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作为《启蒙辩证法》的核心概念，是整个批判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启蒙的内涵决定了其辩证法的展开逻辑，启蒙的自我否定也是从其最初意义上开始的。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赋予启蒙以新的含义。《启蒙辩证法》中的启蒙概念不同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被推进到更古老的荷马时代。启蒙的辩证发展孕育着启蒙危机。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启蒙危机的现实反映。消灭法西斯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就需要完成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这就是《启蒙辩证法》的内在逻辑。而启蒙的辩证发展又是通过主体性的完成来展现的，主体性形成和发展的起点就是恐惧。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使启蒙概念既超越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也越过了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古典理性主义，一直追溯到更久远的古希腊荷马时代，就是为了揭示启蒙的情感基础——恐惧，并围绕恐惧产生与消除的辩证发展来展开启蒙批判。

康德认为，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3]22也就是说，人类通过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克服自身的不成熟、不完善状态，就是启蒙。黑格尔则认为，启蒙是通过知性追求实效的意愿。这些对启蒙的理解虽表述不一，但指出了启蒙与理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或者启蒙主要是通过理性来完成的。西方的理性概念源于古希腊的“罗格斯”。一般认为苏格拉底是古典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17—18世纪被称为西方的理性主义时期，也就是启蒙时代，也能体现启蒙与理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启蒙辩证法》除了承袭启蒙的理性含义之外，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完成自己的批判目标，对启蒙的含义又进行了突破和创新。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认为，启蒙的纲领就是使世界祛魅。它试图消除神话并用知识推翻幻想。启蒙精神并非专指西方文明中的理性精神，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是指使人类从恐惧中摆脱出来，并将他确立为自然主人的观念。

首先，揭示启蒙的感情基础——恐惧；“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焦虑（angst）”^[4]。启蒙理性就是解除焦虑与恐惧的手段。它指出了启蒙的原初动因。启蒙源于恐惧，源于人们克服恐惧的心理需要。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情感，也是人类适应环境，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恐惧以及人们消除恐惧的努力和尝试激发了人的启蒙过程。因此，启蒙蕴含着人类摆脱恐惧之意。

其次，启蒙的恐惧意蕴与主体性密不可分，启蒙就是主体性的生成。“自我一旦被提升为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它就会构成理性的参照点和行动的决定因素”^[1]23。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看来，人的主体性源于强烈的不安全感，成就主体性在最初意义上就是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增强主体的控制能力，这就是启蒙。启蒙的最朴素含义就是祛除蒙蔽，改变人的蒙昧状态，使人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人。因此，启蒙是从主客体不分的混沌状态到主体性的确立和主体意识的强化，启蒙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界限的明确，从物我不分的混沌状态到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从自然规律支配下人的主体地位的压抑，到理性唤起的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当然，这种主体性生成或理性的启蒙，埋藏着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其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并转化为人与人的矛盾和对立。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最后，神话是早期人类控制自然，摆脱恐惧的重要手段。神话就已经是一种启蒙。“无论神话还是科学其实都表达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惧。”^[5]神话中神人同形同性，以神对自然的统治来代替主体（人）对自然的统治。这与启蒙中宣扬的人的主体性以及人对自然的控制一脉相承，因此说神话已经具有启蒙的性质。所以，才认为启蒙肇始于史前时期的神话时代。整部荷马史诗 “都是启蒙辩证法的见证”。因为荷马史诗能够体现神话与启蒙的密切关系。但随着启蒙思想的发展，启蒙开始变成为神话，就会导致自身的破灭。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发展也是《启蒙辩证法》对启蒙批判的一个维度，也正是启蒙变成了神话才使得启蒙又回归了它的原初状态，造就了启蒙危机。这与主体性危机、资本主义危机是同一个过程。

