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有效参与是践行生态公民权利与义务的体现，更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生态文明思想在社区层面落地的关键环节，提升居民参与程度是社区环境治理成功的重要内容^[14]。Feola等^[15]认为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体现在认知、意识、态度及行为转变等多个方面；Berthold等^[16]从居民绿色消费、清洁能源使用等方面表达居民环境行为。张倩等^[17]、刘玲等^[18]认为居民参与方式包括生活、消费、社交及休闲等不同维度；林永生等^[19]从垃圾分类、重复使用塑料包装、环保捐款、环境宣传与教育、环保投诉等方面表征居民环境行为，并使用得分平均值度量参与程度；武照亮等^[20]从居民认知与态度、参与意愿及实际行为三个维度评价居民“无废社区”建设参与水平。但提出的社区环境既包括社区空间内的公共环境，也离不开居民家庭内的私人环境，因此社区环境治理是以社区为基础，依托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主体力量应对诸如环境污染、空间营造、能源节约、环境教育、社会监督与调查、绿色出行等社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内的环境服务与管理^[21]。公共领域多基于志愿行为来解决社区面临的环境问题，私人领域多是在考虑自己及家人的基础上实施的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环境行动，由于表现形式、约束方式、利益相关性等的不同，居民参与程度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有必要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评价居民参与过程并对比参与程度的不同。

国内外已有文献表明，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环境认知与态度、地方依恋、人口学特征等内在因素及社区设施、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措施等外在环境因素。目前大量研究集中于对内在因素的讨论，相似的结论是环境认知水平越高，态度越积极，参与水平越高^[22]；对自身健康越关注，参与水平越高^[23]；对居住地归属感与依恋度越高，参与水平越高^[24]；相比男性，女性居民普遍具有较高的参与水平^[25]；受教育程度水平较高，居民群体具有更高的参与水平^[26]；此外居民年龄、收入水平、职业类型等也是影响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方向具有不确定性^[26-27]。社会认知理论表明，外界环境在塑造人的行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为嵌入社区情境中，成为影响居民参与过程不可忽视的因素^[28]。熊琳等^[29]的研究显示行政权力、社会分工及人情关系等是影响多主体协作治理的重要外部因素；陈绍军等^[30]研究表明，社区硬件设施、推动措施显著影响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此外，社区制度环境、社会资本、治理要素等也是社区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探究其对居民环境行为及影响的作用。

居民参与的影响，即有效性评估逐步引起学术界关注，但对其评价标准、研究结论等存在一定分歧。大部分研究表明，居民参与利于提升环境治理效果，并主要从政府环境治理行为、企业环境治理行为及环境质量改善三个维度讨论居民参与的影响。郑思齐等^[31]研究体现了居民参与利于促进当地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王梓慕等^[32]发现居民环保信访等参与行为利于工业企业减少废气排放；李子豪等^[33]研究发现居民参与通过监督政府政策制定和实施对环境质量改善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也有研究^[34-35]发现，由于居民参与程度偏低，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有限。然而目前对居民参与是否对其自身产生影响，是否提高环境治理满意度等研究尚显不足。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是在社区场域内为维护共同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但由于居民参与过程中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且对社区组织及其环境治理工作的互动关系与理解程度不同，进而不同居民参与之间存在一定异质性，并影响到自己对自身参与效果和社区环境治理工作的预期感知，较高的满意度评价对提升参与积极性、避免集体行动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探究居民参与对其参与效果满意度及对社区环境治理效果满意度的影响。

已有文献对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为评估、因素识别及影响分析的研究较为缺乏，不利于形成对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客观认识。基于此，文中借鉴Sabatier等^[36]、Barclay等^[37]的公众参与评估方法，提出“情境—过程—影响”分析框架，其中“情境”是居民在社区空间内面临的各种现实处境，包括其能够控制的“手段”和无法控制的“情境条件”，即个人行动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自身的主观选择，并受到客观情境的约束，用来解释外部情境对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过程”和“影响”的作用。“过程”是居民围绕社区权力配备、资源配置和权力行使而开展的一系列环境治理活动，体现了居民参与的具体内容、主体角色及行动力度。“影响”是居民参与的结果，用来评估居民参与的有效性。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不足，本文“情境”包括社区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及治理要素三个方面，“过程”包括以社区居委会为代表组织的公共领域的环境参与行为及以居民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的环境参与行为，“影响”主要探究“情境”与“过程”对其满意度的作用，以“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效果满意度评价”及“居民对社区环境治理效果满意度评价”两个指标来衡量。

