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第24卷 第3期
2022, 24(3): 1-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309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一项全球性倡议与创新性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应对当前全球风险挑战的需要，更与世界历史从封闭、孤立走向开放、联合的规律性趋势相一致，是世界历史向更高阶段发展过程中一个可能的“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间关系是现阶段历史发展的焦点所在，并集中表现为两制国家间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对两制关系内在对立性的超越，在差异性与整体性的有机统一中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前进，促进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一项全球性倡议与创新性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应对当前全球风险挑战的需要，更与世界历史从封闭、孤立走向开放、联合的规律性趋势相一致，是世界历史向更高阶段发展过程中一个可能的“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间关系是现阶段历史发展的焦点所在，并集中表现为两制国家间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对两制关系内在对立性的超越，在差异性与整体性的有机统一中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前进，促进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2022, 24(3): 8-1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026
摘要: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理解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在现代社会，资本以其隐蔽性和欺骗性实现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抽象统治并制造人的生存异化。资本原则在现代形而上学的文化辩护下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组织原则，劳动的基础性作用遭到遮蔽。社会生活组织原则的重塑势在必行。马克思关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在批判国民经济学以劳动为原则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基础上对劳动原则作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升，并深入到对资本本质和现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中的双重批判，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显示出劳动论题的重大意义。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是人们真正能够决定自我的领地。马克思将劳动原则视为克服资本原则的最为重要的方向。以劳动为原则重塑社会生活，即要坚持以人为本，问题的关键绝非是资本与劳动任意一方的偏离，而是二者的不断平衡和相互作用，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实现对社会生活内部组织原则的变更。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理解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在现代社会，资本以其隐蔽性和欺骗性实现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抽象统治并制造人的生存异化。资本原则在现代形而上学的文化辩护下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组织原则，劳动的基础性作用遭到遮蔽。社会生活组织原则的重塑势在必行。马克思关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在批判国民经济学以劳动为原则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基础上对劳动原则作了历史唯物主义提升，并深入到对资本本质和现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中的双重批判，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显示出劳动论题的重大意义。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是人们真正能够决定自我的领地。马克思将劳动原则视为克服资本原则的最为重要的方向。以劳动为原则重塑社会生活，即要坚持以人为本，问题的关键绝非是资本与劳动任意一方的偏离，而是二者的不断平衡和相互作用，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实现对社会生活内部组织原则的变更。
2022, 24(3): 15-2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1565
摘要:
不断扩张的居民消费不仅带动上游产业链发展，也造成大量间接CO2排放。为缓解碳减排压力，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量，并对居民消费上游产业链进行详细剖析，以识别关键排放路径。结果表明：（1）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为28.17亿吨；（2）各部门间接CO2排放差异较大，其中电力、热力生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主要贡献部门，占总排放的75%；（3）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主要集中在前四个产业层，占总排放的72%；（4）第0产业层间接排放的关键路径包含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其他服务业等6个部门；（5）第一至第三产业层排放的关键路径为18条，且存在“部门聚集”和“自循环”特征。基于路径分析结果，指出第0产业层减排应降低电力和交通等重点部门直接CO2排放强度，倡导食品制造和服务业等部门的绿色消费方式和合理消费需求。第一至第三产业层主要依靠跨部门协作减排，同时应重视电力、农业等关键部门减排的连锁反应。
不断扩张的居民消费不仅带动上游产业链发展，也造成大量间接CO2排放。为缓解碳减排压力，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核算了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量，并对居民消费上游产业链进行详细剖析，以识别关键排放路径。结果表明：（1）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为28.17亿吨；（2）各部门间接CO2排放差异较大，其中电力、热力生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主要贡献部门，占总排放的75%；（3）居民消费间接CO2排放主要集中在前四个产业层，占总排放的72%；（4）第0产业层间接排放的关键路径包含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及其他服务业等6个部门；（5）第一至第三产业层排放的关键路径为18条，且存在“部门聚集”和“自循环”特征。基于路径分析结果，指出第0产业层减排应降低电力和交通等重点部门直接CO2排放强度，倡导食品制造和服务业等部门的绿色消费方式和合理消费需求。第一至第三产业层主要依靠跨部门协作减排，同时应重视电力、农业等关键部门减排的连锁反应。