从对启蒙内涵的解析来看，《启蒙辩证法》以恐惧为起点，以主体性的确立为主线，建构其启蒙批判的理论体系，把恐惧、主体性、神话、资产阶级等要素融为一体，揭示启蒙危机、主体性危机、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法西斯制度产生和灭亡的必然性。无论是启蒙与神话的辩证发展，还是主体性的确立与危机；无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还是工具理性、资本逻辑造就的资本主义危机，其间都贯穿着恐惧和焦虑形式的变化逻辑。启蒙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摆脱恐惧，成就主体性的过程。这既是启蒙的运动和发展主线，也是对启蒙展开批判的逻辑。

“恐惧是人类原初的情感，所以，从恐惧出发，可以解释一切原初的罪恶和原初的道德。”^[6]485-486作为人类原初情感的恐惧会伴随人类发展的全过程。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变化，恐惧对象和恐惧形式也会发生变化。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恐惧形式大概经历了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的变化，从恐惧异在他者，转向恐惧人本身。恐惧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摆脱恐惧的途径就不同，克服恐惧的文化理想也就不同。恐惧对象、恐惧形式、摆脱恐惧的思想文化和方法途径之间的协同变化共同构成了恐惧发展变化的逻辑。

人类最早的恐惧是自然恐惧，它是一切恐惧的原型，是最原始的恐惧状态。自然恐惧是就恐惧对象和恐惧产生的根源而言的，是自然引发的恐惧，指的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恐惧，包括自然存在的万事万物，有时也称为宇宙恐惧。自然恐惧是一种非人为的存在性恐惧。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讲，是有限的人类活动范围和生命相对于广袤无垠、变化多端的自然而言，对异在他物变化、不确定性，对自身的先天能力不足、死亡等感到恐惧。自然恐惧是 “面对无限宏大与无限强大时的恐惧，面对星空、群山、大海时的恐惧，对宇宙剧变、天灾的恐惧。”^[7]50“伴随着陌生之物的是危险、不安、忧虑，……第一冲动就是消除这种令人难堪的状况。”^[4]人们摆脱自然恐惧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以情感、信仰为支撑的宗教路径，包括神话、宗教、巫术等方式；二是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理性路线。史前时期人类克服自然恐惧的主要方法就是宗教神话。尼采认为 “正是这种恐惧迫使人们许多世纪以来，对存在做出了宗教上的解释”^[8]92-93。当人类无力认识自然、控制自然时，就借助于神的力量来帮助人类。最先出现的就是万物有灵思想主导下的自然神。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各种自然存在的事物都有神性，由神来控制自然的变化，神与人类具有通感性。人类通过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转化。人类通过宗教仪式、巫术等手段进行人与神的交互，从而达到认识、约束和控制自然的目的。这从心理上来说多少能够降低人类的自然恐惧。“启蒙总是把神人同形论当作神话的基础，即用主体折射自然界。由此看来，超自然物，比如精神和神灵都是人们自身畏惧自然现象的镜像。”^[1]4神话是人们消除恐惧的一种手段。启蒙的目的也是摆脱恐惧。从此种意义上讲神话已经是启蒙。神话塑造的神一方面是人类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精神形象，另一方面又成为人类恐惧的对象。因为在人与神的关系上，神是居于主宰和支配地位的。“启蒙运动认为，在一般概念的权威下，仍存在着对神灵鬼怪的恐惧，通过把自己装扮成神灵鬼怪，人们试图对自然发挥影响。”^[1]4因此，神话和宗教方法并不能使人真正摆脱自然恐惧。