首先，“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过程”和“影响”具有重要作用。第一，居民作为社会个体必然置身于一定的制度体系中，其社会行为也将受到制度环境的激励、约束和限制^[38]。社区制度环境旨在引导居民关注社区环境问题和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起到一定价值引导作用，利于促进居民提高环境治理行动力度^[39]；同时相关制度在运行与发挥约束和规范作用中，使得居民对社区环境问题、环境治理政策与规则等更加了解和理解，增强了参与环境治理的认同感，进而利于提升满意度。第二，社区是居民生活、活动和情感依托的重要空间共同体，居民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社区社会资本可通过居民之间及居民与社区管理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与信任关系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社区环境认知，进而促进集体行动的达成，提升环境治理行动力度^[40]；同时居民社区社会资本水平越丰富时，越容易与周围人及社区管理者之间建立牢固的社会关系，更容易增强社区环境治理认知，促进其理解和支持社区环境治理，并增强其参与环境治理的成效感知，进而提高满意度^[41]。第三，中国城市社区仍处于转型和发育中，居民未完全成长为独立的行为主体，环境宣传教育、社区社会组织、畅通的交流与反馈平台等成熟的社区治理要素为居民提供了多样的参与渠道和路径，利于提高居民参与主动性，增强社区环境治理认知，进而提升参与力度^[42]；同时成熟的社区治理要素增强了居民在参与“过程”中的体验感，利于激发对自身参与和社区环境治理效果的认同感，进而提高满意度。其次，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过程”是其表达利益诉求与期望，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重要体现。居民参与范围越广、程度越高，自身诉求和期望越容易得到满足，环境权益也越容易得到维护，同时居民在社区参与中，拥有更多与其他居民及社区管理者建立互动、互信关系的机会，使其更容易提高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提高满意度。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社区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及治理要素对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具有正向影响。

H2. 社区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及治理要素对居民满意度评价具有正向影响。

H3. 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动力度对其满意度评价具有正向影响。

H4. 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过程”在“情境”对“影响”的作用中具有正向中介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了图1的理论框架。

图  1  “情境—过程—影响”逻辑框架

为对比和分析中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质量状况下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为及治理理论的落地情况和差异，课题组选择太原市小店区、万柏林区、尖草坪区、晋源区、迎泽区和杏花岭区6个区及昆明市官渡区、五华区、西山区、盘龙区和滇池旅游度假区4个辖区和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作为调研地。太原市是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资源型城市之一，环境污染是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健康生活的重要因素，推动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昆明市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之一，相比太原市，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状况更好，但也存在水污染、固废污染等环境问题，推动居民参与环境治理也是非常必要的。

调查问卷包括居民环境及社会情境感知，环境治理需求，通过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和家庭层面参与环境治理情况，参与环境治理评价及个人信息和家庭背景等。在充分考虑地理位置分布、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选取调研社区，在被选中的社区中根据住户地址清单，随机抽取家庭，并列出被抽到家庭的清单，清单内容涵盖所在街道、小区和家庭门牌号，以便开展问卷调查，保证了抽样的科学性、典型性和随机性。共发放问卷2 200份，剔除数据严重缺失和前后矛盾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 896份，其中太原市1 038份（有效率86.5%），昆明市858份（有效率85.8%）。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第一，“情境”因素中制度环境包括当地政府环境政策制定、环境执法及居委会作用是三个潜变量；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三个潜变量；治理要素包括环境宣传教育、社会组织发育和意见反馈平台三个潜变量。所有变量均属于正向指标，采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5点量表表示，赋值为1~5。

