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6期
2017, (6): 1-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192
摘要:
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模块化发展特征，采用动态博弈方法研究该产业中基于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和纯上游研发企业专利池的形成机制。构建三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第一阶段，专利所有权人决定是否组成专利池；第二阶段，企业根据许可方式来预测行业产量对于许可费率的反应函数；第三阶段，下游制造商进入市场，同时决定最终产品的产量来最大化其利润。根据博弈分析的结果，发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纵向一体化企业与纯上游研发企业组建一个专利池，那么无论是纵向一体化企业还是纯上游研发企业，它们获取的利润都要更为理想。同时专利池的组建也会使得下游市场产品总产量提高，价格降低。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在许可费科学分配、研发合作以及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发挥强有力的引导作用，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池发展与长期稳定运营。
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模块化发展特征，采用动态博弈方法研究该产业中基于产业链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和纯上游研发企业专利池的形成机制。构建三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第一阶段，专利所有权人决定是否组成专利池；第二阶段，企业根据许可方式来预测行业产量对于许可费率的反应函数；第三阶段，下游制造商进入市场，同时决定最终产品的产量来最大化其利润。根据博弈分析的结果，发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纵向一体化企业与纯上游研发企业组建一个专利池，那么无论是纵向一体化企业还是纯上游研发企业，它们获取的利润都要更为理想。同时专利池的组建也会使得下游市场产品总产量提高，价格降低。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在许可费科学分配、研发合作以及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发挥强有力的引导作用，助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池发展与长期稳定运营。
2017, (6): 9-1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706
摘要:
绿色治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现实的正当性、必要性与可能性。以1978-2016年这38年间中国党代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划）等政策文本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绿色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检视，分析和梳理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发展阶段、时代特征与变迁逻辑。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历程：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效率（经济发展）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平优先"的价值转换；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可以划分为1978-2002年、2003-2011年、2012-2016年3个时间阶段；从政策内容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浅绿化"的环境保护、"深绿化"的环境（生态）治理、"泛绿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转变。通过政策反思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呈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匮乏。未来只有不断推动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民主化、法治化与协调化进程，才能最终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基于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绿色治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现实的正当性、必要性与可能性。以1978-2016年这38年间中国党代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划）等政策文本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绿色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检视，分析和梳理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发展阶段、时代特征与变迁逻辑。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历程：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效率（经济发展）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平优先"的价值转换；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可以划分为1978-2002年、2003-2011年、2012-2016年3个时间阶段；从政策内容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浅绿化"的环境保护、"深绿化"的环境（生态）治理、"泛绿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转变。通过政策反思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呈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匮乏。未来只有不断推动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民主化、法治化与协调化进程，才能最终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基于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2017, (6): 18-2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2577
摘要:
解决累积性环境恶化问题亟需所有个人与组织转变行为方式，为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而共同努力。基于个体异质性，选取最重要的异质性维度——偏好异质性和成本异质性，分析在单维和多维场景下，个体有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的均衡条件，以及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实施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只存在个体偏好异质性时，潜在的大集团无法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强制控制方法通过设立企业必须遵守的排污限制和技术标准等，能够提高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而同时存在个体偏好异质性和成本异质性时，市场化方法能够发挥其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规避强制标准检测、执行的困难和政策后果的不确定性，提供比后者更高水平的环境公共物品。结合研究结论，认为应强化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保法规标准执行力度，明晰环境治理责任主体，通过利益杠杆调动公众积极性。
解决累积性环境恶化问题亟需所有个人与组织转变行为方式，为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而共同努力。基于个体异质性，选取最重要的异质性维度——偏好异质性和成本异质性，分析在单维和多维场景下，个体有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的均衡条件，以及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实施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只存在个体偏好异质性时，潜在的大集团无法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强制控制方法通过设立企业必须遵守的排污限制和技术标准等，能够提高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而同时存在个体偏好异质性和成本异质性时，市场化方法能够发挥其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规避强制标准检测、执行的困难和政策后果的不确定性，提供比后者更高水平的环境公共物品。结合研究结论，认为应强化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保法规标准执行力度，明晰环境治理责任主体，通过利益杠杆调动公众积极性。
2017, (6): 28-3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369
摘要:
针对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气候变化、土地资源占用等4种主要机动车环境污染，通过定量方法测度2006-2014年北京市机动车的环境外部成本。结果表明：机动车环境污染代价不仅受实际污染量、剂量暴露率等因素影响，还受当地疾病成本、人均收入、碳税价格和心理预期费用等机会成本因素约束，不同的成本体系测算出来的污染代价差异显著。以北京当地成本为例，2006年起北京机动车环境总代价有缓慢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6.7%，其中空气污染占比最大。环境总代价占当年GDP的比重平均约为0.56%，但污染的相对代价有所减少，且呈现下降趋势。机动车限制政策对环境污染影响有正面的影响效果，2012年以后这种效果逐步减弱。在此基础上，在政策层面认为应通过技术手段，改善机动车尾气污染；增加降噪设备，规范行为；加强重污染天气的预报等综合性手段，以控制机动车的外部性污染问题。
针对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气候变化、土地资源占用等4种主要机动车环境污染，通过定量方法测度2006-2014年北京市机动车的环境外部成本。结果表明：机动车环境污染代价不仅受实际污染量、剂量暴露率等因素影响，还受当地疾病成本、人均收入、碳税价格和心理预期费用等机会成本因素约束，不同的成本体系测算出来的污染代价差异显著。以北京当地成本为例，2006年起北京机动车环境总代价有缓慢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6.7%，其中空气污染占比最大。环境总代价占当年GDP的比重平均约为0.56%，但污染的相对代价有所减少，且呈现下降趋势。机动车限制政策对环境污染影响有正面的影响效果，2012年以后这种效果逐步减弱。在此基础上，在政策层面认为应通过技术手段，改善机动车尾气污染；增加降噪设备，规范行为；加强重污染天气的预报等综合性手段，以控制机动车的外部性污染问题。
2017, (6): 38-4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341
摘要:
基于全要素生产理论，运用非径向加权Russell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7-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分析效率的变化趋势并对其进行分解，通过泰尔指数方法诠释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地区差距的形成原因，利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效率较低且维持了下降趋势，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三大地区之间差距和长江上游地区内部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地区差距的主要成因；在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无效率中，烟粉尘贡献率最高，其次为SO2，氮氧化物贡献率最低；经济增长、提升第三产业比重、增加R&D投入强度、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于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均有明显促进作用。
基于全要素生产理论，运用非径向加权Russell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7-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分析效率的变化趋势并对其进行分解，通过泰尔指数方法诠释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地区差距的形成原因，利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效率较低且维持了下降趋势，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三大地区之间差距和长江上游地区内部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地区差距的主要成因；在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无效率中，烟粉尘贡献率最高，其次为SO2，氮氧化物贡献率最低；经济增长、提升第三产业比重、增加R&D投入强度、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对于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提升均有明显促进作用。