当人们发现宗教神话路径并不能使人真正摆脱自然恐惧，人们依然恐惧自然神、恐惧上帝、恐惧超自然的力量时，克服自然恐惧的任务就落到了 “理性” 路线上。因此开启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理性启蒙之门，完成了启蒙从神话到科学理性的转变。认识自然、控制自然、摆脱自然恐惧、成为主人，批判、反对神性，反对宗教统治，宣扬人性，成就主体性，宣传民主、自由、平等就成为启蒙理性的主要内容。启蒙的工具是知识和逻辑。启蒙使人从自然主体、神话学上的肉体、血液或灵魂变成先验的逻辑主体，变成理想化（逻辑化、公式化）了的理性联结点。启蒙理性打开现代科学技术之门，对封建统治、宗教统治的批判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资本逻辑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使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如鱼得水。人们对自然认识的界限一再被打破，技术的瓶颈一再被突破，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水平和人类物质财富的记录一再被刷新。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实现对自然的认知、控制，降低由于无知造就的自然恐惧，启蒙的任务和目标得以实现。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一度乐此不疲地享受统治自然带来的快感，满意于取得的胜利果实和生活条件，自然恐惧开始转变为恐惧自然的生存状态，即恐惧再回到史前时期的自然状态。“对文明而言，纯粹的自然存在，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极端的威胁”^[1]24。

当启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摆脱自然恐惧之后，却引发了人们新的恐惧——技术恐惧。技术恐惧是技术问题引发的人们对技术的恐惧，是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反映。它“表现了人与技术之间的一种负相关关系，这种人与技术的关系可以表现为对技术感到不适、消极接受甚至抵制技术、对技术持否定态度、与技术产生摩擦直至破坏技术等方面的心理和行为模式。”^[9]33人类对自然的恐惧产生了消除自然恐惧的冲动。这一冲动铸成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现代技术恐惧主要是由技术风险引发的。但其根源于启蒙思想唤起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冲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与技术的异化关系。启蒙为技术恐惧产生创造社会环境，人和技术要素与社会环境条件的叠加，放大技术的风险效应，激化人与技术的矛盾，激发人的技术恐惧情绪。技术恐惧渊源已久，只不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与自然恐惧是交织在一起的。古代的技术恐惧主要表现为由于人的技术认知导致的人对技术的轻视、贬低和排斥。由于人们不能认识技术的本质，又体验到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有效性，因此就神秘化技术，视其为具有超自然或超人性。认为技术会破坏自然秩序，不符合神或上帝的旨意，甚至会亵渎神灵和人性。并认为技术行为是恶的，是低贱的。“于是，技术令人不安了：它以普罗米修斯或浮士德的方式把宇宙的秩序搞乱了；它释放出或有可能释放出一种在我们身上或身外难以估量的力量；一种与某一正统的伦理截然相反的权利意志在技术中膨胀起来了。至此，技术恐惧症已经延伸到了神话的领域，即整个宇宙的范围。”^[10]6-7从而也就有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眼中 “低贱的机械技艺”、《礼记》中的 “奇技淫巧” 等古代技术恐惧现象。显然，这时的技术恐惧与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推崇有着莫大的关系，亦即是隐藏于自然恐惧之中的。随着启蒙理性的推广，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号召下，人们不再满足于自然状态，不再对自然言听计从，甚至不再相信上帝的力量。科学技术理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相互推动，强化人定胜天的信念，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自然沦落为被人类剥削和奴役的对象。人们再也不像神话和宗教时代那样服从自然、恐惧自然了，也不再担心技术对神灵和人性的亵渎。显然，启蒙理性削弱甚至消解了古代的技术恐惧形式，却催生了现代技术恐惧。现代技术恐惧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技术时代给人们带来的技术适应性问题。也有人称为适应性疾病。现代技术恐惧是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结合造就的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人与人关系异化的结果。科技、资本与权力结合形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控制力：一方面实现着人对自然的控制，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自然环境的每况愈下，并发展为生态环境危机，使人们把破坏环境和公众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直接指向技术，由此产生技术恐惧；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控制实质是人对异在他者的控制，这种他者由自然开始转向他人。因此，对自然的控制又进一步演绎出人对人的控制，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与权力的帮凶，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也使得无产阶级把生活贫困、失业和道德沦丧归因于机器或技术，并引发了人们对机器的厌恶情绪和破坏行为。这两个方面反映到社会层面就形成以理论抨击见长的浪漫主义运动与以实践行动为主的卢德运动以及后来的新卢德主义运动。它们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1]5这是启蒙发展的辩证法。启蒙使人们从神话中走出来，自己又变成神话，使人们退回到神话时代。似乎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这不是更高意义上的回归，而是一种自我摧毁。所以才展开对启蒙的批判。在启蒙批判的基础上批判由启蒙唤醒和激发的科学理性、工具理性，以及启蒙成就的主体性，由此再波及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层面，最后影响到伦理道德、社会生活、文化工业、反犹主义与法西斯统治等具体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启蒙辩证法》的批判理论是围绕启蒙展开的，是多层次、多领域的系统和全面的批判。这一批判有着严密的逻辑路线，那就是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的变化逻辑。