第二，采用构建指标体系及赋值的方法评估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过程”，包括参与社区居委会组织的9类公共环境治理活动及9类自身和家庭的环境治理活动。首先，每一类参与活动赋值为1~5，表示“完全不参与”“基本不参与”“很少参与”“偶尔参与”和“经常参与”；其次，根据熵值赋权法确定各类参与活动的权重以减少人为赋权的影响，各类活动的标准化处理值记为$ {X}_{ij}^{\text{'}} $，权重记为$ {\omega }_{j} $；再次，将各类参与活动加权求和，得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得分$ {M}_{i} $；之后，将得分$ {M}_{i} $除以总得分，得出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行动力度$ {P}_{i} $，行动力度越大，居民参与程度越高。由各类参与活动权重可知，居民参与总得分为1，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总得分分别为0.56和0.44，分别记为$ {S}_{0} $、$ {S}_{1} $和$ {S}_{2} $，则${P}_{i0}=\dfrac{{M}_{i0}}{{S}_{0}}\times 100$，${P}_{i1}=\dfrac{{M}_{i1}}{{S}_{1}}\times 100$，${P}_{i2}=\dfrac{{M}_{i2}}{{S}_{2}}\times 100$。最后将居民总行动力度、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行动力度分别用1~5表示，其中1=0~20，2=20~40，3=40~60，4=60~80，5=80~100。居民参与行为构成及赋权如表2所示。

第三，居民参与的“影响”包括自身参与效果满意度感知和社区环境治理效果满意度感知两个指标，同样以1~5来衡量描述内容与实际情况的契合程度，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所有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在分析多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具有明显优势，由测量模型、结构模型两部分组成，测量模型反应潜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反应潜变量之间的关系^[40-41]。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式（1）为结构方程，$ \eta $是内生潜变量；$ \xi $是外生潜变量；$ B $是反映内生潜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路径系数；$\Gamma$是反映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影响的路径系数；$ \zeta $是残差项。式（2）是外生潜变量（自变量）的测量方程，X是外生观察变量组成的向量；$ {\Lambda }_{x} $表示外生观察变量与外生潜变量的关系；$ \delta $是残差项。式（3）是内生潜变量（因变量）的测量方程，Y是内生观察变量组成的向量；$ {\Lambda }_{y} $表示内生观察变量与内生潜变量的关系；$ \varepsilon $是残差项。

基于评估指标体系，计算得出居民在社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各类行为及总体平均行动力度（图2~图3、表4）。首先，在公共领域，两市居民平均行动力度普遍较低，大部分低于60%，尤其在“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及“圆桌对话”等方面参与不足，而在“环保宣教”及“具体行动”两方面参与情况相对较好；昆明市居民在各个参与活动中的平均行动力度高于太原市，尤其在“环保宣教”“具体行动”“政策实施”与“捐款投资”等方面差异较大。其次，在私人领域，两市居民平均行动力度远高于公共领域，尤其在“绿色出行”“爱护环境”“节能节电”及“拒绝浪费”等方面参与水平较高，而在“污染举报”及“环保捐款”两方面参与力度不足，尤其太原市居民平均行动力度仅达到60%；昆明市居民在各个参与活动中的平均行动力度高于太原市，尤其在“拒绝浪费”“垃圾分类”“污染举报”及“环保捐款”等方面差异较大。最后，两市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总平均行动力度约62%，其中太原市约58.23%，公共领域为47.82%，私人领域为76.68%；昆明市约66.36%，公共领域为54.67%，私人领域为87.25%；昆明市居民总平均行动力度及私人领域行动力度在1%显著性水平高于太原市，而在公共领域无显著差异。

图  2  公共领域平均行动力度

图  3  私人领域平均行动力度

由上可知，两市受访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平均行动力度偏低，特别是在公共领域中参与不足，且不同行为参与程度不平衡，在环保宣教、具体治理活动及家庭绿色出行、能源节约、爱护环境等较为简单方面的行动力度较高，而在环境社会监督、参与政策制定与实施、污染举报及环保捐款等较为复杂方面的行动力度偏低。

使用SPSS 20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问卷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在0.654~0.733，均大于0.6；临界值在0.602~0.715，均大于0.6，且问卷整体信度系数为0.704，表明问卷数据符合模型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要求。所有潜变量的KMO值在0.642~0.702，均大于0.6，问卷整体KMO值为0.684，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所有潜变量的各个观察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在0.635~0.832，均大于0.6，表明数据效度较好（表5）。

