧的思想意识影响”的迫切任务的影响，党更注重显性宣教而相对忽视了这一过程中受众的主观感受和体验。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也随着党对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认识深化，思想引领隐性载体的价值和功能得到重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未遇之大流疫相互交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多风险与挑战。为确保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22]340，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彰显出强大凝聚共识、增进团结的力量，更需要最大限度激发显性宣传教育与隐性话语蕴化的载体合力。这也是习近平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 “既要有惊涛拍岸的声势，也要有润物无声的效果”^[22]387的重要原因。

现实社会中的人，既有较为原始的物质利益需求，也有信仰信念、目标追求、情感价值等更为高阶的精神需要。长久深层、能够“改变世界”的政党思想引领力，正是建立在满足受众成员的现实利益和精神需要基础上。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4]286唯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思想对群众的吸引与感召。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既要 “做大蛋糕” 也要 “切好蛋糕”。“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29]，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种主义同台竞技中马克思主义赢得人民拥护的思想根源，也是毛泽东思想能够引领人民群众进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30]128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这一理论体系不断凝聚人、鼓舞人、动员人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9]35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引领力工作的一大重心。这是因为，利益差距和利益冲突滋生的带有不满、抵抗情绪的各类思想主张会对党的思想引领力造成冲击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人民立场作为根本价值取向，不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在利益分配中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了党的思想引领力，也提升了党的政治领导力、群众组织力与社会号召力。

唯物史观认为，因精神需要满足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可以转变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物质力量而独立存在。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鲜明体现。革命理想高于天，党在成立之初便有无数革命英烈因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团结在一起。百年来，是中国共产党塑造的信仰、信念与信心，支撑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不竭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党的全部创新理论成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发展；党领导的全部事业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目标。除最高理想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塑造的共同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谱写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支撑着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信仰、信念和信心，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新两步走”战略；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照党中央制定的 “时间表” “路线图” 向 “第二个百年” 进军。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31]

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建设，始终坚持辩证地处理这对关系，“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16]282。“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精神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0]146“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成效。”^[32]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不是“空中楼阁”，它始终建立在物质生产力的丰富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保障基础上。物质保障的同时，精神世界的丰盈同样不可忽视。人具有价值尺度，“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终极追求。倘若没有这一价值目标的预设，利益保障终将沦为少数人的特权。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丰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精神上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美好社会。“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33]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设定了民族独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阶段性目标。随着阶段性目标一步步地变成现实，最高目标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也随之增强，成为党的思想引领力提升的 “营养剂”。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信仰信念信心及其具体化阶段性目标实现思想引领、凝聚人心的重要经验。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 “把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广泛覆盖与分类指导结合起来”^[34]，用辩证统一的观点既统筹党的思想引领力中系统与要素的关系，也统筹五维要素各自内部系统及其子要素的关系。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第二个一百年” 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与使命，需要全党全国人民辩证统一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系统与要素，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