启蒙从神话中确立，再驱除神话，最后又退回到神话，使人类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这是启蒙的辩证发展过程。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启蒙不倦地自我摧毁，应从启蒙本身去找原因。启蒙精神的最终堕落与毁灭并不是外力导致的，而是启蒙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启蒙之始就为自己的后续发展埋下了毁灭的种子。随着启蒙的发展，毁灭的种子也在生根发芽并最终自掘坟墓，把自己埋葬。启蒙从神话开始，消除神话又回到神话的演变基础是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的转变。这一过程就已经包含启蒙的未来危机，主要从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进行解读。

第一阶段是消解自然恐惧，在神话中崛起的启蒙及其问题。根据《启蒙辩证法》的解读，启蒙源于人们摆脱自然恐惧的理想。自然恐惧的根源在于人们无法摆脱自然对人类命运的支配，缺乏有关的自然知识和控制支配自然的能力。启蒙就是为了摆脱自然恐惧，寻求自我发展的确定性，确立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主体性。整个人类文明的心理基础是自然恐惧。人们克服自然恐惧的首选路径是神话。它是人类有意识地去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控制自然的最初尝试。神话并非是杂乱无序、非理性的主观想象与编织。它是有逻辑贯穿其中的，它已经初步显现了人类理性的在场。维柯认为，“神话故事在起源时都是些真实而严肃的叙述，因此 mythos ( 神话故事) 的定义就是 ‘真实的叙述’”^[11]454。神话的真实叙事性，使得其在史前时期担负着历史的记录重任，发挥着近乎科学理性的功能。为什么启蒙要极力去粉碎神话、消除神话的影响呢？这依然是源于人们内心对自然的不安与焦虑。神话虽然包含着人类最初的理性，但其想象终究不能给人以确定性的知识和信念。神话消除人们恐惧心理靠的是祈祷和虔诚，是人通过改变自我去适应自然环境，是对自然的屈服，并且还增加了人对鬼神的恐惧。“众神无法使人类摆脱恐惧，因为他们为人类带来了惊诧之声，就像他们的称谓一样。人类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1]11因此，神话中彰显的人类最初的理性在神话形式下并不能冲破神的束缚，得以发扬光大。启蒙要使人类的理性之光得以普照，并通过理性给人提供确切的知识，再通过知识去改变人与自然的不对等关系。由改变自我到改变自然，由对自然的适应转变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以此来消除人们对自然的恐惧。启蒙精神追求一种使人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从启蒙的出发点来看就是要张扬理性，控制自然，对自然祛魅，消除自然恐惧。问题是在启蒙祛魅和消除自然恐惧的同时，也消解了人们对自然应有的敬畏。这成为以后各种矛盾和危机滋生的温床。所以，启蒙堕落的苦果在启蒙之始就已经孕育。