2022, 24(3): 28-42.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1049
摘要:
借助DEA—EBM模型测算多投入、多产出综合经营效率指标来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并将企业环保性支出类型区分为绿色投资与绿色费用，实证检验二者对经营绩效的差异化影响，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技术创新、生产性资本投向、融资约束等多角度系统检验绿色投资等环保性支出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具体传导路径。结果表明：绿色投资与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绿色费用与经营绩效之间主要存在负向关系；技术创新、生产性资本投向在绿色投资与经营绩效的“U形”关系中起着中介传导作用，生产性资本投向在绿色费用与经营绩效的负向关系中有中介传导作用，融资约束在绿色投资、绿色费用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中未发挥显著的中介传导作用。进一步分析绿色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非线性影响的异质性发现：归属于环境监管强度较低地区或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其绿色投资对经营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具显著性；具有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其绿色投资对经营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更大且更显著。认为，企业应加大绿色投资和技术创新力度， 政府应制定差异化动态调整的环境监管强度， 并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从而充分发挥企业绿色投资对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
借助DEA—EBM模型测算多投入、多产出综合经营效率指标来衡量企业经营绩效，并将企业环保性支出类型区分为绿色投资与绿色费用，实证检验二者对经营绩效的差异化影响，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技术创新、生产性资本投向、融资约束等多角度系统检验绿色投资等环保性支出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具体传导路径。结果表明：绿色投资与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绿色费用与经营绩效之间主要存在负向关系；技术创新、生产性资本投向在绿色投资与经营绩效的“U形”关系中起着中介传导作用，生产性资本投向在绿色费用与经营绩效的负向关系中有中介传导作用，融资约束在绿色投资、绿色费用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中未发挥显著的中介传导作用。进一步分析绿色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非线性影响的异质性发现：归属于环境监管强度较低地区或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其绿色投资对经营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具显著性；具有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其绿色投资对经营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更大且更显著。认为，企业应加大绿色投资和技术创新力度， 政府应制定差异化动态调整的环境监管强度， 并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从而充分发挥企业绿色投资对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
2022, 24(3): 43-5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2998
摘要: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2022, 24(3): 56-74.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3908
摘要: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会使市场资源配置发生不同转变，进而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不同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非正式两种类型并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SBM和共同前沿模型相结合测度考虑地区生产技术差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利用面板门槛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研究环境规制在促进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发挥积极影响，但当其超过合理阈值时将减弱；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趋势。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遮掩效应更大。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以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增加，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会使市场资源配置发生不同转变，进而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不同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非正式两种类型并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SBM和共同前沿模型相结合测度考虑地区生产技术差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利用面板门槛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研究环境规制在促进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发挥积极影响，但当其超过合理阈值时将减弱；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趋势。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遮掩效应更大。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以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增加，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
2022, 24(3): 75-8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746
摘要:
流域治理的整体性为“空间思维”指导流域法治的重塑提供契机。黄河流域特殊的生态环境问题、复杂的环境社会关系、落后的管理体制机制、突出的法律供需矛盾构成黄河法的生成背景，黄河流域的“自然—社会—管理—法律”空间属性成为黄河法的生成动力，循此所生成的黄河法应当具有独立性、系统性、非凡性和中观性特征。在基本理念上，黄河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管理体制上，黄河法应当修正流域治理与区域治理相结合的主辅关系；在事权配置上，黄河法应当按照“中央—流域—地方”的三维层级界定权责；在制度设计上，黄河法应当对流域基本制度进行体系化。
