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哲学家们都致力于对人类生存之根本问题作出解释，而直击这一根本问题的核心必然要回到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本身，即劳动。劳动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对于劳动原则的考察，人们是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是从现实历史出发？原则究竟是作为固定不变的教条来解释世界，还是作为历史的发展着的理论实践来改变世界？人们有必要探赜劳动原则的真正意涵，从现实生活过程入手对劳动原则加以区分与澄明。

在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劳动并非一种积极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原罪的报应和惩罚，毫无积极价值。直到新教时代，劳动正面的独立意义才得以彰显。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工场手工业时期，该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后在英法两国确立并占统治地位，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还处于上升阶段，尚未达到顶峰，在这一时代条件下，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派经济学家担负起思考“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的重任，而正是这一使命的推动使得古典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劳动对于创造国民财富的重要意义。对劳动的关注为观察社会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维度，劳动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凸显，从而对劳动的讨论紧紧围绕人的物质生活而展开，财富的获得始终与劳动论题相联系，并把劳动提升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

马克思曾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在《赋税论》中，配第首次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3]。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推动者，不仅承继了配第的劳动决定价值思想，而且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不同于配第的是，斯密认为不只是开采金银的具体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其他一切商品的劳动也都能直接创造价值，即创造性地将“劳动一般”和“财富一般”内在地联系起来。他提出：“具有购买力的最原始货币是劳动，首要的价格也是劳动。世界上所有的钱财，都不是用金银而是用劳动换取的。”^[4]斯密一方面凸显现代主体性原则和创造性原则，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本质”，另一方面也肯定劳动在人类物质生活中的基础地位。然而，究竟什么样的劳动决定价值？斯密却陷入了矛盾，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还是由商品购买的劳动，抑或是各种收入决定呢？斯密终因其阶级偏见与历史条件限制未能建立完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随着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巨大变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李嘉图手中得以完成。无独有偶，李嘉图也严格遵照劳动价值论原则，“把劳动提升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5]171-172“所有财富，无论是必要品享乐品，都由劳动而生”^[6]。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劳动提升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甚至接近于揭露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本质，但由于资产阶级立场的限制，李嘉图没有历史性地看待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现劳动的二重性，而只是将不同形态的劳动都归结为同质的抽象劳动。因此，李嘉图和斯密一样，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只因二人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他们表达自身思想和方法不同罢了。“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5]179。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配第到李嘉图的发展，见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上升，他们在自身发展与自我批判中奠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肯定劳动的积极意义。然而与生俱来的阶级局限也使得他们陷入自身矛盾，以劳动为原则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实现对人的彻底否定，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脱离现实生活过程，将一般劳动视为一切价值的来源，见物不见人。通过静态的、形式逻辑的形而上学式分析方法，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看成固定永恒的范畴，资本主义也摇身一变成为永恒的超历史性的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思想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也正是这一理论视野和阶级局限使其理论无法突破自身，走进了狭隘的死胡同里。

马克思所思考的劳动，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来讨论，更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关乎人的生存方式的哲学探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152这里的人不是自我意识，而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5]209。马克思对于劳动的探讨正是立足于人类现实生活过程，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入手，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深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角度实现对劳动本质的把握，并在对私有财产的追问中、对异化劳动的揭示中、在对象性活动的阐发中，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思想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黑格尔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的批判与超越。劳动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阐发，不仅使马克思完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是颠覆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