第二阶段是催生技术恐惧，启蒙向神话的回归与自我摧毁。启蒙的初始阶段，启蒙对抗和摧毁神话的手段，就是神话的手段。“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运动推翻神话想象依靠的是内在性原则，即把每一事件都解释为再现，这种原则实际上就是神话自身的原则。”^[1]P8启蒙精神消除神话和自我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源源不断地接受来自不同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批判。因而，启蒙原理也随着批判不断地被颠覆和变化。但有一个基本信念并没有因批判而消失，那就是只有使自己也像神话那样，使人们信仰和膜拜，启蒙精神才能长期存在。“最终，精神概念、真理概念，乃至启蒙概念自身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1]8这就为自己以后向神话回归，陷入危机开辟了道路。因此，“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1]5正是这一信念，使启蒙过度地宣扬理性，依赖理性，甚至神话理性，并把人类带入到理性支配的世界。“为什么在理性支配的世界中，人类没有真正进入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12]这是因为，启蒙唤醒和宣扬的主要是科学技术理性，其赖以支撑的手段就是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理性的过分信赖就导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脱节，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工具合理性不断增长，而价值合理性不断退化。在此种情势下，工具理性没有了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束缚，形成工具合理性霸权，价值合理性遭到贬抑。启蒙精神把理性管理世界的模式与神创造世界的模式等同起来，工具理性与神一样成为自然界的主宰。科学技术的支配和控制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们为了一己私欲，为了追求物质享乐，凭借科学技术对自然巧取豪夺、肆意践踏，对生态环境横加破坏，导致了自然界对人类的疯狂报复。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控制本性还转化为统治和支配意识。这种意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成功又被复制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中去，科学技术又变成了对人的统治工具。所以说，启蒙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以征服、支配自然为出发点，以科学知识万能、技术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社会历史进步为目标的乐观主义文明论。”^[12]无论是科学技术造就的生态环境危机，还是工具形态的科学技术对人性的控制和压抑，换来的都是人们对技术的抵制和破坏，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非人性化的控诉和批判。因此，人们由原来对自然与自然神的恐惧，变成了对理性尤其技术理性、“人造神（技术神话）”的恐惧。

由此可以看出，启蒙精神为了使人类摆脱自然恐惧，尽力祛除自然之魅，消除神话。但在祛除神话的同时却神话理性，制造工业文明的神话，又把工具神话推广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拜物教”。泛灵论使对象精神化，工业文明却使人的灵魂（精神）物化。人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主客体关系的异化为代价的。不仅如此，“随着灵魂的对象化，人与人的关系本身，甚至于个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也被神话了。”^[1]21这就是启蒙辩证法，本来是使人类摆脱自然恐惧，成就主体性，消除神话和迷信，获得自由和解放，但却制造了新的技术恐惧。人成为了自然的主人却沦为技术的奴隶，创造了新的神话和统治，追求自由换来的是新的奴役。因此，启蒙精神以把人类导入了新的野蛮时代而隐喻着自我否定和堕落。

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的启蒙辩证发展脉络为《启蒙辩证法》批判理论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逻辑基础。正是按照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的变化逻辑，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展开了对启蒙的批判、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构起从观念到制度和生活的系统批判理论。启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认识—理论维度，主要通过宣扬启蒙理性改变人们的认识，改变社会认知，使启蒙思想内化为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形成启蒙文化价值观。二是实践—现实的维度，主要通过付诸具体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变革，改变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制度，表现为行动上的启蒙运动及其造就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启蒙辩证法》沿着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的主线，重点批判了这两个维度发生的背反效应：即精神层面向神话的回归，社会现实向新野蛮时代的堕落。通过启蒙摆脱恐惧的初衷并没有兑现，而是引发和陷入了新的恐惧。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的变化，是启蒙的直接结果，也是启蒙辩证法的生动体现。这一变化的实质可以抽象为两大关系的变化，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启蒙危机以及对启蒙的批判也表现在这两大关系的变化上。

