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1期
2017, (1): 1-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01
摘要: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碳排放配额（EUA）市场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经核准的碳减排量二级市场（sCER）已经成为国际典型的碳期货市场，投资者如何在它们之间实现有效套利值得重视。因此，采用动态条件相关-门限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DCC-TGARCH）模型，探讨了2009-2016年EUA和sCER期货合约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并考察了多种套利策略的最优套利比率和套利效果。结果表明：首先，样本区间内EUA和sCER期货价格收益率之间存在时变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逐渐减弱。其次，常相关-TGARCH（1，1）与DCC-TGARCH（1，1）模型的最优套利比率随时间不断变化。再次，动态套利的有效性一般优于静态套利，而DCC-TGARCH（1，1）模型的有效性优于常相关-TGARCH（1，1）；而且，与不套利相比，使用套利策略可以提高投资组合的平均收益。这些结果为投资者在碳期货市场选择跨市场套利策略提供了决策依据。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碳排放配额（EUA）市场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经核准的碳减排量二级市场（sCER）已经成为国际典型的碳期货市场，投资者如何在它们之间实现有效套利值得重视。因此，采用动态条件相关-门限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DCC-TGARCH）模型，探讨了2009-2016年EUA和sCER期货合约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并考察了多种套利策略的最优套利比率和套利效果。结果表明：首先，样本区间内EUA和sCER期货价格收益率之间存在时变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逐渐减弱。其次，常相关-TGARCH（1，1）与DCC-TGARCH（1，1）模型的最优套利比率随时间不断变化。再次，动态套利的有效性一般优于静态套利，而DCC-TGARCH（1，1）模型的有效性优于常相关-TGARCH（1，1）；而且，与不套利相比，使用套利策略可以提高投资组合的平均收益。这些结果为投资者在碳期货市场选择跨市场套利策略提供了决策依据。
2017, (1): 9-1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02
摘要:
选取实际建筑，首次有效地将居民建筑能源消费模型和DOE（Design of Experiment）实验设计法相结合，从微观层面对不同居民家庭住宅能耗进行多次模拟，分析不同居民家庭的人均能耗差异及导致差异的关键能源消费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能源消费行为会造成人均能耗的巨大差异，居住在同一建筑情况下，65岁独居退休夫妇的人均能耗是35~64岁之间并且有2名未成年人生活的工薪家庭的1.65倍，是25~34岁并且没有未成年人的工薪家庭的1.23倍。造成此差异的各个能源消费行为中，家庭成员数目对于居民人均能耗影响程度最大，其次分别为地理位置、居民年龄、空调最低温度设定及建筑空调覆盖面积。因此，合理引导并控制居民能源消费，政府需要在重点关注家庭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的同时，积极从居民家庭模式、居民年龄结构层面进行宏观引导，并且大力倡导居民在满足舒适度情况下合理控制住宅制冷温度及住宅空调覆盖面积。
选取实际建筑，首次有效地将居民建筑能源消费模型和DOE（Design of Experiment）实验设计法相结合，从微观层面对不同居民家庭住宅能耗进行多次模拟，分析不同居民家庭的人均能耗差异及导致差异的关键能源消费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能源消费行为会造成人均能耗的巨大差异，居住在同一建筑情况下，65岁独居退休夫妇的人均能耗是35~64岁之间并且有2名未成年人生活的工薪家庭的1.65倍，是25~34岁并且没有未成年人的工薪家庭的1.23倍。造成此差异的各个能源消费行为中，家庭成员数目对于居民人均能耗影响程度最大，其次分别为地理位置、居民年龄、空调最低温度设定及建筑空调覆盖面积。因此，合理引导并控制居民能源消费，政府需要在重点关注家庭能源消费区域差异性的同时，积极从居民家庭模式、居民年龄结构层面进行宏观引导，并且大力倡导居民在满足舒适度情况下合理控制住宅制冷温度及住宅空调覆盖面积。
2017, (1): 20-2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03
摘要:
基于全球专利数据库（PATSTAT），采用高价值专利统计方法，测算各国在汽车、燃料、照明和能源生产四大领域内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的创新水平；再利用1996-2011年全球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分析不同类别技术创新对碳强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汽车、燃料、照明和能源生产4个领域内，中国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的创新指标皆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前者提升速度更快。不同类别技术创新对碳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清洁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污染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碳强度变化对后者的敏感性更高。为了避免清洁技术创新的碳强度抑制效果被污染技术创新所抵消，有必要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于清洁技术研发活动中，并逐步消除对污染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基于全球专利数据库（PATSTAT），采用高价值专利统计方法，测算各国在汽车、燃料、照明和能源生产四大领域内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的创新水平；再利用1996-2011年全球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分析不同类别技术创新对碳强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汽车、燃料、照明和能源生产4个领域内，中国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的创新指标皆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前者提升速度更快。