2017, (6): 49-5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1310
摘要:
地质因素与技术因素是影响非常规油气开发产能水平的主要类因素群，技术作用被认为是制约非常规油气开发质量的主导因素。以S地区致密气生产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产能水平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通过数据分组处理（GMDH）方法提取关键指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依据贝叶斯估计（Bayesian Estimation）探究地质参数与技术参数对非常规油气产能评价指标的影响效应，从定量角度对比分析技术作用的实际影响效果及其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不同技术规模下，观测指标对地质作用与技术作用的影响效应不同；地质因素是影响产能水平的主导因素，明显超出技术因素的影响程度，从而对工程施工中强调技术因素的管理方式提出挑战。因此，加强非常规油气开发领域的地质研究是提升技术本土适应性水平的关键。
地质因素与技术因素是影响非常规油气开发产能水平的主要类因素群，技术作用被认为是制约非常规油气开发质量的主导因素。以S地区致密气生产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产能水平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通过数据分组处理（GMDH）方法提取关键指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依据贝叶斯估计（Bayesian Estimation）探究地质参数与技术参数对非常规油气产能评价指标的影响效应，从定量角度对比分析技术作用的实际影响效果及其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不同技术规模下，观测指标对地质作用与技术作用的影响效应不同；地质因素是影响产能水平的主导因素，明显超出技术因素的影响程度，从而对工程施工中强调技术因素的管理方式提出挑战。因此，加强非常规油气开发领域的地质研究是提升技术本土适应性水平的关键。
2017, (6): 58-69.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065
摘要:
通过对技术创新作用的比较静态分析，阐释了集聚影响增长的理论机制，构建了空间经济增长的群峰型周期结构框架，从理论上统一了"倒U形""U形"曲线关系等不一致的研究结论。随后，在利用空间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和空间集中度指数（CR2）定量测度中国25省1990-2013年省域经济空间集聚程度的基础上，借助能同时处理个体效应和内生性问题的面板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时，空间集聚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形"曲线关系；而当创新水平提高和其他控制因素改善时，这一"倒U形"曲线则会向右上位移，不断拓展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在上限，形成一种周期性群峰结构；而实际的经济集聚程度则影响区域增长在上限范围内的具体位置，且达致最高增长水平的最优经济集聚程度与创新水平呈正比，过高或过低的集聚程度都不利于增长。
通过对技术创新作用的比较静态分析，阐释了集聚影响增长的理论机制，构建了空间经济增长的群峰型周期结构框架，从理论上统一了"倒U形""U形"曲线关系等不一致的研究结论。随后，在利用空间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和空间集中度指数（CR2）定量测度中国25省1990-2013年省域经济空间集聚程度的基础上，借助能同时处理个体效应和内生性问题的面板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模型，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时，空间集聚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形"曲线关系；而当创新水平提高和其他控制因素改善时，这一"倒U形"曲线则会向右上位移，不断拓展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在上限，形成一种周期性群峰结构；而实际的经济集聚程度则影响区域增长在上限范围内的具体位置，且达致最高增长水平的最优经济集聚程度与创新水平呈正比，过高或过低的集聚程度都不利于增长。
2017, (6): 70-78.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2477
摘要:
结合服务科学领域价值共创最新研究进展，将价值共创引入到网络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即从"企业战略导向-企业行为-企业绩效"的研究思路入手，同时考虑外部环境中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协调和约束，以及企业发展阶段的调节效应，构建了网络导向、价值共创与新创企业绩效的情境影响的概念模型。对212份新创企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价值共创在网络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所处制度环境以及不同企业发展阶段均在网络导向与价值共创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
结合服务科学领域价值共创最新研究进展，将价值共创引入到网络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即从"企业战略导向-企业行为-企业绩效"的研究思路入手，同时考虑外部环境中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协调和约束，以及企业发展阶段的调节效应，构建了网络导向、价值共创与新创企业绩效的情境影响的概念模型。对212份新创企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价值共创在网络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所处制度环境以及不同企业发展阶段均在网络导向与价值共创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
2017, (6): 79-8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894
摘要:
以1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部门380对直接上司和下属的配对问卷为样本，采用条件过程建模构造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结果显示：（1）服务型领导对员工自我管理绩效有显著正影响；（2）工作倦怠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自我管理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领导政治技能则调节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当领导政治技能较高时，服务型领导能显著降低员工工作倦怠感；而当领导政治技能较低时，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倦怠感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以1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部门380对直接上司和下属的配对问卷为样本，采用条件过程建模构造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结果显示：（1）服务型领导对员工自我管理绩效有显著正影响；（2）工作倦怠在服务型领导与员工自我管理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领导政治技能则调节了服务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当领导政治技能较高时，服务型领导能显著降低员工工作倦怠感；而当领导政治技能较低时，服务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倦怠感的负向影响不显著。
2017, (6): 87-9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2564
摘要:
对于设计施工联合体工程总承包项目，优化收益分配是项目优化能否达成的关键，关系到总承包优势能否得以充分发挥。而优化收益分配不仅受主体理性行为的影响，还将受主体公平关切行为的影响。从行为科学角度出发，基于博弈理论构建相应的优化收益模型、公平关切函数和收益分配模型；设置仅设计或仅施工方具有公平关切，以及双方均具有公平关切3种情景，选取收益分配可行域、收益均值、收益期望值、收益最大值4个指标，模拟分析了主体公平关切行为对联合体工程总承包项目优化收益及其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联合体双方适当的公平关切行为对提升其自身收益有利；但过高的公平关切程度会使项目优化收益分配可行域急剧减小，项目优化事项落地的可能性及优化收益期望值也会随之减小。
对于设计施工联合体工程总承包项目，优化收益分配是项目优化能否达成的关键，关系到总承包优势能否得以充分发挥。而优化收益分配不仅受主体理性行为的影响，还将受主体公平关切行为的影响。从行为科学角度出发，基于博弈理论构建相应的优化收益模型、公平关切函数和收益分配模型；设置仅设计或仅施工方具有公平关切，以及双方均具有公平关切3种情景，选取收益分配可行域、收益均值、收益期望值、收益最大值4个指标，模拟分析了主体公平关切行为对联合体工程总承包项目优化收益及其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联合体双方适当的公平关切行为对提升其自身收益有利；但过高的公平关切程度会使项目优化收益分配可行域急剧减小，项目优化事项落地的可能性及优化收益期望值也会随之减小。
2017, (6): 95-102.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2349
摘要:
深入剖析混频数据模型（MIDAS）的内部结构，推导出MIDAS模型与传统同频率EQW模型的区别与联系，并且证明EQW模型参数估计的偏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多种不同形式的权重函数，推导出MIDAS类模型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方法的具体机理及理论演绎过程，并且以资产价格对中国经济增长效应的样本内预测为例，对MIDAS模型的精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多元EQW模型的拟合效果及样本内预测精度均低于最优滞后阶数下ExpAlmon-AR-M-MIDAS模型，ExpAlmon-AR-M-MIDAS模型能够提取更多高频解释变量的有效信息。
深入剖析混频数据模型（MIDAS）的内部结构，推导出MIDAS模型与传统同频率EQW模型的区别与联系，并且证明EQW模型参数估计的偏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多种不同形式的权重函数，推导出MIDAS类模型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方法的具体机理及理论演绎过程，并且以资产价格对中国经济增长效应的样本内预测为例，对MIDAS模型的精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多元EQW模型的拟合效果及样本内预测精度均低于最优滞后阶数下ExpAlmon-AR-M-MIDAS模型，ExpAlmon-AR-M-MIDAS模型能够提取更多高频解释变量的有效信息。
2017, (6): 103-113.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415
摘要:
为准确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状态，通过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26个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时序特征，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截面差异明显；资源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环境子系统次之，再次是产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小，各子系统指数变化轨迹、升降幅度和截面特征不一致，使得26个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发展平稳型、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3种波动类型；长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度和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各异，城市间内部协调性不高，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矛盾突出，虽然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升高，但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偏低，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依然突出。据此认为应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
为准确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状态，通过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26个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时序特征，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截面差异明显；资源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环境子系统次之，再次是产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小，各子系统指数变化轨迹、升降幅度和截面特征不一致，使得26个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发展平稳型、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3种波动类型；长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度和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各异，城市间内部协调性不高，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矛盾突出，虽然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升高，但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偏低，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依然突出。据此认为应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