流域治理的整体性为“空间思维”指导流域法治的重塑提供契机。黄河流域特殊的生态环境问题、复杂的环境社会关系、落后的管理体制机制、突出的法律供需矛盾构成黄河法的生成背景，黄河流域的“自然—社会—管理—法律”空间属性成为黄河法的生成动力，循此所生成的黄河法应当具有独立性、系统性、非凡性和中观性特征。在基本理念上，黄河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管理体制上，黄河法应当修正流域治理与区域治理相结合的主辅关系；在事权配置上，黄河法应当按照“中央—流域—地方”的三维层级界定权责；在制度设计上，黄河法应当对流域基本制度进行体系化。
2022, 24(3): 88-10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776
摘要:
从法律的历史变迁和代际进化看，可将中国的环境立法50年概括为从第一代环境法到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进程，当前正处于从第二代环境法挺进第三代环境法的新时期。第一代环境法以环境保护观为指导思想，以生存权为核心权利，以“末端治理”“分散保护”为主要调整模式，具有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二分、保护和发展“两张皮”的基本特征，以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为典型代表。第二代环境法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发展权为核心权利，开始重视对发展能力的尊重和补偿，坚持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具有在“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内保护和发展一体化治理的基本特征，以2008年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典型代表。第三代环境法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思想，以环境权为核心权利，以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生态平衡的“三生共赢”为根本目标，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保护”，重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社会共治”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治理模式，具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生态—灾害”复合系统内“八位一体”系统性治理的基本特征，以2020年的《长江保护法》为典型代表。为推进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贯彻，可将其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二个坚持”，从而更好地明晰其相对于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而助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好地指引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和环境法典的出台。环境法的法典化之路尚需进一步选择和论证，基于事实、事理、法理和政策等因素的考量，建议采用通则型立法模式，优先集中兵力制定“环境法总则”和“污染防治法通则”。环境法学必须加强向“事理”和“法理”两面作战的能力建设，促进自科法学研究方法的养成，不断实现“事实—事理—法理—法律”的飞跃。
从法律的历史变迁和代际进化看，可将中国的环境立法50年概括为从第一代环境法到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进程，当前正处于从第二代环境法挺进第三代环境法的新时期。第一代环境法以环境保护观为指导思想，以生存权为核心权利，以“末端治理”“分散保护”为主要调整模式，具有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二分、保护和发展“两张皮”的基本特征，以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为典型代表。第二代环境法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发展权为核心权利，开始重视对发展能力的尊重和补偿，坚持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具有在“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内保护和发展一体化治理的基本特征，以2008年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典型代表。第三代环境法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思想，以环境权为核心权利，以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生态平衡的“三生共赢”为根本目标，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保护”，重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社会共治”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治理模式，具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生态—灾害”复合系统内“八位一体”系统性治理的基本特征，以2020年的《长江保护法》为典型代表。为推进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贯彻，可将其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二个坚持”，从而更好地明晰其相对于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而助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好地指引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和环境法典的出台。环境法的法典化之路尚需进一步选择和论证，基于事实、事理、法理和政策等因素的考量，建议采用通则型立法模式，优先集中兵力制定“环境法总则”和“污染防治法通则”。环境法学必须加强向“事理”和“法理”两面作战的能力建设，促进自科法学研究方法的养成，不断实现“事实—事理—法理—法律”的飞跃。
2022, 24(3): 108-115.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747
摘要:
生态修复从生态学进入到法学，主要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和生态补偿领域作为责任承担方式或治理措施，由此形成法律属性各异的生态修复制度。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实现生态环境增益和统筹修复的需要，不同领域生态修复有必要形成制度协同合力。在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协同化过程中，为解决修复主体利益冲突需要构建生态修复协调组织以实现主体协同；为解决修复目标存在本质区别问题需要通过磋商达到目标协同；为解决公众参与匮乏问题需要多元化公众参与的社会协同；为解决监管不可持续性问题需要统一跟踪评价的监督协同。