马克思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遵循黑格尔辩证法，认为人是一个自我对象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劳动就是人的“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5]196。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将劳动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意识特点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既然劳动是作为人的现实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现实的人的劳动状态却并非如此，劳动仅仅作为一种谋生活动而出现，财富和劳动产品才是一切，当前的经济事实就是异化劳动，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却在为这种生活状态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这实则是对私有财产的辩护乃至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马克思对于劳动概念的存在论意义的阐发首先即是从对私有财产的追问以及对异化劳动釜底抽薪的批判开始的，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然而却“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2]49因而，马克思的出发点便是“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即从社会生活之根本出发，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思想的根本缺陷。马克思即是通过“对象性活动”的阐发澄明人之生存基本方式的生产劳动：“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5]190马克思将人看作是自然存在物，同时赋予人以真正的对象即把自然看作自身活动对象，人与整个自然界发生对象性关系。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澄明了人类真正的对象性活动是作为人之为人的生产劳动。通过劳动，人不仅生产自己，整个自然界也被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而生产出来。“对象性活动”的提出，关涉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完成了对近代劳动原则形而上学本质的批判，劳动原则的存在论根基得以开启。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初完成了对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颠覆，并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实现了哲学革命性的变革。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作为一项原则在存在论根基上被开启出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劳动作为一项原则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劳动作为一个致富的原则，其立脚点在物而不在人；在黑格尔那里，劳动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它的立脚点在“绝对精神”；直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劳动原则的真实意涵才得以澄明，即劳动原则的立脚点首先而且必然是现实的人的存在，以劳动为原则即是要肯定人而不是否定人。而且马克思所阐发的这一原则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的一般原则，而应当是在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社会现实境遇中发挥着原则指引，在真正的劳动原则指引下开展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必将实现劳动自由与解放，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近代形而上学为现代社会提供文化辩护。马克思将哲学的关注点拉回到现实世界和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在市民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7]

现代文明之开启，离不开资产阶级的历史性革命所确立的物质基础。毋庸置疑，现代社会以金钱关系、利益关系斩断血缘、地缘关系之羁绊，打破了封建社会之束缚，创造了异于前现代社会的生活元素与建制，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正以不可延宕之势改造着社会生活过程，并实现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抽象统治。从马克思的思想视野来看，现代社会的生成与发展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关系的变迁，更是包含着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整体变迁，而直接与此巨变相联系的当是资本形成过程。马克思立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当今时代“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这两重独特现实^[8]向人们道说现代社会之真实面貌，以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关系为切入点，切中市民社会之锥心之痛：以资本为原则抽象统治下的人的异化现象，可谓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马克思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入手，揭示现代社会的现实根基与发展动因，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阐明隐藏在历史表象下的异化现实和资本原则的存在限度，对于人们正视资本与劳动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实现对社会生活内部组织原则的变更乃至引领开启人类新型文明以及重写现代性生活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商品形式呈现出对整个社会生活其支配地位和决定性的影响，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基础，人们便只能通过商品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商品生产在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中获得其合理必然性，而这一个别现象的必然性却同时昭示着资本正义总过程的相对不合理性，用卢卡奇的话来说就是“商品结构的本质……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性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9]。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商品交换为人们揭秘现代社会找到了逻辑起点，而要深入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何以成为一个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人们不仅要从商品交换入手，更要找到何以是资本普遍化的根源与存在基础，即追问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货币的重要性刺激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它成为财富的象征，是生产生活的保障，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不仅仅是资本家追求这种财富，工人同样通过劳动来获取货币，正是由于整个社会的人对于财富的欲望创造了一般财富的源泉，资本主义能够在短时间内创造如此巨大的生产力。而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无疑在于雇佣劳动的出现，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也就是意味着资本的产生，“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10]“工人成为雇佣工人，货币成为资本的地方，产品才普遍采取商品形式。”^[11]在雇佣劳动中，货币是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纽带，是劳动的目的，在资本原始积累中获得大量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成为货币所有者并取得对劳动的支配权，而工人作为现实生活中以货币为生的阶级，他不得不为了生存，为了获取货币而出卖自身劳动。然而工人一旦确定与资本家的劳资关系，便等于接受了资本家的剥削与控制。可以看出，货币在此充当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中介，一方面资本家需要劳动力这一种商品来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工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依赖资本家的货币工资。

资本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而资本以增殖为目的的内在运行逻辑和发展规律实现了对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活动的宰制，即资本原则。它不追问资本以外的东西，更无关其社会意义与人生价值的考量。资本与资本原则密切相关，但并不能将二者等同或者替换，可以说，资本为资本原则提供前提与基础，就如同人类发展规律离不开人类本身一样。资本并不是仅仅存在于现代社会，只不过它在自然经济时期仅仅是作为一个非常有限的部分，并没有对社会经济生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判断，现代资本得以成为一种控制力量实际是最先出现在十六七世纪，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的开始，并越来越影响和支配着一切。资本作为一种原则并不是随着资本的出现而发生的，而是当资本实现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一切方面的宰制时的产物，它演变为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不仅推动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更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文化观念利益诉求的表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正是围绕着资本与劳动的辩证关系而得以展开，这无疑推动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发展。在这一伟大的进程中，同样肇始了现代社会各种要素、现象与后果的生成。现代资本的产生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与此同时资本取得了对劳动的支配与控制，使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原则上升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导组织原则，资本与劳动的良性互动被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实则是在资本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资本才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矛盾”的最本质的那一度。