恐惧之于人，犹如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最原始、最强烈的情绪就是恐惧，而最原始最强烈的恐惧就是对于未知的恐惧。”^[13]32恐惧是人类进步的原初动力，也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可以从精神和器物两个层面体现出来。从精神方面来看，人类最初对宇宙万物的恐惧会激发人们去认识万物，思考万物运行的规律，催生有关万物的知识和强大的人类心理。从器物层面看，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对物质需求不能满足的恐惧会促使人类提升自己的物质生产能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壮大自己的物质支配能力。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塑造，从而使人类的精神和物质水平都得以提升。恐惧是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体现。早期的自然恐惧主要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自然处于主导地位。由于人对自然万物的恐惧而主动去寻求与自然的一致性，人们摆脱恐惧的方法就是适应自然。无论是宗教神话中对神的祈祷，还是通过巫术保持与自然的通感，都属于此。人们敬畏自然，适应自然的关系反映在世俗层面，就是人对代表神或上帝意志的统治者的敬畏和屈服，承认自己被统治的命运。这又是自然恐惧背景下人与人关系的生动体现。其间神话英雄的反叛故事，就是人们对自然、对神、对奴隶主和封建主反抗精神的昭示，是被压抑的主体性的显现，也是人类理性发出的光亮。正是有了这样的理性之火，才引来了启蒙的燎原之势。于是“自然状态的恐怖驱使充满恐惧的个体聚集在一起，他们的恐惧上升到了极点；这时，一道理性（ratio）闪光闪现了，于是，新的上帝突然间就站在我们面前。”^[14]68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启蒙辩证法》主要是站在人民群众或普通公众的视角进行批判的，无论是对启蒙精神的批判，还是对工具理性、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的批判都是如此。符合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在启蒙精神的昭示下，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的恐惧由潜意识到显意识，由潜能变为实际的控制和支配能力。启蒙精神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而且还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康德告诉我们：启蒙所需的不仅是理性，更是使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启蒙理性不是创造理性，而是彻底激发和依赖理性，“在所有事物中，恐惧能最有效地扰乱我们的理性思考。”^[13]33所以，启蒙理性要使人类摆脱恐惧，为启蒙开辟道路的是科学技术。但启蒙并没有使人类实现真正的人性完善，因为科学不考虑人生存的意义，而只服务于其统治功能。科学知识与道德的背离成为不争的事实。正如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在《启蒙辩证法》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按照启蒙理性和科学的逻辑展开的，即数学和逻辑的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所以，才有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的控制和戕害。并且这种控制逻辑和控制思维成为资产阶级的行动指南，并把其贯彻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所以说 “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1]4这也是启蒙精神摆脱恐惧的方法之一，那就是增强主体能力，贬低异在他者，通过理性与科技手段，主体性得以确立，能力得到强化，并运用工具理性首先把自然贬低为低级的存在，然后是他人和社会，只有理性主体才是唯一重要的中心。 “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力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1]6。启蒙对理性的过分自信和依赖，对主体的神话，带领人类多次走向歧途。经济上生产率的提高使技术装置，和支配这些技术装置的社会集团，制造了大量的剩余人口。个人面对经济权力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同时，科学技术受资本逻辑的影响，也变得唯利是图，经常会为了利润而牺牲环境和人的身心健康。启蒙唤醒的理性只服务于特定的经济结构，是经济结构的单纯协助手段。“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1]23所以，通过启蒙运动换来的工人自由是 “要么饿死，要么自杀”^[15]175。无论是科技造就的生态环境危机，还是其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人的生命健康的威胁，都会导致人们对科学技术感到焦虑和不安。这种现象就是技术恐惧。“阿多诺的 ‘文化工业’ 批判遮蔽了工具理性价值，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恐惧主义。”^[16]因此，以摆脱恐惧、消除神话、追求自由解放为纲领的启蒙并没有如愿以偿，而是带来了新的恐惧、神话和统治。“启蒙消除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即绝对的君王统治，但同时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与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1]9这就是《启蒙辩证法》围绕恐惧展开的启蒙批判逻辑。技术恐惧相对于自然恐惧而言，主要表现为人造恐惧。相比于自然恐惧反映的人与自然关系而言，技术恐惧主要表现为以技术为中介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会反映在人与自然层面。而其间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都是为了揭示启蒙精神批判下的不同层面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