不同类别技术创新对碳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清洁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污染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碳强度变化对后者的敏感性更高。为了避免清洁技术创新的碳强度抑制效果被污染技术创新所抵消，有必要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于清洁技术研发活动中，并逐步消除对污染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2017, (1): 28-3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04
摘要:
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国政府选择了“绿色发展”的理念。中国推行“绿色发展”是修复和维护“空间正义”的必然选择——这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根据“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绿色发展”必须要在“空间正义”的框架内及其主导下展开——守住空间中各事物之间的界限，即根据各事物的固有属性及其意义划清其空间界限并守住其界限；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与救助作用，即通过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来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改善生产方式和提高发展水平，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帮助处于贫困状态尤其是濒临“绝望交易”的民众提高生活能力和改善生活水平；引导大众的“绿色发展”行为，即通过选择性激励来引导民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国政府选择了“绿色发展”的理念。中国推行“绿色发展”是修复和维护“空间正义”的必然选择——这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根据“绿色发展”的深层次逻辑，“绿色发展”必须要在“空间正义”的框架内及其主导下展开——守住空间中各事物之间的界限，即根据各事物的固有属性及其意义划清其空间界限并守住其界限；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与救助作用，即通过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来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改善生产方式和提高发展水平，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帮助处于贫困状态尤其是濒临“绝望交易”的民众提高生活能力和改善生活水平；引导大众的“绿色发展”行为，即通过选择性激励来引导民众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2017, (1): 35-4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05
摘要:
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多起针对燃煤电厂建设的公众抵制事件，影响了现代燃煤发电项目的正常实施。以“平江燃煤电厂事件”为例，分析公众在政府宣传前后对煤电项目的态度变化，应用SIR传染病模型对公众支持率的变化进行系统仿真，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对政府宣传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传染病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公众支持态度的动态变化过程，政府宣传促进了公众支持态度的确立，政府宣传行为的基尼系数值G=0.375<0.4，虽在合理范围内但仍存在优化空间。根据以上研究结果，从大型火电项目决策模式变革和宣传策略实施两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多起针对燃煤电厂建设的公众抵制事件，影响了现代燃煤发电项目的正常实施。以“平江燃煤电厂事件”为例，分析公众在政府宣传前后对煤电项目的态度变化，应用SIR传染病模型对公众支持率的变化进行系统仿真，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对政府宣传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传染病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公众支持态度的动态变化过程，政府宣传促进了公众支持态度的确立，政府宣传行为的基尼系数值G=0.375<0.4，虽在合理范围内但仍存在优化空间。根据以上研究结果，从大型火电项目决策模式变革和宣传策略实施两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2017, (1): 41-4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06
摘要:
依据中国能源平衡表（2014年和2015年）绘制并分析了中国能源流图，按能源类别概述了能源生产、供给和消费及其在部门间的转换和流动状况，重点列出煤炭调入调出量在1千万吨以上的省份；分析了全国各省煤炭、电力的区域调动情况；阐明中国在世界能源发展中的地位及各能源品种在中国的发展状况。通过能源流图看出，2014年能源供应增长1.52%，消费增速跌至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3年和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均在60%以上；天然气利用在中国起步较晚，未来还有较大增长潜力；中国煤电占总发电量的75%，气电与主要发达国家的24%相差甚远；此外，全国各省中6省煤炭、电力净调出与5省煤炭、电力净调入形成鲜明对比。