2017, (6): 114-12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1118
摘要:
研究地震发生时个体的行为反应特征和分类模式，并阐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灾时第一时间的行为反应有逃跑、躲避、寻求信息、木鸡、利他行为、保护财产和未反应等类型，地震后半小时的行为反应依次为联系家人行为、信息交流行为、采取措施、疏散、寻求归属和未反应。灾时第一时间的行为反应根据可控制程度和激发程度分为四大模式，影响行为反应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感知震动强度、感知风险、从众心理、地震经历、反应能力等。建议政府管理者针对不同的行为反应模式，锁定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通过加强灾前教育和演练、完善灾时救援和风险沟通方案，引导公众采取更科学有效的行为反应来降低地震造成的伤害。
研究地震发生时个体的行为反应特征和分类模式，并阐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灾时第一时间的行为反应有逃跑、躲避、寻求信息、木鸡、利他行为、保护财产和未反应等类型，地震后半小时的行为反应依次为联系家人行为、信息交流行为、采取措施、疏散、寻求归属和未反应。灾时第一时间的行为反应根据可控制程度和激发程度分为四大模式，影响行为反应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感知震动强度、感知风险、从众心理、地震经历、反应能力等。建议政府管理者针对不同的行为反应模式，锁定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通过加强灾前教育和演练、完善灾时救援和风险沟通方案，引导公众采取更科学有效的行为反应来降低地震造成的伤害。
2017, (6): 121-12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2607
摘要:
1958年，美国《联邦航空法》确立航空承运人在航空运输活动中不得违背非歧视原则。美国最高法院区分"航班超售本体"和"实施航班超售行为"分别认定是否违背非歧视原则。规制国际航空运输领域的航班超售，美国适用内外一致的监管标准，对本国和外国的航空承运人适用相同法规。征询自愿被拒载的志愿者应当同时面向全部旅客，切忌特别或者先后征询。适用优先登机规则的前提是征询志愿者人数不足。优先登机规则含括"先订先得""先到先得"和"复合参考权衡"3个规则。航班超售非歧视原则促进航空运输发展并可作为旅客维权的替代路径。中国修订《民用航空法》可借鉴美国作法的有益经验。
1958年，美国《联邦航空法》确立航空承运人在航空运输活动中不得违背非歧视原则。美国最高法院区分"航班超售本体"和"实施航班超售行为"分别认定是否违背非歧视原则。规制国际航空运输领域的航班超售，美国适用内外一致的监管标准，对本国和外国的航空承运人适用相同法规。征询自愿被拒载的志愿者应当同时面向全部旅客，切忌特别或者先后征询。适用优先登机规则的前提是征询志愿者人数不足。优先登机规则含括"先订先得""先到先得"和"复合参考权衡"3个规则。航班超售非歧视原则促进航空运输发展并可作为旅客维权的替代路径。中国修订《民用航空法》可借鉴美国作法的有益经验。
2017, (6): 128-136.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873
摘要:
债务国发动的主权债务重组程序可能会引发其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所规定的条约义务的违反。依照各案仲裁庭宽松判断的标准，除了单纯主权债务违约外，当东道国发动主权债务重组程序时，几乎都可能因违反公平公正待遇而产生国际法责任。公平公正待遇允许仲裁庭在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之间进行全面的司法平衡，债务国存在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可能，但同时也存在免除责任的空间。阿巴克莱特等诉阿根廷案的债券持有人主张阿根廷的债务重组行为违反了意大利——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项下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构成征收。仲裁庭对此案的裁决将首开主权债务重组之国际法责任认定的先河。
债务国发动的主权债务重组程序可能会引发其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所规定的条约义务的违反。依照各案仲裁庭宽松判断的标准，除了单纯主权债务违约外，当东道国发动主权债务重组程序时，几乎都可能因违反公平公正待遇而产生国际法责任。公平公正待遇允许仲裁庭在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之间进行全面的司法平衡，债务国存在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可能，但同时也存在免除责任的空间。阿巴克莱特等诉阿根廷案的债券持有人主张阿根廷的债务重组行为违反了意大利——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项下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构成征收。仲裁庭对此案的裁决将首开主权债务重组之国际法责任认定的先河。
2017, (6): 137-141.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1805
摘要:
学界和实务部门有关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核心功能的观点尚存争议，未能厘清各种功能之间的关系，制度利用者对不同功能的过度追求易导致制度功能发生异化。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核心功能仍为法律监督，并未转变为权利救济。在确有监督事由且有监督必要之情形下，权利救济是法律监督功能的自然延伸，因此也应重视权利救济的补充功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建构法治秩序等。社会转型背景下，民事诉讼检察监督需同时注重法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应在注重法理功能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功能，进一步注重息诉等社会功能实现的路径和方法，同时须避免制度利用者过度追求非核心功能导致的功能异化。