生态修复从生态学进入到法学，主要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和生态补偿领域作为责任承担方式或治理措施，由此形成法律属性各异的生态修复制度。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实现生态环境增益和统筹修复的需要，不同领域生态修复有必要形成制度协同合力。在生态修复法律制度协同化过程中，为解决修复主体利益冲突需要构建生态修复协调组织以实现主体协同；为解决修复目标存在本质区别问题需要通过磋商达到目标协同；为解决公众参与匮乏问题需要多元化公众参与的社会协同；为解决监管不可持续性问题需要统一跟踪评价的监督协同。
2022, 24(3): 116-126, 13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529
摘要:
适应土地改革发展需要，《土地管理法》新增成片开发征收类型，但实践中存在公益性要件具体内涵不明、认定标准不足和适用类型模糊等问题。成片开发征收的公益性要件融合时间上的阶段性构成和内容上的差异性构成，即前端公益性体现为供应公共产品，后端公益性体现为以片区持续共赢发展为目标的土地综合利用及一定比例公益性用地。基于利益衡量理念，公益性要件认定标准为个人财产及生存利益损失总和与前述公共利益扣减生态等利益损失总和的比值是否远小于1，并应考虑具体公共利益的相关性程度、后端发展持续性和必要性、后端公益性用地的利用效益和其他方式能否解决用地问题。实践中国家级和省级的经济技术、高新技术和工业开发区以及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一般可适用成片开发征收，普通商品住房、城镇低效利用地块和乡村特色小镇则应排除适用。
适应土地改革发展需要，《土地管理法》新增成片开发征收类型，但实践中存在公益性要件具体内涵不明、认定标准不足和适用类型模糊等问题。成片开发征收的公益性要件融合时间上的阶段性构成和内容上的差异性构成，即前端公益性体现为供应公共产品，后端公益性体现为以片区持续共赢发展为目标的土地综合利用及一定比例公益性用地。基于利益衡量理念，公益性要件认定标准为个人财产及生存利益损失总和与前述公共利益扣减生态等利益损失总和的比值是否远小于1，并应考虑具体公共利益的相关性程度、后端发展持续性和必要性、后端公益性用地的利用效益和其他方式能否解决用地问题。实践中国家级和省级的经济技术、高新技术和工业开发区以及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一般可适用成片开发征收，普通商品住房、城镇低效利用地块和乡村特色小镇则应排除适用。
2022, 24(3): 127-13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0084
摘要:
《公司法（修订草案）》的出台，在国内立法中正式确立非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差异安排，类别股的制度设计将推动全国商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比较区分不同商业组织形式，缩短规则供求差距，探寻公司法改革的未来走向，为类别股立法提供理论支持和路径指引。围绕中国科创板和创业板为表决权差异安排提供的不同治理安排，反思上市公司治理监管的强度。坚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类型化思考，趋利避害，抵御控股股东滥权风险。尊重公司章程自治，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置差异化表决机制“扫清障碍”。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循环控股与表决权差异安排叠加，加大了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分歧，企业集团的治理风险加剧。在差异化表决机制下，必须限制特殊表决权股的设置时间和存续时间，提供中小投资者行权的司法保障，完善中小投资者退出的股份回购请求权，使其“进入”有保障，“退出”有方法。
《公司法（修订草案）》的出台，在国内立法中正式确立非上市公司的表决权差异安排，类别股的制度设计将推动全国商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比较区分不同商业组织形式，缩短规则供求差距，探寻公司法改革的未来走向，为类别股立法提供理论支持和路径指引。围绕中国科创板和创业板为表决权差异安排提供的不同治理安排，反思上市公司治理监管的强度。坚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类型化思考，趋利避害，抵御控股股东滥权风险。尊重公司章程自治，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置差异化表决机制“扫清障碍”。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循环控股与表决权差异安排叠加，加大了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分歧，企业集团的治理风险加剧。在差异化表决机制下，必须限制特殊表决权股的设置时间和存续时间，提供中小投资者行权的司法保障，完善中小投资者退出的股份回购请求权，使其“进入”有保障，“退出”有方法。
2022, 24(3): 139-153.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3045
摘要:
运用对应分析法、熵权法、ArcGIS数据分析方法及SPSS聚类分析法剖析试点地区宅基地改革经验，界定宅基地取得方式划分阈值，探索向江苏省以至全国范围的推广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取得方式可以划分为三类：得分介于[0,26.15）之间的为福利分配方式，得分介于[26.15,48.02）之间的为半福利半市场方式，得分介于[48.02,100]之间的为市场有偿方式。应结合试点地区改革经验，综合运用产权、管制、市场等工具，针对不同资源禀赋地区宅基地资源特性，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1）在以市场有偿为主要方式取得宅基地的地区，建立合理有序的宅基地流转市场，增加农民财产收入，探索利益调整实施路径，平衡利益分配格局，推动乡村振兴；（2）在以福利分配为主要取得方式的地区，应继续发挥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逐步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加快宅基地确权颁证工作，确保户有所居；（3）在以半福利半市场方式取得宅基地的地区，在保留和更好地发挥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的同时，可以适当采用小范围试点，等到条件成熟后，逐步引导宅基地入市交易。
运用对应分析法、熵权法、ArcGIS数据分析方法及SPSS聚类分析法剖析试点地区宅基地改革经验，界定宅基地取得方式划分阈值，探索向江苏省以至全国范围的推广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取得方式可以划分为三类：得分介于[0,26.15）之间的为福利分配方式，得分介于[26.15,48.02）之间的为半福利半市场方式，得分介于[48.02,100]之间的为市场有偿方式。应结合试点地区改革经验，综合运用产权、管制、市场等工具，针对不同资源禀赋地区宅基地资源特性，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1）在以市场有偿为主要方式取得宅基地的地区，建立合理有序的宅基地流转市场，增加农民财产收入，探索利益调整实施路径，平衡利益分配格局，推动乡村振兴；（2）在以福利分配为主要取得方式的地区，应继续发挥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逐步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加快宅基地确权颁证工作，确保户有所居；（3）在以半福利半市场方式取得宅基地的地区，在保留和更好地发挥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的同时，可以适当采用小范围试点，等到条件成熟后，逐步引导宅基地入市交易。
2022, 24(3): 154-167.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2741
摘要:
目前社会化问答社区用户知识贡献日渐呈现出“90-9-1”金字塔结构，节点中心度的增加会对长尾用户的流量扶持及曝光产生直接影响。如何提高长尾用户的知识贡献意愿、孵化培养出核心用户并鼓励其传播优质付费知识对社区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社会化问答社区用户群体细分视角，通过系统动力学剖析细分群体内部的知识贡献、声誉报酬及群体转换系数间的反馈回路，绘制因果关系图与流量存量图，结合专家打分估计模型参数，探讨各类激励因素对细分群体转换及知识贡献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细分群体均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相较于核心用户的缓急增长，长尾用户表现出更为平稳的边际递增效应；腰部用户在经历初期免费模式认知锁定后，其付费知识贡献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目前社会化问答社区用户知识贡献日渐呈现出“90-9-1”金字塔结构，节点中心度的增加会对长尾用户的流量扶持及曝光产生直接影响。如何提高长尾用户的知识贡献意愿、孵化培养出核心用户并鼓励其传播优质付费知识对社区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社会化问答社区用户群体细分视角，通过系统动力学剖析细分群体内部的知识贡献、声誉报酬及群体转换系数间的反馈回路，绘制因果关系图与流量存量图，结合专家打分估计模型参数，探讨各类激励因素对细分群体转换及知识贡献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细分群体均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相较于核心用户的缓急增长，长尾用户表现出更为平稳的边际递增效应；腰部用户在经历初期免费模式认知锁定后，其付费知识贡献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022, 24(3): 168-180.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2885
摘要:
面对日渐增多的利益相关者诉求，企业如何在多样的社会责任活动中找到合适的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是当下学界关注的议题。基于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CSR）的理论框架，利用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支出、2016—2019年企业精准扶贫中产业扶贫项目支出数据，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战略投资，分别检验持续性战略（连续3~5年慈善捐赠支出）和差异性战略（产业扶贫支出数据）两种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 总体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2）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持续性战略）虽然在三年与五年投资期限上都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但随着投资时间延长，财务绩效有所下降；（3） 企业所有权对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几乎没有差异性影响。通过对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框架的深入探讨，并针对两种类型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实证分析，为管理者在应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时提供战略性建议，通过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同时促进自身的社会价值（Social Value）和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
面对日渐增多的利益相关者诉求，企业如何在多样的社会责任活动中找到合适的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是当下学界关注的议题。基于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CSR）的理论框架，利用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支出、2016—2019年企业精准扶贫中产业扶贫项目支出数据，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战略投资，分别检验持续性战略（连续3~5年慈善捐赠支出）和差异性战略（产业扶贫支出数据）两种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 总体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2）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持续性战略）虽然在三年与五年投资期限上都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但随着投资时间延长，财务绩效有所下降；（3） 企业所有权对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几乎没有差异性影响。通过对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框架的深入探讨，并针对两种类型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实证分析，为管理者在应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时提供战略性建议，通过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同时促进自身的社会价值（Social Value）和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
2022, 24(3): 181-188.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2.3461
摘要:
跨界搜寻是新创科技企业突破资源短缺和技术匮乏双重束缚的重要途径，然而其内在作用机理尚待挖掘剖析。基于资源拼凑理论视角，构建了跨界搜寻影响新创科技企业绩效的中介模型，进而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Bootstrap等方法，对201份企业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前瞻型搜寻与反应型搜寻对新创科技企业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前瞻型搜寻与反应型搜寻之间存在互补效应，该互补效应显著正向影响新创科技企业绩效；（3）在作用机制方面，资源拼凑在前瞻型搜寻与新创科技企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反应型搜寻与新创科技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跨界搜寻是新创科技企业突破资源短缺和技术匮乏双重束缚的重要途径，然而其内在作用机理尚待挖掘剖析。基于资源拼凑理论视角，构建了跨界搜寻影响新创科技企业绩效的中介模型，进而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Bootstrap等方法，对201份企业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前瞻型搜寻与反应型搜寻对新创科技企业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前瞻型搜寻与反应型搜寻之间存在互补效应，该互补效应显著正向影响新创科技企业绩效；（3）在作用机制方面，资源拼凑在前瞻型搜寻与新创科技企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反应型搜寻与新创科技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