依据中国能源平衡表（2014年和2015年）绘制并分析了中国能源流图，按能源类别概述了能源生产、供给和消费及其在部门间的转换和流动状况，重点列出煤炭调入调出量在1千万吨以上的省份；分析了全国各省煤炭、电力的区域调动情况；阐明中国在世界能源发展中的地位及各能源品种在中国的发展状况。通过能源流图看出，2014年能源供应增长1.52%，消费增速跌至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3年和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均在60%以上；天然气利用在中国起步较晚，未来还有较大增长潜力；中国煤电占总发电量的75%，气电与主要发达国家的24%相差甚远；此外，全国各省中6省煤炭、电力净调出与5省煤炭、电力净调入形成鲜明对比。
2017, (1): 47-5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07
摘要:
碳交易体系导致企业生产的成本构成和盈利模式发生变化，基于博弈论方法采用古诺模型，对同行业中的双寡头企业在碳配额约束下产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的竞争力变化进行分析，同时探讨碳交易约束对整个行业生产力的影响，在研究中突出分析了企业碳强度的差异对碳约束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试图探索理论模型所揭示的现实意义。模型结果与算例仿真结果显示：碳配额约束会对不同碳强度的两企业造成产量方面的影响，碳强度低的企业具有较大的碳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会帮助其在同行业竞争中占有优势，使其在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提高，当配额总量越紧张时，这种竞争力优势愈发凸显；而碳强度较高的企业，对碳配额约束所带来的压力越敏感，在碳配额总量紧张时，过高的碳强度可能导致企业难以承受碳成本，大幅度减少产量，甚至被挤出产品市场。从整个行业的产量来看，碳配额约束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业的整体产量有所影响，随着碳配额总量缩紧，行业的总产出减小，会给政策的制定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减少排放之间寻求平衡，是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之一。
碳交易体系导致企业生产的成本构成和盈利模式发生变化，基于博弈论方法采用古诺模型，对同行业中的双寡头企业在碳配额约束下产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的竞争力变化进行分析，同时探讨碳交易约束对整个行业生产力的影响，在研究中突出分析了企业碳强度的差异对碳约束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试图探索理论模型所揭示的现实意义。模型结果与算例仿真结果显示：碳配额约束会对不同碳强度的两企业造成产量方面的影响，碳强度低的企业具有较大的碳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会帮助其在同行业竞争中占有优势，使其在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提高，当配额总量越紧张时，这种竞争力优势愈发凸显；而碳强度较高的企业，对碳配额约束所带来的压力越敏感，在碳配额总量紧张时，过高的碳强度可能导致企业难以承受碳成本，大幅度减少产量，甚至被挤出产品市场。从整个行业的产量来看，碳配额约束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业的整体产量有所影响，随着碳配额总量缩紧，行业的总产出减小，会给政策的制定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减少排放之间寻求平衡，是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之一。
2017, (1): 56-6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08
摘要:
应用LP方法测算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14年间从G7国家进口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运用熵值分析方法对全国、东中西部之间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差异进行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从吸收和引进两方面计量分析影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因素。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空间分布集中度高的特点；从全国来看，研发强度、人力资本和贸易结构对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起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差距起负向抑制作用；从区域来看，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在不同区域作用差异明显。其中，人力资本在东中部地区起正向作用，在西部地区起负向作用，技术差距在东部地区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起显著的负向作用。
应用LP方法测算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14年间从G7国家进口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运用熵值分析方法对全国、东中西部之间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差异进行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从吸收和引进两方面计量分析影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因素。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空间分布集中度高的特点；从全国来看，研发强度、人力资本和贸易结构对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起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差距起负向抑制作用；从区域来看，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在不同区域作用差异明显。其中，人力资本在东中部地区起正向作用，在西部地区起负向作用，技术差距在东部地区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起显著的负向作用。
2017, (1): 64-7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09
摘要:
以信息扩散和情绪传染为羊群行为形成驱动力，依据信息种类和来源、投资者改变交易量或交易方向以及订单买卖方向赋予羊群行为“内部”和“外部”、“隐性”和“显性”、“买入”和“卖出”等不同属性。在包含两只具有不同特性股票的人工股票市场中，对羊群行为形成机理及其对股票风险形成和传染的作用进行仿真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在无法获悉股票内在价值信息时，基于自信心和风险厌恶的情绪传染将引发显著的总体市场羊群行为；从单一股票风险形成来看，羊群行为导致股票价格波动扩大，其中隐性卖出羊群行为更好地解释了价格下跌风险；从股票间风险传染来看，当股票价格明显背离其内在价值时，内部羊群和外部羊群的交叉作用将导致风险传染发生。
以信息扩散和情绪传染为羊群行为形成驱动力，依据信息种类和来源、投资者改变交易量或交易方向以及订单买卖方向赋予羊群行为“内部”和“外部”、“隐性”和“显性”、“买入”和“卖出”等不同属性。在包含两只具有不同特性股票的人工股票市场中，对羊群行为形成机理及其对股票风险形成和传染的作用进行仿真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在无法获悉股票内在价值信息时，基于自信心和风险厌恶的情绪传染将引发显著的总体市场羊群行为；从单一股票风险形成来看，羊群行为导致股票价格波动扩大，其中隐性卖出羊群行为更好地解释了价格下跌风险；从股票间风险传染来看，当股票价格明显背离其内在价值时，内部羊群和外部羊群的交叉作用将导致风险传染发生。
2017, (1): 73-8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10
摘要:
当前管理研究存在一种二重困境：重大理论创新的步伐放缓，理论与实践间沟深壑宽。基于批判哲学观，通过对管理研究的思维起点、逻辑过程、研究目的等3个研究前提的批判性分析，推导出此二重困境必然存在。进而，突破这3个研究前提成为破解此困境的一种选择。在理论合理性上，该做法完全统一于康德的认识论：借助人的知性发展管理理论、依赖人的感性指导管理实践、利用人的理性范导管理理论的未来发展以消弭此困境。故此，凸显中国情境在管理研究前提中的意义是突破此二重困境的合理选择，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
当前管理研究存在一种二重困境：重大理论创新的步伐放缓，理论与实践间沟深壑宽。基于批判哲学观，通过对管理研究的思维起点、逻辑过程、研究目的等3个研究前提的批判性分析，推导出此二重困境必然存在。进而，突破这3个研究前提成为破解此困境的一种选择。在理论合理性上，该做法完全统一于康德的认识论：借助人的知性发展管理理论、依赖人的感性指导管理实践、利用人的理性范导管理理论的未来发展以消弭此困境。故此，凸显中国情境在管理研究前提中的意义是突破此二重困境的合理选择，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价值。
2017, (1): 83-90,9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11
摘要:
提出以“融资风险阶段划分-分担-评价”为主线的融资风险评价体系。基于“新两阶段论”把融资风险划分为缔约阶段融资风险和履约阶段融资风险；针对划分后的融资风险，构建灰色关联度和TOPSIS法相结合的分担模型；利用遗传算法优化支持向量机，在融资风险分担完成后，对融资风险展开评价；以青岛胶州湾海底隧道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该评价体系实现了“动态性”“针对性”和“准确性”，是科学合理的，可以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各利益攸关方及时准确地掌握各自的融资风险状况提供帮助。
提出以“融资风险阶段划分-分担-评价”为主线的融资风险评价体系。基于“新两阶段论”把融资风险划分为缔约阶段融资风险和履约阶段融资风险；针对划分后的融资风险，构建灰色关联度和TOPSIS法相结合的分担模型；利用遗传算法优化支持向量机，在融资风险分担完成后，对融资风险展开评价；以青岛胶州湾海底隧道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该评价体系实现了“动态性”“针对性”和“准确性”，是科学合理的，可以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各利益攸关方及时准确地掌握各自的融资风险状况提供帮助。
2017, (1): 91-9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12
摘要:
在实践领域与学术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都得到广泛的关注。但鲜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为填补这一空缺，通过综合和拓展已有的概念框架和研究发现，并结合实践经验构建出一个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该框架包括外部环境、驱动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影响效果、政策调整等多个维度，其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是理论框架的核心，包含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及具体行动两个方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是政府、社会力量、公民三者良性互动构成。该框架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外包、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概念化图谱。
在实践领域与学术领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都得到广泛的关注。但鲜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为填补这一空缺，通过综合和拓展已有的概念框架和研究发现，并结合实践经验构建出一个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该框架包括外部环境、驱动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影响效果、政策调整等多个维度，其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是理论框架的核心，包含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及具体行动两个方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是政府、社会力量、公民三者良性互动构成。该框架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外包、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概念化图谱。