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的批判逻辑还包含着对确定性寻求失败的批判。自然恐惧的一大主因就是人们对自然的无知和自然给人们带来的不确定性。“通过思维人们却似乎可以逃避不确定性的危险”^[17]4。所以，启蒙使人们摆脱恐惧的途径就是，通过理性给予人类确定的知识，变陌生的自然为熟悉的自然。科学理性用因果性、必然性解释恐惧，以使异在他者的世界，即未知、陌生的天然世界，变为遵循严格必然秩序的世界，即已知、能知和熟悉的人化世界。理性的世界是一个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秩序运行的世界，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世界。这样就可以消解因不确定性而遭致的自然恐惧。在阿道尔诺看来，主体形成之前的史前时期，人类充满着自然恐惧，经过启蒙理性点亮世界，成就主体性，世界不再黑暗，不再无序可循。这似乎使人类变得踏实而不再恐惧。但事与愿违，理性世界主体面对的异在他者更加强大，科技理性极大地放大了人类的认识和实践领域，分工和知识的专门化产生了极大的认识壁垒，陌生事物和领域越来越多，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世界充满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更多的技术风险，主体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因此，启蒙精神消除自然恐惧的同时造就了技术恐惧，工具理性使世界变得既熟悉又陌生，用以寻求确定性的科学技术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是启蒙辩证法批判逻辑的又一重要体现。

对于《启蒙辩证法》及其对启蒙的批判学界褒贬不一，看法各异。但多数观点都比较认可它以批判和解构见长，似乎少了些建设性的观点和想法。这也是被后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沿着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的批判路线，就能更好地理解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的启蒙批判思想，也许能够从中读出其隐含的积极意义。在认识到他们对传统启蒙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同时，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新的启蒙路线，即传统启蒙为了摆脱自然恐惧，对自然祛魅，引发了技术恐惧。而解决技术恐惧问题就需要再启蒙，对技术祛魅。因此，启蒙并没有结束，也没有失败和毁灭，只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才招致对启蒙的批判。启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符合社会进步和人类本身追求自由解放的发展规律和目标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对启蒙进行批判和反思也是无可厚非的，启蒙过程中确实存在过度理性化、非人性化，背反启蒙目标的现象。但这一切都需要在一定限度内展开。启蒙过度会导致背反效应，但把一切都归罪于启蒙又有越俎代庖之嫌，启蒙会代人受过。

《启蒙辩证法》批判启蒙导致从祛除神话到复归神话，从成就主体性到主体性的异化，从对自然的恐惧到对自然的霸权，从对自然的霸权到对人的霸权，从而走向堕落和自我摧毁。似乎启蒙陷入了死循环，没有解决问题的出口。也有人称之为启蒙悖论。所以启蒙辩证法才得出“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1]1的结论。由此，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对《启蒙辩证法》持否定性判断，认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完全否定启蒙，是对理性持彻底的悲观态度，具有尼采式虚无主义的风险^[18]127。实际上这样对《启蒙辩证法》进行评价是不公平的。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并非完全否定启蒙。他们也是想通过对启蒙的批判为启蒙寻找新的道路，完成对启蒙的拯救。因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的‘前言’中曾明确说，‘这里对启蒙所做的批判，应该为一种肯定的启蒙概念做准备，以将其从盲目统治的纠缠中解救出来’。在《启蒙辩证法》完成之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紧接着讨论写作另一本关于辩证法的著作，其主题正是‘启蒙的拯救’。尽管这最终成为一个‘未完成的规划’，但其纲领是明确的，即通过彻底的自我批判来释放启蒙理性的潜能。”^[19]所以，《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批判并没有把启蒙引向死路，而是为启蒙找寻出路。按照从自然恐惧到技术恐惧的演变逻辑来审视《启蒙辩证法》的批判理论，就能更好地揭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良苦用心。启蒙精神把摆脱恐惧、成就主体性作为自己的纲领，并非摆脱的仅仅是自然恐惧，也并非成就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主体性，启蒙在帮助人类战胜自然恐惧，确立主体性之后，引发技术恐惧和主体性的异化，催生新的霸权和奴役。但这并非启蒙精神的终结。启蒙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其批判精神和运用理性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能力，启蒙的真谛在于对人类理性潜能的不断发掘。“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1]2所以当人类面对新的发展问题时，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依然是启蒙给予的理性方法。