使用AMOS26软件检验理论模型的适配度，在初始核验结果的基础上基于变量间的理论关系及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MI）进行模型修正，最终释放3条路径（IE1和GE1、SC1和SC3及 IE3和GE3的残差），修正后的模型适配度结果如表6所示，表明修正后模型可进行假设检验。

基于研究假设和路径设计，运用AMOS 26软件，得到模型影响路径分析图（图4）和路径系数表（表7）。

图  4  模型影响路径分析图

首先，观测变量与潜变量的因子负荷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其中，制度环境的3个观测变量IE1、IE2和IE3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别为0.876、0.823和0.798，即政府制定与执行相关环境政策并对居民提供指导均显著利于完善社区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增强居民对制度环境的感知水平。社会资本的三个观测变量SC1、SC2和SC3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别为0.965、0.987和0.825，即居民对社区环境治理活动的了解和参与、对社区管理者的信任均显著利于提升社会资本水平。治理要素的三个观测变量GE1、GE2和GE3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分别为0.942、0.897和0.835，即社区开展环境宣教活动、促进志愿团体发育及畅通居民意见反馈平台均显著有利于完善社区治理要素。

其次，由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值可知，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对居民参与力度影响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407、0.662和0.489，且分别在5%、1%和1%水平上显著。表明地方政府与居住社区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与规范，利于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提高行动力度；丰富的社会资本利于增强社区环境治理多主体互动与交流，提高居民对社区环境问题的了解和支持程度，更可能具有保护社区环境、参与环境治理的情怀，进而具有更高的行动力度；社区环境治理要素的完善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参与环境，利于增强其环境价值观和社区情感依托，提高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和参与程度。该结果体现了“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过程”的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得证。居民行动力度对满意度影响的路径系数是0.521，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程度越高，越利于显著提升满意度评价，可能因为居民在实际参与中更利于表达诉求和期望，是争取和维护自身和社区环境权益的行为选择，同时有助于促进居民和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的良性互动，帮助居委会了解居民需求，增强彼此信任，在参与中切实感受自身行动对社区环境治理的意义，进而提升自身参与效果及社区环境治理工作满意度。该结果体现出居民参与“过程”对参与“影响”的作用，假设H3得证。制度环境并未对满意度表现出显著直接影响，而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对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68和0.357，分别在1%和10%水平上显著，表明居民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更容易了解社区环境问题并支持社会环境治理活动，进而增强成效感知、提高满意度；社区治理要素越完善越利于提高居民参与“过程”中的体验感和认同感，进而提高满意度；而制度环境可能通过参与“过程”进而间接影响居民满意度。该结果体现出“情境”因素对满意度具有直接和间接影响，假设H2不完全得证。

再次，由于制度环境对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制度环境对行动力度、行动力度对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表明行动力度在制度环境对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对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且对行动力度具有显著影响，表明行动力度在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对满意度的影响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行动力度在社区资本和满意度的关系中，中介效应为0.662×0.521=0.345，中介效应和总效应的比值为42.44%，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比值为57.56%；行动力度在治理要素和满意度的关系中，中介效应为0.489×0.521=0.255，中介效应和总效应的比值为41.67%，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比值为58.33%。表明“情境”因素对居民参与“影响”的关系中，参与“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假设H4得证。

此外，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情境—过程—影响”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还受到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文中选择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三个变量，通过多群组分析，验证其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首先进行不同群组的恒等性检验，以评估模型对不同样本群体的适用性，结果显示各指标均在建议值范围内，可在原模型上进行多群组分析。

多群组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看出“情境—过程—影响”的作用路径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和城市差异。女性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及昆明市居民群体的“情境”因素对参与“过程”及“影响”的作用及“过程”对“影响”的作用高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及太原市居民群体。表明相比男性，女性是当前社区环境治理中的主要力量，可能因为日常生活中女性在社区的活动时间更长，社区社会资本积累更丰富，且对社区治理要素的感知程度更高，进而对社区环境的关注度、参与度及环境治理满意度更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可能更有意识和能力去提升社会资本和了解社区治理要素，也可能具有更高的环境认知和参与能力，进而提高自身参与效果和社区环境治理工作满意度；昆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水平比太原市更好，社区社会资本培育、治理要素发展更加成熟，居民更可能具有更高的社会资本水平和社区治理要素感知，进而推动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并对满意度评价产生正向效应。不同的是，男性群体及太原市居民群体的制度环境对行动力度及满意度的影响高于女性及昆明市居民群体，可能男性更容易关注环境治理制度、政策和规范，并对自身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太原市作为北方城市，居民对政治环境的感知程度可能更高，进而对自身行为的影响更大。