2017, (1): 99-10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13
摘要:
运用组织学习等理论进行分析，选择2000-2013年度收购方与转让方均为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90个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构造转让方企业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总体指标及收购方股票市场预期等指标和模型，采用稳健回归方法检验资本市场对转让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应。研究发现，转让方对股东责任、对员工责任、对政府责任均与收购方股票市场预期显著正相关；而对债权人责任、对供应商责任与收购方股票市场预期的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还发现，转让方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表现与收购方股票市场预期显著正相关，且并购双方属于同行业、民营化等情形均能增强前述二者的关系。收购方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学习效应，且同行业和民营化等情形能增强学习效果。
运用组织学习等理论进行分析，选择2000-2013年度收购方与转让方均为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90个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构造转让方企业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总体指标及收购方股票市场预期等指标和模型，采用稳健回归方法检验资本市场对转让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应。研究发现，转让方对股东责任、对员工责任、对政府责任均与收购方股票市场预期显著正相关；而对债权人责任、对供应商责任与收购方股票市场预期的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还发现，转让方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表现与收购方股票市场预期显著正相关，且并购双方属于同行业、民营化等情形均能增强前述二者的关系。收购方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学习效应，且同行业和民营化等情形能增强学习效果。
2017, (1): 108-11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14
摘要:
在创新创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聚焦于互联网创业公司普遍面临的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离职率高的问题，基于整合视角和大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系统地探索诱发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群体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1）该群体离职倾向的产生主要源于7个方面的因素：工作特征匹配、投入回报、组织适应性、群体互动效果、成就动机满足、个体胜任力以及外部环境压力；（2）不同因素对离职倾向作用方向有所差异，外部环境对离职倾向呈正向影响，其余因素对离职倾向呈负向影响；（3）不同因素对离职倾向作用强度有差异：成就需要满足、投入回报、组织适应性以及群体互动效果对离职倾向影响作用较大，且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部环境、工作特征和胜任力对离职倾向影响一般，且作用强度依次递减。
在创新创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聚焦于互联网创业公司普遍面临的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离职率高的问题，基于整合视角和大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系统地探索诱发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群体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1）该群体离职倾向的产生主要源于7个方面的因素：工作特征匹配、投入回报、组织适应性、群体互动效果、成就动机满足、个体胜任力以及外部环境压力；（2）不同因素对离职倾向作用方向有所差异，外部环境对离职倾向呈正向影响，其余因素对离职倾向呈负向影响；（3）不同因素对离职倾向作用强度有差异：成就需要满足、投入回报、组织适应性以及群体互动效果对离职倾向影响作用较大，且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部环境、工作特征和胜任力对离职倾向影响一般，且作用强度依次递减。
2017, (1): 116-12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15
摘要:
军民融合是实现强国梦和强军梦的重要战略，对推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军民融合产业外部性效应和发展脉络的分析和梳理，发现产业外部性是军民融合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从内部机制来看，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契合了调整转型和创新升级的发展逻辑；从外部机制来看，军民融合集聚通过诱发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强化效应、优化资源有效配置的资本强化效应、提升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技术强化效应以及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市场强化效应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驱动因素来看，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实现了从资本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演变。