学界和实务部门有关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核心功能的观点尚存争议，未能厘清各种功能之间的关系，制度利用者对不同功能的过度追求易导致制度功能发生异化。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核心功能仍为法律监督，并未转变为权利救济。在确有监督事由且有监督必要之情形下，权利救济是法律监督功能的自然延伸，因此也应重视权利救济的补充功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建构法治秩序等。社会转型背景下，民事诉讼检察监督需同时注重法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应在注重法理功能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功能，进一步注重息诉等社会功能实现的路径和方法，同时须避免制度利用者过度追求非核心功能导致的功能异化。
2017, (6): 142-147.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1642
摘要:
多元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是外在于政治过程的、固定不变的，政治活动不过是对个人偏好的汇总；共和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与政治过程紧密关联、可以被改变，政治审议会重塑个人偏好。具体到民主决策程序层面，多元主义政治观倾向于实行票决民主，而共和主义政治观推崇审议民主。采取多数原则的票决民主，不仅无法实现对个人偏好的转化，还会对少数意见产生压制，进而极大地妨害了决策结论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审议民主在搭建公共讨论平台、促成理性共识、塑造公民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公民意识高涨，社会冲突加剧，迫切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藉由不同层面的民主审议历练，形成关心公共利益的公民文化，为深化民主进程积累经验和共识。
多元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是外在于政治过程的、固定不变的，政治活动不过是对个人偏好的汇总；共和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与政治过程紧密关联、可以被改变，政治审议会重塑个人偏好。具体到民主决策程序层面，多元主义政治观倾向于实行票决民主，而共和主义政治观推崇审议民主。采取多数原则的票决民主，不仅无法实现对个人偏好的转化，还会对少数意见产生压制，进而极大地妨害了决策结论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审议民主在搭建公共讨论平台、促成理性共识、塑造公民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公民意识高涨，社会冲突加剧，迫切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藉由不同层面的民主审议历练，形成关心公共利益的公民文化，为深化民主进程积累经验和共识。
2017, (6): 148-154.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672
摘要:
环境监管失职罪本质上属于过失竞合，归责的核心要素为行为样态、保证人的义务来源与预见可能性。本罪行为样态包括作为、不作为、作为与不作为之结合；本罪保证人的确定既要从法规范上进行形式判别，也应采纳原因支配说理论从法益侵害面进行实质把握；本罪预见可行性是新过失论与畏惧感说相结合。一定条件下信赖原则可适用于环境监管失职罪，存在介入因素、欠缺结果回避可能性与不符合环境监管失职罪构造的场合时，则排除环境监管者的责任。
环境监管失职罪本质上属于过失竞合，归责的核心要素为行为样态、保证人的义务来源与预见可能性。本罪行为样态包括作为、不作为、作为与不作为之结合；本罪保证人的确定既要从法规范上进行形式判别，也应采纳原因支配说理论从法益侵害面进行实质把握；本罪预见可行性是新过失论与畏惧感说相结合。一定条件下信赖原则可适用于环境监管失职罪，存在介入因素、欠缺结果回避可能性与不符合环境监管失职罪构造的场合时，则排除环境监管者的责任。
2017, (6): 155-160.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3249
摘要: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之风鼓荡于中国，其理论渊源来自于西方，以法国为代表的强调公民理性联合的民族主义、以德国为代表强调共同族群文化信仰的民族主义尤有影响。其影响下，中国近代早期民族主义理论探讨中出现了民权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反传统民族主义等不同的主张。这些思考奠定了未来中国关于民族主义思考的框架，后世出现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盛行、多民族一体格局的成形、反传统民族主义的持续及文化民族主义的曲折等，都可见其历史影响。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之风鼓荡于中国，其理论渊源来自于西方，以法国为代表的强调公民理性联合的民族主义、以德国为代表强调共同族群文化信仰的民族主义尤有影响。其影响下，中国近代早期民族主义理论探讨中出现了民权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反传统民族主义等不同的主张。这些思考奠定了未来中国关于民族主义思考的框架，后世出现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盛行、多民族一体格局的成形、反传统民族主义的持续及文化民族主义的曲折等，都可见其历史影响。
2017, (6): 161-165.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2021
摘要:
明清西方力学在华的传播为中国近代力学发展奠定基础，其传播路径反映了社会文化差异、受众认知特点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知识的积累及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成为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基石；17世纪初西方力学的发展水平、中西文化差异及明清受众对西方科学的态度转向影响了西方力学在华传播路径的形成；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西方力学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理论与技术各异的传播路径。该路径的形成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重构以吸收西方力学知识的过程，也是中国近代力学发展的缩影。
明清西方力学在华的传播为中国近代力学发展奠定基础，其传播路径反映了社会文化差异、受众认知特点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知识的积累及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成为西方力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基石；17世纪初西方力学的发展水平、中西文化差异及明清受众对西方科学的态度转向影响了西方力学在华传播路径的形成；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西方力学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理论与技术各异的传播路径。该路径的形成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重构以吸收西方力学知识的过程，也是中国近代力学发展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