启蒙精神催生了技术霸权与技术恐惧。技术恐惧问题的解决又需要启蒙精神、需要走理性之路。从自然恐惧到到技术恐惧，再到对技术恐惧的治理，是启蒙辩证法的重要体现，也是启蒙的必由之路。技术恐惧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面对的一大社会问题。其实质是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反映。这种人与技术的关系又叠加着人与人的关系。因为技术产品凝结着人的某种意志，因而人对技术的映像会投射到人对人的关系中去。技术恐惧问题的治理需要和谐的人技（人机）关系，和谐人技关系的建立有赖于正确理解技术的本质，有赖于技术的人性化发展，有赖于负责任的技术创新。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技术恐惧问题的解决需要改变传统启蒙理念下工具理性的技术定位和资本逻辑锁定的技术创新路线，需要再启蒙对科学技术进行祛魅，从新厘定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功能。

传统启蒙是以“人神关系”为批判和反思对象，揭开神的面纱，去除神的魔咒和神对人的控制，扶正颠倒了的人神关系，消解人的自然恐惧。虽然人类依然免不了战争和压迫、剥削和苦难，人们依然面临着制度危机、生态危机和风险社会困境，但启蒙使人学会理性思考，追求知识和自由，质疑权威和教条，张扬个性丰富人性。这是启蒙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也是再启蒙的方法指南。再启蒙以“人技关系”为审视对象，需要纠正传统启蒙异化了的人与技术关系，让人与技术向各自的本性归位，重塑人的主体地位，科学应对技术恐惧。技术恐惧是人与技术关系的负性表达。技术恐惧治理的关键是和谐人技关系的建立。而和谐的人技关系需要公众对科技的理解和公众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所以，正确应对技术恐惧进行再启蒙，首先就是进一步满足启蒙精神激起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做好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工作，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其次，和谐的人技关系除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还需要科学善待公众。因此，再启蒙需要正确处理好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打开科技的向善之门，开辟人性化的技术发展道路，让科技工作者始终坚持负责任创新，使科技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再启蒙需要为科技发展点亮“惟人万物之灵”和“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性光辉。无论何时科技都应以服务于人类为宗旨，而不是相反。有了这样的科技发展理念就会消除人与科技的对立，从而降低人的技术恐惧情绪。再次，再启蒙是揭掉科学技术的神秘面纱，消除人们的技术神话，消解技术拜物教，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技术现象，启迪人们要学会用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理性能力，学会两条腿走路。让科技理性有价值理性的指引，价值理性有科技理性的推动，二者有机融合推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再启蒙与传统启蒙精神不同，传统启蒙一心要根除自然恐惧，再启蒙不是一定要消除技术恐惧，而是要使技术回归它应有的位置，使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看待技术恐惧现象，不为之所累。现代技术恐惧并不完全是阻碍科技社会进步的精神枷锁。适度的技术恐惧是保证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警醒剂。技术恐惧也不需要终止启蒙精神和启蒙路线，而是不断呼唤新的启蒙。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必定还会不断地被启蒙，保持理性之路常青。

以技术本质与功能的改变催化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改变，新的发展理念促成新的人技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新的启蒙理念下人、技术、自然、社会之间的协同发展。当然，再启蒙并不是对传统启蒙的终结，而是充分利用传统启蒙留给人类的财富，发挥传统启蒙的价值，祛除蒙蔽人类认知的干扰因素，消除人类发展的各种限制和屏障，使人类认知和实践合乎人与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律，再一次解放人，为进一步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