军民融合是实现强国梦和强军梦的重要战略，对推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军民融合产业外部性效应和发展脉络的分析和梳理，发现产业外部性是军民融合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从内部机制来看，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契合了调整转型和创新升级的发展逻辑；从外部机制来看，军民融合集聚通过诱发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强化效应、优化资源有效配置的资本强化效应、提升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技术强化效应以及增强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市场强化效应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驱动因素来看，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实现了从资本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演变。
2017, (1): 124-13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16
摘要:
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内涵包括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和外层空间武器化两种情形。国际法对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规制，应当根据这两种情形而采取相应的具体模式。既有的国际条约法不能够充分地、有效地对外层空间军事化进行规制，未能禁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活动，完善国际条约法又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建立禁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活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应当是实现国际法对外层空间军事化规制的理想路径。禁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活动的实践行为已经基本符合构成国际习惯法的物质要素，即国家实践的要求，但在心理要素即法律确信方面还有所缺失。国际社会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促成这一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建立
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内涵包括军事化利用人造卫星和外层空间武器化两种情形。国际法对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规制，应当根据这两种情形而采取相应的具体模式。既有的国际条约法不能够充分地、有效地对外层空间军事化进行规制，未能禁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活动，完善国际条约法又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建立禁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活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应当是实现国际法对外层空间军事化规制的理想路径。禁止外层空间武器化活动的实践行为已经基本符合构成国际习惯法的物质要素，即国家实践的要求，但在心理要素即法律确信方面还有所缺失。国际社会应当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促成这一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建立
2017, (1): 132-13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17
摘要:
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不具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具竞争性和开放性；不是命令与服从式，而是说服与被说服式；不是总统“完全”拥有对国会的立法计划权，而只是实际“主导”着国会立法。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主要通过国情咨文等行使，法源根据有《联邦宪法》授权、国会和总统自身等。非垄断性和非命令式的立法计划权特质决定了美国属于制衡式，不同于英国的（权益）反映式和中国的自主式。美国立法计划权需要总统为之而斗争，结果受制于客观、主观和外围环境等因素。
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不具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具竞争性和开放性；不是命令与服从式，而是说服与被说服式；不是总统“完全”拥有对国会的立法计划权，而只是实际“主导”着国会立法。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主要通过国情咨文等行使，法源根据有《联邦宪法》授权、国会和总统自身等。非垄断性和非命令式的立法计划权特质决定了美国属于制衡式，不同于英国的（权益）反映式和中国的自主式。美国立法计划权需要总统为之而斗争，结果受制于客观、主观和外围环境等因素。
2017, (1): 138-14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18
摘要:
知识产权能够鼓励创造系知识产权制度功能的通常解说，该说法及其依据的历史素材之间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事实上，经由不同价值导向进行的历史阐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程，揭示出鼓励创造说极有可能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立法策略。横向比较古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萌芽及受阻的过程，将发现强大的利益诉求与社会认可而非鼓励创造的期待是形成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原因，进而澄清制度功能并非价值诠释，而是事实描述这一基本问题。知识产权最重要的制度功能在于为作品、发明、商标这些信息提供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在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分配基于这些信息产生的利益。