人与资源环境时时互动中，其结果并不总是可持续的。部分人群可以长期以可持续的方式获取和使用资源，而有的人却在短时间内造成环境恶化，我们应如何解释人与资源环境互动中出现的不同结果呢？人口、经济、技术等是我们普遍接受的重要因素，但当前值得关注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治理的作用，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对推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区作为环境治理的社会型主体之一，对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关键意义，而居民是社区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居民参与行为及参与程度的高低是衡量社区环境治理是否良性运行、治理理论是否有效落地的一个重要标准。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如何度量和评估居民参与行为研究有限，多以单一或几个指标结合的宏观参与为主，对微观个人的行为评估研究不足；对治理理论的研究多是从宏观视角出发，缺少微观行为和过程研究。对居民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及治理理论的研究不充分难以有效指导社区环境治理实践。因此当前更需要加强细化研究，尤其对居民这一重要但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主体来说，厘清其参与行为及影响因素对推进政策完善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理论框架，采用太原市和昆明市的居民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两市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平均行动力度偏低，尤其在公共领域中参与程度不足，且不同活动参与程度差异较大，在环保宣教、垃圾分类等具体治理行动及绿色出行、节约能源资源、爱护环境等较为简单方面的参与情况良好，而在环境监督与举报、环境政策制定与实施等较为复杂和高层次方面的参与程度偏低。表明在以社区为场域的环境治理中，居民参与不足成为治理理论有效落地的障碍因素，需要我们重新考虑“多元共治”“公民治理”的可行性。（2）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满意度和行动力度受到“情境”因素的正向作用，满意度受到行动力度的正向作用，且行动力度在“情境”与满意度的关系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3）“情境”因素中社区社会资本和治理要素对满意度具有显著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而社区制度环境通过参与“过程”对满意度产生间接效应。（4）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的“情境—过程—影响”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城市差异。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行动力度，培育符合国情的社区治理要素将是推动治理理论有效落地和社区环境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举措。具体建议包括：第一，推动居民参与，提升行动力度。首先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增强居民在环境监督、政策制定与实施等公共领域的参与意识，并通过社区宣传栏、宣传册等方式进行合理的宣传教育，培育居民参与的社区文化；再次，推动社区公共服务与居民公共需求的契合，增强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利益关联，使广大居民具有更强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其次，社区居委会区应承担起应有的环境治理责任，注重对社区的情感投入，增强居民的信赖和认可；再次，重视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居住区域等居民群体的社区环境治理需求，通过网络、社区论坛等形式增强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居民意见表达与参与机制。第二，根据社区实际，培育必须的治理要素和条件。首先，进一步完善社区环境治理制度、政策与规范，循序渐进地加强制度环境对居民行为的引导和制约；其次，需要推动社区组织发展，在培育社区志愿团体、居民组织的同时，鼓励环保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的网络中，并增强彼此互动、交流与信任，提升社区社会资本水平；再次，积极营造完善的治理要素和外部条件，如优化环境宣传与教育、完善社区环境公共设施、畅通居民参与路径和渠道等。

文中聚焦于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探究居民的参与过程、情境的作用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在研究视角和思路上具有一定创新性，利于理解居民参与行为存在差异和不足的原因，揭开参与过程的黑箱，验证了治理理论在中国社区层面的现实应用，拓展了居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为研究的内容，为推动治理理论在中国本土化演变提供参考。同时，文中可能存在一定不足，如居民参与行为评估指标体系尚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情境”因素的识别可能考虑不全面，后续研究可考虑加入更多因素，如社区环保设施、居住区特征等，以提高“情境”研究的全面性和准确性。