当今时代现代性仍在世界各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消费社会、知识经济的到来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劳动原则面临新的时代课题，同时也遭受到最严峻的考验以及后现代社会的质疑：马克思劳动理论是否已经过时，对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否还有解释力？诸如，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并大胆地将其视为“生产的终结”^[12]或是“劳动的终结”。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社会基础从生产性劳动领域转向非生产性劳动领域，原始积累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趋向终结，原始积累的终结则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生产的终结，基于“生产的幻觉”，传统的劳动者和劳动空间消失了，劳动不过是一种符号化的东西，它可以完全由机器所取代，工人的活劳动所主宰和控制的生产过程终结了，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与劳动无关，资本对人的控制已经从生产的领域渗透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等），现代体系的中心不再是物质生产过程；政治理论家阿伦特则区分了人类的三种基本活动，即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作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处于最底层，它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社会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将其看作是奴役的、孤立的和重复的活动。显然，阿伦特以及鲍德里亚所认为的劳动仅仅是作为手段的劳动，是资本抽象统治下的劳动，而不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阿伦特还提出了共产主义之后劳动是否还会存在的疑问：“如果劳动是最人性的且富有创造力的人类活动，那么在革命之后的‘自由领域内’，‘劳动被取消了’，当人类成功地将自己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还剩下什么样富有创造力的、本质上属人的活动？”^[13]在阿伦特看来，共产主义阶段的人类将不再劳动，变成只顾享受的动物，沉溺于消遣娱乐；随着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提高，当代劳动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产业劳动的新特征，哈特、奈格里将其称为“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并认为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现时代具有支配性的霸权劳动，具体表现为对其他劳动形态施加影响并改变后者。人们的劳动过程可以不拘泥于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是可以随时随地劳动，然而，非物质劳动并没有实现劳动者的解放，不仅没有带来反而占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使得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更加深入和彻底。另一方面，资本牢牢占有教育、文化等非物质因素使其在资本原则内运行，劳动形式的变化使得资本也相应转变了对劳动剥削的模式。

不论是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期，还是已经步入被冠以知识经济、数字劳动、消费社会的现代社会，资本始终作为社会生活原则全方位影响和控制着现代社会生活。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在当今社会仍存在效力。

繁荣与衰颓并行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处境和现实矛盾，从其根源来看在于以资本为原则导向构建社会生活，现代社会生活以其复杂性和矛盾性始终萦绕着人们。“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一直延续至今，当人们沉浸于现代性这一胜利的喜悦时，殊不知这一支点的底部已经出现巨大的裂缝。当西方现代性依其自身原则的运动使现代社会的优越性与危机同时呈现出来的时候，哲学的发展日益参与到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与评判中来，不同理论观点的争鸣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延续至今。有的学者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宣告人类“历史的终结”^[14]。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思想家们以犀利的眼光洞察现代性之弊端，并从不同角度洞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即越来越隐匿化、欺骗化和中介化，这无疑是有价值的。但不得不说他们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上过多沉浸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解释，却忽略最为关键的实践环节，即思考如何“重写现代性”^[15]。所以，在超越现代性的探索中，人们要回到马克思来寻求现实方案，因为“马克思是真正的开拓者”^[16]。