知识产权能够鼓励创造系知识产权制度功能的通常解说，该说法及其依据的历史素材之间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事实上，经由不同价值导向进行的历史阐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程，揭示出鼓励创造说极有可能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立法策略。横向比较古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萌芽及受阻的过程，将发现强大的利益诉求与社会认可而非鼓励创造的期待是形成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原因，进而澄清制度功能并非价值诠释，而是事实描述这一基本问题。知识产权最重要的制度功能在于为作品、发明、商标这些信息提供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在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分配基于这些信息产生的利益。
2017, (1): 144-14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19
摘要:
新中国建国初期，法制实践延续了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采取以政策引导法制实践的办法，对干部与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与法制宣传，以实现不同社会阶层主体对新法律制度的理解与接受之目标。1950年的《婚姻法》贯彻运动便采用此种法制实践路径。该路径选择能够加速新法落实，减少因法制不完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这也造成群众在法律观重塑过程中对法制和政策的错位理解与法律认同感降低等影响。
新中国建国初期，法制实践延续了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采取以政策引导法制实践的办法，对干部与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与法制宣传，以实现不同社会阶层主体对新法律制度的理解与接受之目标。1950年的《婚姻法》贯彻运动便采用此种法制实践路径。该路径选择能够加速新法落实，减少因法制不完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这也造成群众在法律观重塑过程中对法制和政策的错位理解与法律认同感降低等影响。
2017, (1): 150-15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20
摘要:
谦抑是刑事立法的帝王法则。刑事立法情绪化、想象化、道德改善化等违反谦抑性标准的提出，描绘了当下中国刑事立法不断违反谦抑性的刑治事实。在批判性吸收刑事立法应当如何谦抑存量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程序来实现刑事立法谦抑性的制度路径。刑事立法谦抑化要有通过SWOT模型验证的前置立法风险评估程序；要有刑法条文审议、辩论和质询等刑事立法过程的程序完善；要有刑事立法事后程序跟进，特别是刑法“落日条款”的制度设计。以“谦抑地立法”实现“谦抑的立法”，助益国家刑事立法科学化。
谦抑是刑事立法的帝王法则。刑事立法情绪化、想象化、道德改善化等违反谦抑性标准的提出，描绘了当下中国刑事立法不断违反谦抑性的刑治事实。在批判性吸收刑事立法应当如何谦抑存量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程序来实现刑事立法谦抑性的制度路径。刑事立法谦抑化要有通过SWOT模型验证的前置立法风险评估程序；要有刑法条文审议、辩论和质询等刑事立法过程的程序完善；要有刑事立法事后程序跟进，特别是刑法“落日条款”的制度设计。以“谦抑地立法”实现“谦抑的立法”，助益国家刑事立法科学化。
2017, (1): 156-16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21
摘要:
资本作为承载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要素，具有依赖物而产生的创造物质财富和文明的一面，还具有依赖其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破坏现代文明的一面。资本这种双重的逻辑体现了其创造性和破坏性并存的内在矛盾，并对当代社会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警示意义在于，必须全面把握资本逻辑的两面性，在充分利用好资本的“创造性”的同时，采取相应的防范应对策略，警惕其更为本质的破坏性。
资本作为承载着一定生产关系的生产要素，具有依赖物而产生的创造物质财富和文明的一面，还具有依赖其生产关系而产生的破坏现代文明的一面。资本这种双重的逻辑体现了其创造性和破坏性并存的内在矛盾，并对当代社会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警示意义在于，必须全面把握资本逻辑的两面性，在充分利用好资本的“创造性”的同时，采取相应的防范应对策略，警惕其更为本质的破坏性。
2017, (1): 162-16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22
摘要:
媒介使用在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CGSS2013）的数据，使用Ordered Probit回归建立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新媒介（互联网和手机）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在中央政府层面，新媒介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介。基于对研究发现的讨论，建议政府在传统媒介平台上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环境信息需求，着手从新媒介平台搜集公众建议以改进环境治理，重点针对新媒介平台上的环境热点事件制定解决方案。
媒介使用在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CGSS2013）的数据，使用Ordered Probit回归建立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新媒介（互联网和手机）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在中央政府层面，新媒介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介。基于对研究发现的讨论，建议政府在传统媒介平台上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环境信息需求，着手从新媒介平台搜集公众建议以改进环境治理，重点针对新媒介平台上的环境热点事件制定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