对现代世界的自我认识与自我理解，是现代生活自我确证的要求，并与人的现实生活处境本质攸关。而这一要求成为批判的和可能的，要归功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深入程度和原则高度，即合乎逻辑地指向现代世界的生活组织原则与时代精神。马克思揭示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内在限度，并从根本之处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无法相容，“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17]构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此反映资本主义的生产困境与发展趋势，标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凸显，也必然催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危机的产生，涵盖经济危机、政治与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精神生活危机等等多个层面。尽管资本原则本身所具有的弹性在自我调整中使得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从危机中走出来，但其内在矛盾与限度也决定其无法永久地存在，人类终将超越资本原则的宰制，以劳动为原则走向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在于上升到原则高度的批判，从历史的实践的向度上启明社会生活何以可能的现实问题。正是这一哲学高度决定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今的思想交锋中展露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马克思的学说直击现代世界的两大支柱，即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这条道路乃是一条由“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道路选择，是上升到感性活动原则高度上的“实践”之路。马克思并没有寄希望于外在的超历史的抽象原则，而是扎根于现实生活世界，以阐明社会现实作为哲学实现自身的根本出发点，从存在论意义上揭示现代社会生活以资本和劳动关系为轴心的辩证运动。正是通过对资本与劳动辩证运动的揭示，通过深入人的生活世界对劳动主题的研究，马克思开展出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富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并且直至今日依然为人们理解当今世界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为人们切近洞察现代生活本质以及解决“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提供可靠的方法论原则，并在一次次危机面前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

与马克思时代存在历史间距的当代社会生活呈现出新的形式与内容。当今社会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生成着超越原先对立性质的新的内容，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原则组织社会生活并未改变，其内在矛盾也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只要资本主义没有最终消亡，马克思思想的前途和生命力也就不会消失。唯有向现实寻求思想，在当代语境中切近把握现代生活本质，才有可能建构与新型劳资关系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生活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展历史地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定向，立足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场景中运用并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毅然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世界展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样式。这无疑彰显出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并展露出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在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遭到历史性延误，且无法避免与现代文明的交集。中华文明对新型文明的探索，离不开现代社会所积累的普遍的物质内容等文明成果，不可避免地借用资本主义“现代世界”的前提。“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18]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为丰富的物质内容，积累巨量的社会财富，并在此过程中促进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推动生产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发展，创造全面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体系、全面的能力体系，为人类文明奠定普遍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所奠定的物质基础为走向共产主义、创造新型文明提供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吸收资本主义已经积累的积极成就，关键在于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这些成就并与之产生交集。

现代资本文明的发展不仅具有“创造性”，同时也伴随着“破坏性”。资本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推动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活力，“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但现代资本文明却日益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2]775-776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基础建立在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与僭越之上，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服务于资本原则。因而，资本文明的“创造性”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工人劳动的“破坏性”上，是一个矛盾发展着的文明创造过程，在根基处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与劳动的异己对抗关系，并制造着现代社会的矛盾裂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并不是以被动接受的姿态来面对西方文明，而是部分地利用“现代世界”的成就，立足中国实际，毅然选择一条化解现代性困境、富有前景的人类文明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资本不再是最高原则，而是以“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为价值旨归，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高扬劳动优先性。现代文明将人锻造成“物性”的人，要超越“资本的文明”重中之重在于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在劳动中激发人的创造性，实现劳动引领资本而非资本统治劳动，由物与人的对立、物对人的统治转向物为人存在和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摆脱资本抽象统治，实现由“物的依赖关系”向“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实质性转变的关键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同于西方文明以物为本的单向度的文明，而是坚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整体推进和全面发展。引领资本与劳动的良性互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仍然是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以劳动原则为导向组织社会生活不等于否定资本存在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在当今社会，资本存在并始终发挥其作用，有人奉之为灵丹妙药，有人也称之为万恶之源。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资本这一基础，物质生产决定着人类历史的本质和前景。也就是说，社会生活变革的关键不在于让资本销声匿迹，而是疏离这种缺失存在合法性的生活形式，把资本关进“笼子”里，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恰当地拟定资本有助于人类生活意义上的合法存在范围。这即是要求在以劳动为原则组织和引领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充分认识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作用关系，把握科学技术时代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新变化，发挥制度优势，建构充满活力与前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为“东升西降”的新的发展格局。这也意味着以资本为社会生活组织原则的西方文明日趋没落，而劳动原则在现代性中的突围将是开启人类新型文明的必经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原则高度的伟大实践中，开辟出一条把握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未来走向的现实道路，为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型现代性积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经验。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发展道路勾勒一幅新的生活图景，当代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实践对于劳动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标明社会生活原则的变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唯有以劳动原则为导向，超越资本的文明，实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良性互动，坚持以人为本，方能构建既有活力又有张力的新型现代性生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